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世事多變
問：「你會看到國家的統一嗎？」
答：「不會，在我有生之年大概不會看到。」
這是德國總理柯爾，在一九八八年十月莫斯科記者會上的問答。
不到一年，柏林牆變成了兩地人民歡呼統一的舞台，不到二年，統一已是指日可待。世事之難以預測，也許正是二十世紀進入尾聲的一個特徵。
去年六月天安門事件前，還在北京方勵之教授的寓所聚晤。再見面時，竟是在英國的劍橋。二個月以來，他的行蹤、訪問、照片，又立刻傳遍世界。美使館的圍牆只是暫時阻擋了他與夫人李淑嫻的訊息，現在世人又可以再度聽到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勇敢的聲音與堅持的理念。
這不是命運的捉弄，這是中國大陸走向民主過程中必定會經過的一場顛簸。
沒有鄧小平同意，方勵之夫婦不可能離開大陸。在鄧小平內心的深處，是否也需要這種尖銳的鞭策，來減少他改革的阻力？鄧小平如果要在中國歷史上扳回一局，他需要借重，而不是放逐知識分子。
(二)劍橋談抱負
八月下旬的劍橋，遊客如過江之鯽。我到凱因斯(自由經濟大師)思潮的發源地，卻是探訪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
國際著名的劍橋天文研究所，座落在西北邊的叢林中，寧靜而不孤立，正是最適合方勵之思考的地方。
自從二個月前他來到這裡後，這個地方突然變得不太寧靜，更不孤立了。
傍晚時刻在他研究室中相聚。剛從倫敦趕回來的他，重複說了幾次：「來到這裡後，太忙，太疲憊。」比起一年前在北京見面時的他，看不出顯著的異樣－－似乎在堅定與自信的言談中，少了一些笑聲，多了一些負擔，二天後他就要第一次離開英倫，去法國與義大利發表學術論文。三週多的旅途中，還要與不少人討論學術以外的大問題。
次晨他與夫人騎著自行車，來到我的旅舍。面對著垂柳、花叢與原野，旅客怎會知道這對共奮鬥、同患難、聚少離多的夫婦，背負著多少人的期許。他們談中國前途、大使館一年的經歷、台灣的角色，與他們今後的計畫。
突然，話鋒一轉，方勵之與李淑嫻不約而同的說：「我們的夢想是有一天能辦一所獨立、自由的大學。」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方勵之這樣的抱負。在此以前，我只知道探索宇宙與爭取人權，是他最重要的專業與非專業活動。
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學教職的我，對他這樣的一個「夢想」，自然是在驚喜之中，又興奮、又支持。腦海間突然想到：如果方勵之能到台灣來辦這麼一所大學，其對大陸的影響是否更超過王永慶的海滄投資案？王永慶可以其經營方式來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方勵之則可以其辦大學的抱負，來證明自由與獨立的優越性。
(三)「我可以考慮去台灣」
事實上，方勵之辦大學的經驗更多於爭人權。在他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時，他的辦學精神就得到學生們一致的讚賞。
方勵之說：「在科大，我的辦學宗旨是：科學、民主、獨立、創造。」
二年前第一次去北京時，就在方勵之的寓所，與十一位北大同學交談，其中的一位即是王丹，問及大陸最好的大學時，他們認為除了北大，就是合肥科大。
這就是方勵之的另一個特長，不只是理論家，也是實行家。
方氏夫婦很清楚：要辦一所國際性的大學，不僅要有抱負也要有錢、有人，在大陸的多種限制下，更要被批准。方勵之講了一段鮮為人知的經歷：一九八六年，義大利願意捐獻一筆基金，由他來負責創辦一個天體物理研究機構－－取名「利馬竇中心」，第一批捐款二百萬美元已經隨時可以匯撥，但因中共當局不批准而作罷。
細聽他這段痛苦的挫折，望著他凝重的表情，我不禁樂觀地假設：「如果台灣有企業家來資助，教育部又同意，你樂意去台灣創辦一所大學嗎。」
「我可以考慮去，而且有可能去。」方勵之率直地回答，坐在旁邊的李淑嫻也以點頭表示支持。
二年前中共當局解除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職務，調他回北京天文台時，那邊的朋友說：「我們意外地得到了一條大魚。」
在台灣的朋友們，有一天也會說同樣的話嗎？
(四)科學、民主、文化
蔡元培對北大的影響與傅斯年對台大的貢獻，都變成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重要的一頁。在歷史的軌跡上，最今後人稱道的，不是那一位大人物在世之時有多少著述，而是在世之時他親手培養了多少人才。
從這個角度來看，方勵之之婉謝擔任民運領袖的巨大壓力，是可以諒解的，方勵之之自身有一個重大抱負要辦一所大學是有遠見的。
他要辦一所什麼樣的大學？方勵之提供了一個初步的藍圖：
．大學不在乎大，但要注重素質與精緻，要尊重獨立思考，要注重學術研究。
．這所大學應當是國際性的，也是開放式的。歡迎各國學者、學生來進修，也允許大學中講授各種思想、學說。
．這所大學也可以吸引一些在海外深造的大陸優秀留學生回到台灣，也可以為大陸培養部分人才。假使大陸允許，還可以去那邊設分校。
．這所大學的宗旨應當是科學、民主、文化。培養出來的學生具有探索真理的科學精神、活潑的民主思想，與深遼的文化素養。
他舉出在劍橋讀過法律的李光耀總理，最懂得為新加坡吸引人才。我舉出在劍橋讀過物理的李國鼎先生，遠在二十多年前，台灣面臨嚴重的人才外流時，就做各種人才回流的努力。
方勵之一針見血地說：「為中國培養人才，就是在為中國增加希望。」
「這個大學應當取個什麼名字，譬如中國大學、華夏大學？」我問他。
「最好不要有政治意含，也許可以用地名，如劍橋大學、芝加哥大學。如果台灣那一個地方、那一位企業家捐地捐錢，就可以用他們的名字，」方勵之回答。 我不禁揶揄他：「這是一個很實際的資本主義的想法。」
(五)另一個台灣奇蹟
十六歲進北大物理系，四年後以最優異成績畢業。在稍後三十多年，各種條件欠缺下，在勞改下放的折磨中，方勵之靠天賦與努力，變成了當今世界第一流的天體物理學家。如果紐約時報第一版的大幅報導、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英美等國電視的專訪，使人認為方勵之只是一位勇敢的人權鬥士，那就低估了方勵之的學術成長，以及培養人才的熾烈願望。
方勵之說得確切：「那封六四前引起媒體重視的給鄧小平先生的信，我花了不到一個小時，寫一篇學術論文，總要幾個月。」
大陸雖大，容不下一個方勵之，這是殘酷的政治；台灣雖小，卻可由方勵之來辦一所大學，這也變成了我的夢想。
從夢想浮現到抱負落實，有時要靠奇蹟。台灣創造過不少奇蹟，明年初要轉赴普林斯頓研究的方勵之，這次卻在等待台灣可能產生的另一個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