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學五年級就輟學的孩子，後來竟拿下世界最矚目的文學獎；一個孤獨、飢餓的童年，卻換來取之不絕的創作素材。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一生的經歷，如同他的作品一樣，既魔幻又寫實。1955年生於山東高密市，莫言5至7歲時碰上嚴重的天然災害，糧食欠收，長期處於飢餓狀態。11歲見證文化大革命的慘烈，連他這樣的小孩，都必須公開對著他喜愛的老師搞鬥爭。
莫言因為家屬中農，「成分不好」，在11歲時被迫輟學，而身體虛弱不能做重活，只好去荒草灘上放牧牛羊，深刻「體會到一個人離開群體後的痛苦」。但是，這10多年與大自然獨處、務農的經驗，後來竟成為他創作的主要題材與養分。荒灘一望無際，沒有人聲，只有鳥叫聲，莫言常常躺在草地上，望著天空的雲陷入幻想。高密當地流行狐狸變美女的故事，莫言就幻想有一隻狐狸變成美女陪他放牛。他也常蹲在牛的旁邊，看著牛湛藍的眼睛和他自己的倒影。有時莫言會模仿鳥的叫聲，試圖和天上的鳥兒對話；或對著一棵樹訴說心情。
「當年許多幻想都被我寫進了小說，有人誇我想像力豐富，有一些文學愛好者，希望我能告訴他們培養想像力的祕訣，對此，我只能報以苦笑，」莫言早年失學，卻讓他及早開始閱讀社會人生這本大書。輟學後，他參與了許多村中大人的活動，開始了「用耳朵閱讀」的漫長生涯。莫言在演講中提到這段經歷：我聆聽了許多神鬼故事、歷史傳奇、逸聞趣事，這些故事都與當地的自然環境、家庭歷史緊密聯繫在一起，使我產生了強烈的現實感，我做夢也想不到，有朝一日這些東西會成為我寫作的素材。
我的故鄉 就是創作素材
1976年，21歲的莫言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離開高密這個讓他又愛又恨的故鄉。 1984年，他考進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趕上中國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熱潮，開始用筆來述說故事。起初，他想破腦袋找創作題材，不太成功。後來，他嘗試將故鄉的人事物及兒時聽來的各種故事用於小說之中，開始受到矚目。與大陸導演張藝謀合作的電影《紅高粱》更是讓莫言、張藝謀、鞏俐、姜文四人一砲而紅。
莫言創作，受到美國的意識流小說家福克納和哥倫比亞的魔幻寫實小說家馬奎斯啟發，家鄉的種種都是他們創作的重要素材。他因此明白，「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於自己的地方」。「追隨大師兩年，我意識到必須盡快逃離他們，他們是兩座『灼熱的火爐』，而我是冰塊，離他們太近會被蒸發掉，」莫言最終回歸到中華文化的傳統，以說書人、爺爺奶奶、村裡老人講故事的方式，創建了自己的文學領地「高密東北鄉」。
莫言從《秋水》這篇小說開始出現了「高密東北鄉」，故鄉的、歷史的、民間的各種文化傳統及故事，經過融合、想像一一躍然紙上，這時候他才感覺做為一個「文學國王」的方便和榮耀。幾乎每一本莫言的小說發表後，都會引起正反兩極的爭論，獲頒諾貝爾獎更是風波不斷，反對者質疑他得獎是因為他是共產黨員、和政府關係密切，或者嚴厲批評他的作品。針對他前往瑞典受獎的事，也有人捕風捉影。
其實莫言從小愛說話，曾讓父母擔心他因說錯話而得罪人，他以本名「管謨業」的第二個字拆成的筆名，正是要告誡自己謹言慎行。為正視聽並讓更多人了解諾貝爾獎，莫言決定將所有細節及相關訪談資料編著成《盛典：諾貝爾文學獎之旅》一書，繁體版將由《天下文化》出版。9月份，他將來台發表公開演講（9月15日）及參加新書發表會（9月21日）。來台前，莫言接受《遠見》紙上專訪，以下是精華內容：
我未來想寫兒童題材小說
《遠見》問（以下簡稱問）：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獎人消息發布後，引起的轟動可說超乎過去幾屆，全世界多家媒體都找上你採訪，你曾說想儘快恢復過去的生活，結果如你所願嗎？
莫言答（以下簡稱答）：在我獲得諾貝爾獎後，發生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起初讓我詫異，後來就可以用一種局外人的眼光來看待周遭的一切。我的生活、寫作規劃確實受了一些影響，因為我需要拿出一定的時間去應酬、參加社會活動。但我總是不斷提醒自己：我是一位作家，我要儘快處理完事務性的工作，趕緊回到書桌前。
問：你將出席領獎的過程寫成《盛典：諾貝爾文學獎之旅》，現在終於要來台灣發行繁體中文版。當初你寫這本書，希望傳達給讀者的主要想法是什麼？
答：獲獎前後，我在各種場合圍繞諾獎這個話題發表了很多講話。但是還是有些人或是道聽塗說，以訛傳訛，或自我臆想，斷章取義甚至扭曲我的原意。為了恢復事實真相，不想再做無謂的解釋，我就寫了這本書。這本書也寫了我在瑞典領獎期間的內心感受，也算是對自己心路歷程的一次梳理。當台灣讀者翻開這本書之後，他們會發覺諾貝爾獎其實沒什麼神祕。我這樣一位農民出身的人還能獲獎，這事實本身就打破了諾貝爾獎的神祕感。
