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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離職前一小時,仍掛心「傳承」與「機制」

再度告別政壇
文 / 王美珍    
201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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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離職前一小時,仍掛心「傳承」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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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壇如大江大海,無人能窺見全貌。唯一不變的是,「敵我意識」始終存在。進入文化部打仗1000天後,龍應台告別政壇。

過去的「敵我」之分,存於不同的國家、政黨間,如今,則是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

九合一大選後的12月1日,龍應台宣布辭官。

聲明表示,她已帶領文化部走出第一里路,往後需陪伴將滿90歲的母親走完人生最後一里路。當前社會不信任的氛圍,讓她感到在「水泥地裡種花」。

完成6大法案 走出第一里路

做為史上第一任文化部長,龍應台稱自己是「工頭」,替國家的文化打地基。不到3年,帶領文化部完成包括「文創院設置條例」在內六大法案的立法或修法,堪稱內閣的「衝衝組」。

然而,台灣欠缺理性公共政策的論述空間,三年下來,關於龍應台的個人新聞不少,真正文化部政策的報導卻不多。

有些報導對她未盡公平,這是一種言論的「水泥地」。例如,立委陳亭妃曾痛批文化部以「藝術下鄉」經費補助中國劇團在中國表演,要龍應台下台。

網路留言痛批:「中國的狗官!」「龍太后還不下台嗎?拿台灣錢補助中國劇團,台灣真好野!」

事後證實,這是一場誤會,立委所稱的兩個中國劇團,其一僅是台灣京劇演員魏海敏赴中國表演的主辦單位,其二是向台灣國光劇團購買劇本授權。都是國內早有許多前例的商業行為,僅因附註標示而誤解。

為文官專業體系打下地基

在台灣政壇,還有太多不為人知的潛規則,也是另一種「水泥地」。

一位擔任30幾年公務員的文化部官員透露,有些首長為了不要讓立法院刁難,接受立委關說乃是常態。過去他在別的單位時,長官對於立委關說都是「直接交辦」,讓下面的人也頗感困擾,但龍應台則一律拒絕。

例如,曾有立法委員私下找上龍應台,要求文化部給某特定導演補助200萬,龍應台表示應透過輔導金專業審查。拒絕關說的後果,馬上反應在隔天的立法院,質詢時被修理,預算也被找碴。這名公務員感概地說:「從這點來說,龍應台還真的不適合當官。」

然而,若要了解文化部的第一里路怎麼走,真得走進辦公室實情境體驗一番。

這裡的主管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很正常。有司長血壓飆到200仍繼續工作,笑稱自己是「為國捐軀」。

文化部內部有個討論公務的WhatsApp「業務客廳」群組,從早晨到凌晨,龍應台的狀態幾乎永遠「在線上」,好像永遠沒睡覺,司長則隨時待命。

超級操的工作,也讓文化部的司長流動率頗高。兩年多,七個司長就換了19人次,頗受外界批評。對此,龍應台不避諱:「我要的是一支作戰的部隊,如果是想要看花、看雲的公務員,我不留人。」

龍應台標準有多高?文化交流司司長周蓓姬說,每一份報告,龍應台都要求地毯式的研究,一定要包括以下元素:盤點過去做法、現況分析、足夠業外諮詢與國際對照,預算要求KPI值。

部屬們戲稱:「好像念了三年的博士班。」好幾個司長表示,當了公務員快20年,從來沒有被這樣要求過。

建立文化事務官的專業,外界不易看到,卻是龍應台認為「打地基」的重要工程。「當我把打仗的部隊教會獨立思考、獨立部署戰略與落實方案,我就可以開心離開了。」龍應台說。

部屬:懷念最嚴厲的老師

雖然,平日文化部的員工被操得慘,看到「龍太后」就害怕。然而,文化部歡送會的那一天,卻好多同仁都哭了。

部屬們製作一部影片,一張張照片,細數1000天來的點滴,包含曾經為了編預算,超過凌晨1點,仍與同仁圍桌挑燈夜戰。

大家也回憶部內部流傳的「龍語錄」,平日開會與批閱公文的口頭禪,包括「立即!馬上!速!!」「請加強論述,立即檢討」「請先煮熟了(意即為消化過)再給我」,臉上還有眼淚,大家又笑了。

嚴厲的太后走了,不是應該樂得輕鬆?然而,部屬們卻反而覺得不捨。

文化部媒體公關組組長鄧美容說,

她很感謝龍應台,「很多長官只會罵做得不好,卻不會教我們怎麼做。龍部長卻是真正教了我們很多。」

已經快到退休年齡的王淑芳說:「當公務員30幾年,應該以後最忘不了的就是這三年。就像以前從學校畢業,最懷念的老師總是最嚴格的那一個。」

2014年12月7日晚上11點,文化部同仁手機接到一封龍應台訊息,此時距離龍應台不當部長還有一小時。

龍應台在手機那一端寫下:「午夜12點,我就不是部長了,告訴同仁我會準時關閉所有業務客廳App。今天最後一個『指令』:戰友們,有一件事我常常想到,但三年來一路打仗,沒機會說,那就是:希望主祕及綜規司∕人事處為文化部重新建立起『畢業同學會』的制度。」

她希望凡是從文化部退休的人,不管什麼職位,都可建立參與機制,因為他們都是文化部的「無形資產」,可擔任志工或提供諮詢。

她寫下:「機制一旦建立,一代又一代的同仁繼續做,文化部的『文化』就更穩固、溫潤、長久了。」

即使是離職的前一個小時,龍應台仍掛心「傳承」。

1000多個日子,龍應台對文化部的用力之深、用情之切,儘管不一定能被外界所理解,但她說,「能為自己的國家、自己的人民低頭流汗服務,已是人生最光榮的付出。」

回顧部長任內1000天

政策是「深水工程」,再寂寞也要做!

