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則探討公投的可行性與可能風險，最後以如何打造「有感政府」作結。
以下為對談精華摘要：
解決核四問題 從恐懼來源著手
高希均：請問康納曼教授，現在台灣熱烈地討論核四議題，你認為台灣應不應該建造核四廠？我們如何做出理性、正確的判斷？
康納曼：我不太明白台灣的情形，所以無法做太深入的批評。但面對這個議題，我建議以公眾的恐懼為角度切入。
恐懼不會無中生有，因此必須了解恐懼的來源並解決情緒。也不應該抱持著賭一把的心理看待核四議題，即便有統計數據顯示，發生事故的機率很低很低，但這都不能證明什麼。
核能也牽涉重大的技術問題，恐怕民眾對技術層面的東西了解不多，這之間的矛盾，決策者理應好好思考。
朱立倫：分別以系統一、二來看的話，核四就會有不同的議題走向。康納曼教授多多少少也解釋了現在社會很多的想法。
決策者必須了解的是，只要民眾感到不安全，民眾就絕對不可能接受。就算拿出統計數字告訴大家說，核安事件的發生率很低很低，民眾還是會覺得，不安全就是不安全。而沒有安全就沒有核四建設，這是民眾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是核廢料的問題，核廢料何去何從？發電不只是建造電廠。發電還有發電成本和後端成本，現在都低估了後端處理成本。到今天為止，核廢料的處理成本仍未明，可是如果換算為發電成本，當然就會影響決策。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民眾的系統一、直覺會直接給予回答。可是如果用系統二思考，民眾就會再想想成本的問題。而成本的問題如何讓大家更有信心，就是資訊必須透明化，才能讓民眾對政府單位更有信心。
還必須注意的是，信心危機的問題。政府告訴民眾說，建造電廠要花1600億，最後卻花了3000多億。政府發言或預計的結果跟事實不符，長期就會造成信心危機。
人們很難預測自己的感覺
洪蘭：講到核四，我就想到人類的幸福。我想請問康納曼教授，身為看到數據才能信服的實驗心理學家，怎麼看待「幸福」？為什麼把「幸福」放在最後一章當做結論？
康納曼：人類可不可以精確地記憶自己的感覺，尤其是對幸福的感受？為了解開這個謎團，我已經花了15年的時間研究。我們曾經做了一個實驗，請受試者連續八天吃他們最喜歡的冰淇淋，第三天時記錄他們的感覺，並請他們預測在第八天時可能會有的感受，是不是還會感到同樣的幸福。
結果絕大多數的受試者，竟然都無法明確的預測自己可能會有的感覺。這讓我想到，如果人們無法預測幾天後的經驗感受，甚至不記得自己曾經經歷過什麼，那麼又將如何用「系統一」的直覺判斷，為將來做正確的決策？
公投好？政府決定較好？
洪蘭：沒錯！我們對自己的幸福感不斷改變，就像吃冰淇淋，過了八天，就忘了最初的感受，所以在面對公共議題時，如果把決定權交給政府，對整體公眾的利益是不是比較好？還是你覺得公共政策應該藉由公投的方式，由多數人決定？
康納曼：讓我用醫病關係來舉例。每個病人在接受手術之前都想問醫生術後的恢復狀況，醫生不是預言家，自然無法給明確答案。不過藉由收集不同病歷建立起的資料庫，可以給醫生豐富的經驗和根據，來判斷可能的情況。
公共議題也是同樣道理，對每一個民眾來說，未來會怎麼樣？沒人知道，但是政府藉由收集公眾意見，加上在公領域的經驗，理論上可以做出比較好的判斷。
另外，醫病之間存在微妙的情緒反應連結，這個情感聯結在醫病間扮演重要角色。事實證明這種情感聯結的品質，會影響到病人對醫生的順從度，以及在治療中的表現。
如果仔細聆聽醫生和病患對話，你會發現其實就是「系統一」和「系統二」的翻版。從前很多醫生都是用直覺來做診斷依據，現在有愈來愈多醫生以實證醫學來做診斷的基礎。
高希均：請問朱立倫市長，你從台大最年輕的教授，進入立法院擔任立法委員，然後做了桃園縣長、行政院副院長，現在是新北市長。回顧棄學從政的過程，符合《快思慢想》中理性的選擇嗎？ 朱立倫：當教授比較獨善其身；公職每天被罵，壓力很大，但歸結起來，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比方最近新北市推動的「幸福保衛站」，讓便利商店成為餓肚子孩子的據點。一開始大家負面批評不斷，至今三個月下來，我們已經幫忙2800個孩子，有一天也許其中的孩子就會成為吳寶春、阿基師或服裝設計師，成為社會有用的人，這就是從事公職的回饋和價值。
這場演講給我們很多反思，尤其是政府部門在決策時，要了解民眾想法，也要從長期的角度，有「慢想」的作為。還有，為什麼民眾對政府沒有信心？常常都是民眾的預期跟目標有落差，所以執行力很重要。
洪蘭：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做什麼事情都要顧到人的感覺，因為你的對象是人。政府制定政策時，一定要顧到人民的感覺，罵完人民，還要給他摸摸頭。這樣的政府，才可以稱得上是「有感政府」。
《快思慢想》是一本貼合真實人性的好書，我很享受整個過程。
朱立倫：提供決策者施政的平衡思考
決策者、領導者常常從自己的角度做決定，而不是從顧客、大眾的角度看待事情。顧客比較傾向於規避風險，不想聽負面的消息；而決策者，一方面希望用比較寬廣、長遠、理性的角度思考，但是又要注意到，畢竟大眾的思惟比較偏向情緒。決策者如何在這之間做比較好的溝通？又是另一個更大的學問。
溝通的過程不能完全符合民意，否則就變成民粹。如果將民調結果全部應用在政策上，開個玩笑，如果對全民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做民調，其結果就會和政府施政大相矛盾。要達到理性的平衡，又要有智慧的溝通，也就是如何快思慢想，連結大家的系統一和系統二。這是康納曼教授給我們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