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經過四十年努力，正達到一個富裕的高峰之時，卻面臨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從的窘境。巧合的是，海峽彼岸也同樣在四十年苦撐之後，好不容易掙得了一個國際人格的自尊之時，對內的國計民生卻面臨破產。如何消解危機，成功地過渡轉型到一個新境地？正分別但同樣嚴厲地考驗著兩岸的政府與人民。不過，這真的只是一個巧合嗎？還是暗示著兩岸的命運，具有息息相關的潛在連繫？
於此，筆者願從人文的以及宏觀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對包括「轉型的根本意義何在？」「兩岸的通流應指向何種理想？」「大陸政策應定位在那一層次？」「什麼才是合理的大中國主義？」等疑難在內的台灣前途問題，有一點澄清與參考的作用。
中國近代兩大難題
談到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命運，必須追溯到鴉片戰爭。因為以鴉片戰爭為開端的一連串屈辱遭遇，暴露了中華民族在近代的兩大病痛，就是民生的凋敝與民族自尊的失落。我們可以說，自洋務運動以降，經歷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運動一連串救亡圖存的努力，其所要解決的問題無非就是這兩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