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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業技術與公眾恐懼間,找出平衡解答

快思慢想台灣3 做對決策
201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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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業技術與公眾恐懼間,找出平衡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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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則探討公投的可行性與可能風險,最後以如何打造「有感政府」作結。

以下為對談精華摘要:

解決核四問題 從恐懼來源著手

高希均:請問康納曼教授,現在台灣熱烈地討論核四議題,你認為台灣應不應該建造核四廠?我們如何做出理性、正確的判斷?

康納曼:我不太明白台灣的情形,所以無法做太深入的批評。但面對這個議題,我建議以公眾的恐懼為角度切入。

恐懼不會無中生有,因此必須了解恐懼的來源並解決情緒。也不應該抱持著賭一把的心理看待核四議題,即便有統計數據顯示,發生事故的機率很低很低,但這都不能證明什麼。

核能也牽涉重大的技術問題,恐怕民眾對技術層面的東西了解不多,這之間的矛盾,決策者理應好好思考。

朱立倫:分別以系統一、二來看的話,核四就會有不同的議題走向。康納曼教授多多少少也解釋了現在社會很多的想法。

決策者必須了解的是,只要民眾感到不安全,民眾就絕對不可能接受。就算拿出統計數字告訴大家說,核安事件的發生率很低很低,民眾還是會覺得,不安全就是不安全。而沒有安全就沒有核四建設,這是民眾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是核廢料的問題,核廢料何去何從?發電不只是建造電廠。發電還有發電成本和後端成本,現在都低估了後端處理成本。到今天為止,核廢料的處理成本仍未明,可是如果換算為發電成本,當然就會影響決策。

從這樣的角度出發,民眾的系統一、直覺會直接給予回答。可是如果用系統二思考,民眾就會再想想成本的問題。而成本的問題如何讓大家更有信心,就是資訊必須透明化,才能讓民眾對政府單位更有信心。

還必須注意的是,信心危機的問題。政府告訴民眾說,建造電廠要花1600億,最後卻花了3000多億。政府發言或預計的結果跟事實不符,長期就會造成信心危機。

人們很難預測自己的感覺

洪蘭:講到核四,我就想到人類的幸福。我想請問康納曼教授,身為看到數據才能信服的實驗心理學家,怎麼看待「幸福」?為什麼把「幸福」放在最後一章當做結論?

康納曼:人類可不可以精確地記憶自己的感覺,尤其是對幸福的感受?為了解開這個謎團,我已經花了15年的時間研究。我們曾經做了一個實驗,請受試者連續八天吃他們最喜歡的冰淇淋,第三天時記錄他們的感覺,並請他們預測在第八天時可能會有的感受,是不是還會感到同樣的幸福。

結果絕大多數的受試者,竟然都無法明確的預測自己可能會有的感覺。這讓我想到,如果人們無法預測幾天後的經驗感受,甚至不記得自己曾經經歷過什麼,那麼又將如何用「系統一」的直覺判斷,為將來做正確的決策?

公投好?政府決定較好?

洪蘭:沒錯!我們對自己的幸福感不斷改變,就像吃冰淇淋,過了八天,就忘了最初的感受,所以在面對公共議題時,如果把決定權交給政府,對整體公眾的利益是不是比較好?還是你覺得公共政策應該藉由公投的方式,由多數人決定?

康納曼:讓我用醫病關係來舉例。每個病人在接受手術之前都想問醫生術後的恢復狀況,醫生不是預言家,自然無法給明確答案。不過藉由收集不同病歷建立起的資料庫,可以給醫生豐富的經驗和根據,來判斷可能的情況。

公共議題也是同樣道理,對每一個民眾來說,未來會怎麼樣?沒人知道,但是政府藉由收集公眾意見,加上在公領域的經驗,理論上可以做出比較好的判斷。

另外,醫病之間存在微妙的情緒反應連結,這個情感聯結在醫病間扮演重要角色。事實證明這種情感聯結的品質,會影響到病人對醫生的順從度,以及在治療中的表現。

如果仔細聆聽醫生和病患對話,你會發現其實就是「系統一」和「系統二」的翻版。從前很多醫生都是用直覺來做診斷依據,現在有愈來愈多醫生以實證醫學來做診斷的基礎。

高希均:請問朱立倫市長,你從台大最年輕的教授,進入立法院擔任立法委員,然後做了桃園縣長、行政院副院長,現在是新北市長。回顧棄學從政的過程,符合《快思慢想》中理性的選擇嗎? 朱立倫:當教授比較獨善其身;公職每天被罵,壓力很大,但歸結起來,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比方最近新北市推動的「幸福保衛站」,讓便利商店成為餓肚子孩子的據點。一開始大家負面批評不斷,至今三個月下來,我們已經幫忙2800個孩子,有一天也許其中的孩子就會成為吳寶春、阿基師或服裝設計師,成為社會有用的人,這就是從事公職的回饋和價值。

這場演講給我們很多反思,尤其是政府部門在決策時,要了解民眾想法,也要從長期的角度,有「慢想」的作為。還有,為什麼民眾對政府沒有信心?常常都是民眾的預期跟目標有落差,所以執行力很重要。

洪蘭:這本書給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做什麼事情都要顧到人的感覺,因為你的對象是人。政府制定政策時,一定要顧到人民的感覺,罵完人民,還要給他摸摸頭。這樣的政府,才可以稱得上是「有感政府」。

《快思慢想》是一本貼合真實人性的好書,我很享受整個過程。

朱立倫:提供決策者施政的平衡思考

決策者、領導者常常從自己的角度做決定,而不是從顧客、大眾的角度看待事情。顧客比較傾向於規避風險,不想聽負面的消息;而決策者,一方面希望用比較寬廣、長遠、理性的角度思考,但是又要注意到,畢竟大眾的思惟比較偏向情緒。決策者如何在這之間做比較好的溝通?又是另一個更大的學問。

溝通的過程不能完全符合民意,否則就變成民粹。如果將民調結果全部應用在政策上,開個玩笑,如果對全民減稅和增加社會福利做民調,其結果就會和政府施政大相矛盾。要達到理性的平衡,又要有智慧的溝通,也就是如何快思慢想,連結大家的系統一和系統二。這是康納曼教授給我們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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