問：你的著作包括80篇短篇小說、30部中篇小說、11部長篇小說、5部散文、9部影視文學劇本及2部話劇作品。已經有這麼多著作了，未來最想創作哪些題材？
答：我想要寫一些兒童題材的小說。兒童的世界是一個神奇世界，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成人有很大不同，兒童們擁有巨大的力量。這一點促使我一直想寫一部兒童題材的小說，寫給大人看，也寫給兒童看。
我習慣手寫創作 一氣呵成
問：你是否每天保持寫作的習慣？寫作時有特殊的習慣嗎？
答：我習慣於構思成熟後，找一段相對完整的時間，比如說二、三個月，一口氣完成，而不是每天固定一段時間專事寫作。我用了40多天創作《生死疲勞》。那時我上午9點左右即開始寫作，直到太太叫我吃午飯。午休後，大約3點左右，我又開始寫作，然後是晚飯、散步。那段日子一天最多寫了1萬多字。其實，我對寫作地點沒有什麼挑剔，就在公寓的書房裡寫，有時從稿紙上抬起頭來，就能看到陽台上太太洗好晾曬的衣服，正在滴滴答答滴著水。那段日子一天最多寫了1萬多字。其實，我對寫作地點沒有什麼挑剔，就在公寓的書房裡寫，有時從稿紙上抬起頭來，就能看到陽台上太太洗好晾曬的衣服，正在滴滴答答滴著水。
問：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是否讓大陸的創作環境愈來愈不好了？
答：在上個世紀1980年代，中國文學曾迎來一個黃金時代。很多青年人都懷著一個文學夢。當時能在報紙上發表豆腐塊的小文章就是了不得的事情。發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部小說就可以讓一個人獲得一份工作。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意義上的文學影響力確實大不如前，人們也更喜歡看電影、電視劇而不是圖書。但即使如此，我們發現總是有一群讀者對文學的熱愛和忠誠並不隨著時代而發生變化。這些讀者，是激勵作家們繼續寫作的動力之一。
我把自己當罪人寫
問：你說過，你創作初期是「把好人當壞人寫」，接下來是「把壞人當好人寫」，現在是「把自己當罪人寫」，為什麼有這樣的轉變呢？
答：我20世紀1980年代初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讀書的時候，聽了很多課，頭腦中的文學觀念發生了變化，變化以後就對過去一些描寫戰爭、歷史的文學作品不滿意，因為那裡面的好人和壞人的界限都非常清楚，好人幾乎完美無缺，壞人則幾乎一無是處。我覺得這其實並不符合生活的真相，如果真正要追求現實主義風格的話，應該是把好人當壞人寫，把壞人當好人寫。也就是說，我們要把壞人和好人都當做人來寫。因為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徹頭徹尾的壞人，也沒有完美無缺的好人，人都有弱點，也都有優點。即便是一個惡魔，他也偶爾會有一絲善念，而這一絲善念恰好就是人性當中最令人感動的光芒。所以我當時就提出來，應該把壞人當好人寫，把好人當壞人寫，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文學觀念的轉變，才有了我後來一系列作品。
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在把眼睛向外看，拿著放大鏡尋找他人身上的弱點，當然這樣寫也不是不可以，可是我想如果一個人缺少解剖自我的勇氣，缺少反省自我的能力，那麼這個作家我覺得是不夠格的。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在批判社會的時候，同時能夠批判自己。他人是罪人，我也有罪。我提出把自己當罪人來寫，希望借此讓寫作進一步地深化，讓自己的寫作呈現一種新面貌。
問：你原本寫作的動機是為了「餃子」，從當時的你到今日的你，歷經非常多的事，目前，你的寫作動機又是什麼？
答：我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過，我寫作的動力就是過上一天三頓吃餃子的生活。最初低俗的願望已經滿足，現在是什麼在激勵我繼續寫作呢？我想是因為我心裡有話要說，我想把心裡話通過筆告訴讀者。對於社會上很多事情，我有責任要寫。還有我對文學藝術本身的探索，激勵我寫。大家都在對小說藝術進行創新，到我這一代還有創新的可能嗎？我覺得還是有的，還有無限可能性，對小說藝術的癡迷追求激勵著我。
我的作品呼應社會現實面
問：你說過，文學「發端於事件但超越事件，關心政治但大於政治」，你的著作呈現了許多中國近代的苦難經驗，著作發表後，對社會產生什麼影響？
