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如大江大海，無人能窺見全貌。唯一不變的是，「敵我意識」始終存在。進入文化部打仗1000天後，龍應台告別政壇。
過去的「敵我」之分，存於不同的國家、政黨間，如今，則是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九合一大選後的12月1日，龍應台宣布辭官。
聲明表示，她已帶領文化部走出第一里路，往後需陪伴將滿90歲的母親走完人生最後一里路。當前社會不信任的氛圍，讓她感到在「水泥地裡種花」。
完成6大法案 走出第一里路
做為史上第一任文化部長，龍應台稱自己是「工頭」，替國家的文化打地基。不到3年，帶領文化部完成包括「文創院設置條例」在內六大法案的立法或修法，堪稱內閣的「衝衝組」。
然而，台灣欠缺理性公共政策的論述空間，三年下來，關於龍應台的個人新聞不少，真正文化部政策的報導卻不多。
有些報導對她未盡公平，這是一種言論的「水泥地」。例如，立委陳亭妃曾痛批文化部以「藝術下鄉」經費補助中國劇團在中國表演，要龍應台下台。
網路留言痛批：「中國的狗官！」「龍太后還不下台嗎？拿台灣錢補助中國劇團，台灣真好野！」
事後證實，這是一場誤會，立委所稱的兩個中國劇團，其一僅是台灣京劇演員魏海敏赴中國表演的主辦單位，其二是向台灣國光劇團購買劇本授權。都是國內早有許多前例的商業行為，僅因附註標示而誤解。
為文官專業體系打下地基
在台灣政壇，還有太多不為人知的潛規則，也是另一種「水泥地」。
一位擔任30幾年公務員的文化部官員透露，有些首長為了不要讓立法院刁難，接受立委關說乃是常態。過去他在別的單位時，長官對於立委關說都是「直接交辦」，讓下面的人也頗感困擾，但龍應台則一律拒絕。
例如，曾有立法委員私下找上龍應台，要求文化部給某特定導演補助200萬，龍應台表示應透過輔導金專業審查。拒絕關說的後果，馬上反應在隔天的立法院，質詢時被修理，預算也被找碴。這名公務員感概地說：「從這點來說，龍應台還真的不適合當官。」
然而，若要了解文化部的第一里路怎麼走，真得走進辦公室實情境體驗一番。
這裡的主管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很正常。有司長血壓飆到200仍繼續工作，笑稱自己是「為國捐軀」。
文化部內部有個討論公務的WhatsApp「業務客廳」群組，從早晨到凌晨，龍應台的狀態幾乎永遠「在線上」，好像永遠沒睡覺，司長則隨時待命。
超級操的工作，也讓文化部的司長流動率頗高。兩年多，七個司長就換了19人次，頗受外界批評。對此，龍應台不避諱：「我要的是一支作戰的部隊，如果是想要看花、看雲的公務員，我不留人。」
龍應台標準有多高？文化交流司司長周蓓姬說，每一份報告，龍應台都要求地毯式的研究，一定要包括以下元素：盤點過去做法、現況分析、足夠業外諮詢與國際對照，預算要求KPI值。
部屬們戲稱：「好像念了三年的博士班。」好幾個司長表示，當了公務員快20年，從來沒有被這樣要求過。
建立文化事務官的專業，外界不易看到，卻是龍應台認為「打地基」的重要工程。「當我把打仗的部隊教會獨立思考、獨立部署戰略與落實方案，我就可以開心離開了。」龍應台說。
部屬：懷念最嚴厲的老師
雖然，平日文化部的員工被操得慘，看到「龍太后」就害怕。然而，文化部歡送會的那一天，卻好多同仁都哭了。
部屬們製作一部影片，一張張照片，細數1000天來的點滴，包含曾經為了編預算，超過凌晨1點，仍與同仁圍桌挑燈夜戰。
大家也回憶部內部流傳的「龍語錄」，平日開會與批閱公文的口頭禪，包括「立即！馬上！速！！」「請加強論述，立即檢討」「請先煮熟了（意即為消化過）再給我」，臉上還有眼淚，大家又笑了。
嚴厲的太后走了，不是應該樂得輕鬆？然而，部屬們卻反而覺得不捨。
文化部媒體公關組組長鄧美容說，
她很感謝龍應台，「很多長官只會罵做得不好，卻不會教我們怎麼做。龍部長卻是真正教了我們很多。」
已經快到退休年齡的王淑芳說：「當公務員30幾年，應該以後最忘不了的就是這三年。就像以前從學校畢業，最懷念的老師總是最嚴格的那一個。」
2014年12月7日晚上11點，文化部同仁手機接到一封龍應台訊息，此時距離龍應台不當部長還有一小時。
龍應台在手機那一端寫下：「午夜12點，我就不是部長了，告訴同仁我會準時關閉所有業務客廳App。今天最後一個『指令』：戰友們，有一件事我常常想到，但三年來一路打仗，沒機會說，那就是：希望主祕及綜規司∕人事處為文化部重新建立起『畢業同學會』的制度。」
她希望凡是從文化部退休的人，不管什麼職位，都可建立參與機制，因為他們都是文化部的「無形資產」，可擔任志工或提供諮詢。
她寫下：「機制一旦建立，一代又一代的同仁繼續做，文化部的『文化』就更穩固、溫潤、長久了。」
即使是離職的前一個小時，龍應台仍掛心「傳承」。
1000多個日子，龍應台對文化部的用力之深、用情之切，儘管不一定能被外界所理解，但她說，「能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低頭流汗服務，已是人生最光榮的付出。」
回顧部長任內1000天
政策是「深水工程」，再寂寞也要做！
龍應台入閣1000天，看見了什麼？擔憂什麼？下一步又是什麼？以下是《遠見》專訪精華：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作家時期，你對於政治必定有想像。實際進入政府後，你認知到的政治有何不同？