龍應台入閣1000天,看見了什麼?擔憂什麼?下一步又是什麼?以下是《遠見》專訪精華: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作家時期,你對於政治必定有想像。實際進入政府後,你認知到的政治有何不同?

龍應台答(以下簡稱答):進入行政體系內後,我最強烈的感覺是,民主的實踐,並不是只有選舉。

支撐民主這個大廈,有最重要的四根柱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

進入中央政府,從裡頭去看它的結構,發現在邁向成熟民主社會漫長的過程中,台灣有太多民主機制面非常粗糙、或根本沒打好基礎。這包括行政體系本身的問題、行政與立法,行政與司法和媒體這另外三根柱子之間的關係,都需深深探究。

立法凌駕行政 車輪轉不動

然而,目前整個社會所爭辯、媒體所關注、網路上流傳的議題,幾乎全部都被立法院和權力爭奪有關的新聞綁架,缺少真正的公共論述空間。

這些問題以前我是觀察者,這三年卻是每天煎熬著、燃燒著我的現實。

立法權與行政權原應是靠監督和節制而相輔相成的平等互動關係,事實卻是立法權凌駕於行政權之上;立法院怎麼變成了一條鐵鏈,綁住行政這個必須往前越野賽跑的車輪,讓它轉動不得?

負責重大決策的官員,一年365天有多少時間耗在立法議事的空轉中?2000多個法案,卡在立法院,奢談什麼社會進步,什麼國家競爭力呢?

而行政這根大柱的本身,問題也很多。讓我最憂慮的是目前的制度無法培育人才,更難以留住人才。一個國家的人才,應該被當做稀世之寶,像珍貴聚寶盆一樣把他聚集在一起,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能量。若人才在一個到處都是孔的盆子裡四處流失,國家是沒有希望的。

以政務官為例,政務官是國家最重要、負責為國家未來深刻思索的人。但我們的社會已形成一種強迫症似的「傷害政治」,事都還沒有做,就先開罵。毛治國都還沒交接,還不知道他的理念為何,已經萬箭穿心。在這樣以「傷害」為首要目標的環境裏,我很憂心一流的人才不願意獻身台灣。事務官在一個沒有尊嚴的環境裏,也紛紛提早離退。

此外,科技以倍數的速度改變社會,但是政府的運作卻跟不上。數位匯流改變了經濟的遊戲規則,改變了文化的價值傳遞,改變了民意的形塑和表達模式,每一個改變都在呼叫:政策要改變,做政策的方法要改變,與民意的互通方式要改變。

可是,我們文官體系的訓練,從考試院的考試結構、銓敘部的銓敘方法,到各級政府的公務員培訓,都還是老方法、老觀念,社會的數位劇變進不去文官的養成系統。

盼台灣找回安定力量

問:面對民眾對施政「無感」,覺得文化部沒做事,你如何回應?

答:哎,我就是來做「深水工程」的!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不一樣。我在台北市政府工作時,修復22個古蹟,把一個一個廢墟變成藝術電影院或藝文中心,那些都是普通人看得見、看得懂的「亮點」。但是,中央政府是做政策的。譬如說,我花三年推出了中華民國第一部「博物館法」、第一部「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成立了國家電影中心、台灣戲曲中心前、攝影中心、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等。走在馬路上的國民,看得見嗎?可是這些法案、制度、機構,是百年大計,是「深水工程」,非做不可。

老實說,做我認為真正重要的事,我很甘於寂寞。

問:你如何看待台灣的未來?

答:台灣仍是全華文世界中整體公民素質最高的地方。但我們確實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各國經濟激烈競爭,中國崛起也導致全球秩序重新洗牌。

在這時,更需要我們這一條船上的人同心協力,鼓勵做政策的人說,你不要急,把方向看清楚,不要太快做粗糙的決定。

但台灣現在處一種不安、恐懼與焦躁,太缺耐心。一個問題出現,就馬上要看到結果,一個症狀蹦出來,就覺得要崩潰,緊張得團團轉,相互指責。我對台灣最大期望,就是可以更有定力,深思明辨,找回安靜的力量。

【畢業後的龍應台】

玩貓、訪友、騎單車 到伊斯坦堡「洗盡塵埃」

為官三年,「猶如潛水閉氣」三年,現在龍應台終於自由呼吸,回到她習慣的「孤僻」了。

《遠見》記者曾跟訪龍應台某次花蓮行程。做為一個「官」,她必須不斷與民眾微笑、握手、聽各種簡報、回答媒體問題,每一秒都是滿的。回程途中,大約有短短20分鐘的等飛機空檔。幕僚詢問這空檔是否想去哪兒走走?要一起看海,還是買名產?龍應台卻拜託司機:「我們,可不可以去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原來,那才是她真正的自己。

辭官後一個月,龍應台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第一天,她就到屏東看母親。在高鐵站用金融卡買車票,發現金融卡早就過期。

第一週,冰箱連雞蛋與牛奶都沒有,得要好好重建生活秩序。之後,她打包了資料、大掃除。看了自己有興趣的知識,如美國太空總署拍下精準合成的地球光圖。跟她名為「龍祕密」的愛貓玩、到宜蘭外澳看海、騎腳踏車、跟三年不見的老朋友吃飯。接著,她要去香港與兒子相聚,然後啟程去伊斯坦堡旅行,「洗盡塵埃」。

她之後想寫的第一本書是反思文化政策的書,希望對華人社會有一些貢獻,同時將擱置了三年的英文版《大江大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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