答：我早年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就基於我家鄉一個真實的新聞事件而進行的創作。上世紀1980年代中期，山東某縣農民大量種植蒜薹，蒜薹是農民最重要的經濟來源，但由於村鎮幹部的腐敗，導致大量蒜薹滯銷、腐爛，最終農民包圍了縣政府，導致了騷亂。我激憤之下，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寫出了《天堂蒜薹之歌》。我幾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與社會、現實有著密切關係。有我對社會、歷史的判斷，我的道德和良心是指引我寫作的明燈。我的文學就是我的政治，這個政治是與政治家的政治不一樣的，它以文學的面貌出現，講述著人的故事。它是藝術，它是對社會事件的超越，而不只是簡單的紀錄。
因此，我的文學作品在社會上引起的迴響，首先是因為我在藝術上的大膽探索和創新引起讀者對於文學的關注，然後是作品中人物的命運引發了讀者對自身的和對人的命運的思考與聯想。當然，一部作品，見仁見智，解讀也必然是多樣的。
問：你怎麼看待網路原生文學、微博等新運用等，對文學的影響？
答：以往網路文學與嚴肅文學的界限，就像男女浴池的界限一樣，一旦越界似乎就要被「亂棍打出」。目前這個圍牆漸漸被拆掉，很多作家都在同時進行這兩種創作。同時，網路文學也給予傳統文學啟發，如網上作者的思想活力、故事的精采與多樣化、思想的多姿和豐富。我的小說也被製成電子書在手機、平板電腦上被讀者閱讀。這是一件好事。但我不會因為新文字載體的變化而改變我的創作方式。
問：你曾多次來過台灣，也跟多位台灣文化人熟悉。對於9月即將來台訪問，最想看台灣哪些地方？演講重點是否方便先透露？
答：我這次有幸應星雲大師邀請赴台訪問，會在佛光山停留一段時日。佛光山當然是我最期待的地方。在佛光山我與星雲大師、遠見天下文化的創辦人高希均教授將有一次對談，題目是「看見夢想的力量」。我演講的內容還沒定，但我想我的演講，是關於文學的，但也會涉及到人生的諸多問題。
莫言新書
《盛典：諾貝爾文學獎之旅》
很想知道評獎過程， 但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出後，在大陸引發了一些爭議，讓莫言見識到諾貝爾獎的威力。他如此分享這段獨特的心路歷程：我如同一個看戲人看著眾人的表演，我看到那個得獎人身上落滿了花朵，也被擲了石塊、潑了汙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著從花朵和石塊中鑽出來，擦乾身上的髒水，坦然地站在一邊，對著眾人說：「對一個作家來說，最好的說話方式是寫作。」我該說的話都寫進了我的作品裡。用嘴說出來的話隨風而散，用筆寫出來的永不磨滅。
莫言表示，他很想知道評獎過程。包括諾貝爾獎文學獎評獎委員會五位常委，如何從全球作家中遴選五位候選人，再提交給諾貝爾全委會，想知道他是何時被文學獎評獎委員會注意到，又何時進入最後的五人名單，評獎委員如何討論他的作品等等？
但這內幕，他可能一輩子都不會知道。2012年12月，莫言前往瑞典領獎，7天行程滿檔，到中國駐瑞典大使館、負責頒發諾貝爾獎的瑞典學院及斯德哥爾摩大學演講，還參觀了不少地方、參加各種晚宴，每天只睡3個小時。
讓作品來談論得獎後的點滴
過程中有溫馨的一面。依照之前所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慣例，莫言到赫爾比中學拜訪，現場有20多位學中文的小孩接待他，先集體演唱《紅高粱》的插曲，還練習中國的書法，莫言現場表演了一下書法的功力，也跟孩子玩中文造句的遊戲。在斯德哥爾摩市的花園電影院中，播放電影《紅高粱》。莫言致詞時的幽默贏得全場笑聲，他說：「如果大家看了電影感覺很好，那麼是因為我的小說很好；如果你們認為這個電影裡有很多讓你們不滿意的地方，那是張藝謀拍得不好。」
過程中也有驚險的一面。莫言到斯德哥爾摩大學演講，朋友告訴他，有人會到大學鬧場，這些人曾發表多篇嚴厲批評，他形容是「把諾貝爾獎政治化、把莫言妖魔化」的一群人。莫言表示，他知道有很多人喜歡他的演講，也有一些人痛恨他的演講，他就講他自己的故事，講他想講的話，褒和貶都隨意，以平常心對待之。「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我相信文學的力量，」莫言經過諾貝爾獎的風風雨雨歷程，最後決定讓作品自己說話。包括得獎後的點點滴滴，他也決定讓《盛典》這一本書來說話，不想再做無謂的解釋了。
莫言
►出生：1955年生
►學經歷：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北京師大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所、中國解放軍、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重要著作：80篇短篇小說、30部中篇小說、11部長篇小說、5部散文集、9部影視文學劇本、2部話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