龍應台答（以下簡稱答）：進入行政體系內後，我最強烈的感覺是，民主的實踐，並不是只有選舉。
支撐民主這個大廈，有最重要的四根柱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
進入中央政府，從裡頭去看它的結構，發現在邁向成熟民主社會漫長的過程中，台灣有太多民主機制面非常粗糙、或根本沒打好基礎。這包括行政體系本身的問題、行政與立法，行政與司法和媒體這另外三根柱子之間的關係，都需深深探究。
立法凌駕行政 車輪轉不動
然而，目前整個社會所爭辯、媒體所關注、網路上流傳的議題，幾乎全部都被立法院和權力爭奪有關的新聞綁架，缺少真正的公共論述空間。
這些問題以前我是觀察者，這三年卻是每天煎熬著、燃燒著我的現實。
立法權與行政權原應是靠監督和節制而相輔相成的平等互動關係，事實卻是立法權凌駕於行政權之上；立法院怎麼變成了一條鐵鏈，綁住行政這個必須往前越野賽跑的車輪，讓它轉動不得？
負責重大決策的官員，一年365天有多少時間耗在立法議事的空轉中？2000多個法案，卡在立法院，奢談什麼社會進步，什麼國家競爭力呢？
而行政這根大柱的本身，問題也很多。讓我最憂慮的是目前的制度無法培育人才，更難以留住人才。一個國家的人才，應該被當做稀世之寶，像珍貴聚寶盆一樣把他聚集在一起，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能量。若人才在一個到處都是孔的盆子裡四處流失，國家是沒有希望的。
以政務官為例，政務官是國家最重要、負責為國家未來深刻思索的人。但我們的社會已形成一種強迫症似的「傷害政治」，事都還沒有做，就先開罵。毛治國都還沒交接，還不知道他的理念為何，已經萬箭穿心。在這樣以「傷害」為首要目標的環境裏，我很憂心一流的人才不願意獻身台灣。事務官在一個沒有尊嚴的環境裏，也紛紛提早離退。
此外，科技以倍數的速度改變社會，但是政府的運作卻跟不上。數位匯流改變了經濟的遊戲規則，改變了文化的價值傳遞，改變了民意的形塑和表達模式，每一個改變都在呼叫：政策要改變，做政策的方法要改變，與民意的互通方式要改變。
可是，我們文官體系的訓練，從考試院的考試結構、銓敘部的銓敘方法，到各級政府的公務員培訓，都還是老方法、老觀念，社會的數位劇變進不去文官的養成系統。
盼台灣找回安定力量
問：面對民眾對施政「無感」，覺得文化部沒做事，你如何回應？
答：哎，我就是來做「深水工程」的！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一樣。我在台北市政府工作時，修復22個古蹟，把一個一個廢墟變成藝術電影院或藝文中心，那些都是普通人看得見、看得懂的「亮點」。但是，中央政府是做政策的。譬如說，我花三年推出了中華民國第一部「博物館法」、第一部「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成立了國家電影中心、台灣戲曲中心前、攝影中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等。走在馬路上的國民，看得見嗎？可是這些法案、制度、機構，是百年大計，是「深水工程」，非做不可。
老實說，做我認為真正重要的事，我很甘於寂寞。
問：你如何看待台灣的未來？
答：台灣仍是全華文世界中整體公民素質最高的地方。但我們確實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各國經濟激烈競爭，中國崛起也導致全球秩序重新洗牌。
在這時，更需要我們這一條船上的人同心協力，鼓勵做政策的人說，你不要急，把方向看清楚，不要太快做粗糙的決定。
但台灣現在處一種不安、恐懼與焦躁，太缺耐心。一個問題出現，就馬上要看到結果，一個症狀蹦出來，就覺得要崩潰，緊張得團團轉，相互指責。我對台灣最大期望，就是可以更有定力，深思明辨，找回安靜的力量。
【畢業後的龍應台】
玩貓、訪友、騎單車 到伊斯坦堡「洗盡塵埃」
為官三年，「猶如潛水閉氣」三年，現在龍應台終於自由呼吸，回到她習慣的「孤僻」了。
《遠見》記者曾跟訪龍應台某次花蓮行程。做為一個「官」，她必須不斷與民眾微笑、握手、聽各種簡報、回答媒體問題，每一秒都是滿的。回程途中，大約有短短20分鐘的等飛機空檔。幕僚詢問這空檔是否想去哪兒走走？要一起看海，還是買名產？龍應台卻拜託司機：「我們，可不可以去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原來，那才是她真正的自己。
辭官後一個月，龍應台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第一天，她就到屏東看母親。在高鐵站用金融卡買車票，發現金融卡早就過期。
第一週，冰箱連雞蛋與牛奶都沒有，得要好好重建生活秩序。之後，她打包了資料、大掃除。看了自己有興趣的知識，如美國太空總署拍下精準合成的地球光圖。跟她名為「龍祕密」的愛貓玩、到宜蘭外澳看海、騎腳踏車、跟三年不見的老朋友吃飯。接著，她要去香港與兒子相聚，然後啟程去伊斯坦堡旅行，「洗盡塵埃」。
她之後想寫的第一本書是反思文化政策的書，希望對華人社會有一些貢獻，同時將擱置了三年的英文版《大江大海》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