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台灣，討論到任何公共政策議題，焦點都集中在「政府能為我做什麼？」很少聽到有人站出來：「我應當要為社會、為別人做什麼？」當本期的題目在討論人口老化時，立刻的聯想是政府更有責任來照顧、補助、津貼那些愈來愈多的銀髮族。這種天經地義的想法，既符合倫理，也與事實相近；不會有人反對，也沒有人敢反對。
如果這是北歐社會，一半的收入從年輕時代就繳了稅，到了晚年政府提供一切應有的照顧，那是對稱的，公平的，理所當然的。我們的情況是，國民平均稅負居然不到13％，政府要做的事那麼多，怎麼辦呢？
我的朋友楊志良，這位前衛生署長，自認有些「左派」，充滿了「溫暖的心」，半年前就大聲疾呼：「長照制度未建立，台灣將成老人煉獄。」如果閱讀「人口老化」的相關文章，十之八九都是像他的口吻，提出各級政府要如何加強對老年人各種福利及照顧。台灣的教育水準很高，經濟自由化的程度也不算低，國營事業也有限，為什麼人民的思惟竟是那麼地「一切要靠政府」？
（二）回到人性的自尊自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