問：教育最主要的任務是什麼？
答：教育的目標，對個人而言，是讓每個人都有求知的機會；對國家而言，是培育社會各方面需要的人才。這樣大的問題，還可以加上許多細節，如：
一、家庭和小學階段的教育，主要是在孩童幼年最敏感的時期，給他倫理、道德觀念，這些是他一生對社會惡風尚引誘力的「抗原」。
二、中學階段的教育，開始給予基礎知識的良好訓練，鼓勵他從多方面獲得廣闊的基礎知識，這樣學習「人文」方面的學生，不致於完全自絕於科學課程之外，反之亦然。此外，更重要的是引發學生對求知的興趣，培養他對事物的分析態度和判辨能力，將來才不會成一個人云亦云的人。
三、高等教育，理想應是「通才」與「專才」教育兩者皆備－－既提供通識(liberal arts)課程，亦提供實用、專門的課程，使學生有自由選擇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訓練學生，使他能自己獨立研索，繼續成長。
問：我們目前的教育目標、方向有無偏差？迎向二十一世紀前，教育改革首應建立何種共識？
答：我想我們教育部的教育目標，如果是在文字上，必是堂堂正正的。但問題不是字面的，而是我們教育的實況和若干年來政府的施為。
教育的「質」有問題
我們的教育有嚴重基本的缺失，即「質」的問題－－中學教育的質；大學的教學、研究、訓練的質。
為教育作基本性的改善(非表面性的修飾)，我們首應認識教育實況和問題的性質，及其嚴重性。沒有這個共識，如何的改善，根本無從談起。
問：現有制度下，我們會教育出怎樣的孩子？
答：中學教育的不正常，是人盡皆知的。學校、教師和學生將目標全放在應付聯招考試，拚命讓學生接受遠超過他程度的東西，使絕大多數的學生只知強記、不求瞭解，對學問了無興趣。
舉兩個事實為例。四年來，「丁肇中物理獎學金」甄試，都從聯考數理科成績最高的考生和資優保送生中，挑選最優秀的十多人參加，結果竟有無法取足名額的情形，因為我們發現，他們以基本知識來思考問題的習慣和能力普遍很弱。
高中階段訓練偏差，是影響大學生程度低落的重要原因。
七十八年四月，師範大學科教中心對各大學物理系應屆畢業生作物理學水準測試，試題為各校教授所擬，參加的學生有四百多人(占物理系畢業生總數的四六%)，測出的平均分數是二十一．六分(超過五十分的有六人；最高分一人為六十分)，成績之低，令人失望且驚異。由此也顯示我們大學的物理教學和學習，都有待檢討。這樣的問題，相信其他各系也差不多。
除此外，還有國中「放牛班」的問題。學生資質不一，是自然現象，但我們堅守按年齡入學分班，智愚參差，而制度中又無留級重習的機會，將所有的「問題」都留待畢業後。
問：該如何減輕教育不正常的現象？
答：解除聯招的壓力。幾年前我建議廢除聯考，倣效美國以中學成績向各大學申請入學，但聯考制度的「公平性」已深入人心，教育當局及社會，或由於惰性，或由於偏見，皆持「不輕言放棄」的態度，拒絕看看聯招的弊端。
十二年國教無意義
目前可行的辦法之一，乃大幅增加聯招錄取名額，增加的大學新生，可由現有各大學擴充設備、師資來容納，不宜增設新的大學。
而在大學的前兩年，應該給學生轉系、轉校的機會，並為成績顯示不適合接受「大學式的教育」者，安排轉入職業專科學院；一方面使學生獲得適其志向、能力的教育，另一方面使大學得以維持合理的學術水準。
問：前陣子，十二年國教的實施與否曾引起許多討論、爭議。這個辦法對於落實教育理想有何意義？何時實施較恰當？
答：我以為任何一項計畫措施。必先有「為解決某一問題」的目標。我們目前的高中、職校有空的學生名額，沒有國中畢業而無校可入的情形，而且台灣的家庭，幾乎沒有孩子讀不起高中。從報上，我看不到十二年國教的政策，是為解決那些嚴重情形而作的。當然，政府可以作這樣一個「政策」的決定，至於何時實施，則是「技術性」的問題，我也看不出對我越教育有何大意義。
問：小學階段雖沒有升學壓力，仍無法達到以啟發思考為主的理想，問題出在那裡？
答：教學必須用「啟發式」的，不是目前的「灌注式」。啟發式的教學，首先需要有此訓練的教師，其次需要「小」的班(每班不超過二十人)。這兩項要求都是目前我們做不到的。
問：在人文和科技間的調和日益重要之際，如何調整學校教育內容，彌補目前教育過於「偏專」的問題？
答：我國大學教育偏於「專門」性，可溯源到抗戰前，當時尚未設立研究所，所以在大學各系擠入許多較深的專門課程，這情形並未因大學研究所的設立而改變。
而且在高中裡，社會組的學生不再讀科學的課程，就已經開始分「人文」和「科學」，結果人文科學生在大專聯考時，數學成績普遍極差。
沒有大師級人物
教育部從民國七十三年開始實施高一的基礎科學課程，原意是使所有受大學教育的國民有較好的基礎科學知識，但大學聯考不考「基礎科學」，導致很多學校不教、學生馬虎的情形；這原是一個很好的構想，卻因為聯考不考，而使得效果落空了。
問：修改「大學法」的問題爭吵了兩、三年，到現在還沒達成共識，對此你有何看法？
答：我們的大學法，是不經巨觀遠見而制訂法規的一例，修法之議一起，先有「教授治校」，繼有學生參與校務會議、去除軍訓教官、公立大學「公法人化」、獨立於政府管轄權外等議題，許多建議動機，顯然是政治性的，實在不妥。
以「大學的特色」為例，其意義並不明確。一個大學的特色，應該是指該校學術成就和氣氛，培育人才制度的傳統等總和，是長期發展的「產物」，不是先有了「特色」，再來發展學校 除了先作開設學系的決定，但這並不是所謂「特色」的原意。
問：為什麼在台灣受教的幾代裡，尚未產生學術上的大師級人物？
答：台灣光復已經四十四年，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及國科會支持學術發展以來，也已三十年。我們仍很少有「大師級」的人，原因可能是沒有學術的傳統，而且整個學術環境沒有人帶領，缺少一種濃厚的學術氣氛。
具體原因包括，第一，「先天失調」。光復後，學術基礎薄弱，由大陸來台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或可稱為大師級的人物沒幾位。第二，「後天失調」，光復後的前二十年，政府無力於高級學術，學者學生多滯留外國。
近十多年來社會富裕了，政府也致力於學術了，但社會的迅速繁榮改變了社會風尚，也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六十年代初期，投考大專者的最高志願是基礎科學，這十多年來則是應用科技、工商管理、國際貿易等。
台灣的學術環境(設備、待遇、氣氛等)跟美國的差距大，我們人才多外流，這也是原因之二。
前些時候，有人說要在幾年之內培養出諾貝爾獎人才，說這話都是可笑的，是把學術發展比為經濟發展；談學術研究，要有環境、有錢，更得有人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