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社會經過四十年努力，正達到一個富裕的高峰之時，卻面臨前路茫茫，不知何去何從的窘境。巧合的是，海峽彼岸也同樣在四十年苦撐之後，好不容易掙得了一個國際人格的自尊之時，對內的國計民生卻面臨破產。如何消解危機，成功地過渡轉型到一個新境地？正分別但同樣嚴厲地考驗著兩岸的政府與人民。不過，這真的只是一個巧合嗎？還是暗示著兩岸的命運，具有息息相關的潛在連繫？
於此，筆者願從人文的以及宏觀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對包括「轉型的根本意義何在？」「兩岸的通流應指向何種理想？」「大陸政策應定位在那一層次？」「什麼才是合理的大中國主義？」等疑難在內的台灣前途問題，有一點澄清與參考的作用。
中國近代兩大難題
談到海峽兩岸中國人的命運，必須追溯到鴉片戰爭。因為以鴉片戰爭為開端的一連串屈辱遭遇，暴露了中華民族在近代的兩大病痛，就是民生的凋敝與民族自尊的失落。我們可以說，自洋務運動以降，經歷百日維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運動一連串救亡圖存的努力，其所要解決的問題無非就是這兩項。
但若分別從這兩項問題的本質去考量，我們卻發現它們在求其實現的歷程上會發生嚴重的矛盾；我們若想改善經濟，就必須門戶開放，引進西方的科技與制度，但結果就會使得民心崇洋媚外，而自卑感愈益濃重，民族自尊心更形失落。
但我們如果要凝聚民心，維持國格，就必須排除外力的干涉侵擾，這又不免會重蹈閉關自守的窠臼，而使得科技的進步延遲，民生也益形凋敝。
這的確是一個兩難的局面，這樣的難局要如何打開呢？
也許是天意，一項歷史的偶然像一面巨斧劈開了這死結，那就是國共相爭，導致民國三十八年後的隔海分治。
大陸放棄民生
由於彼此極端不同的現實條件，逼使兩岸的政府分別選取了兩難題中的一項，作為努力的標的，也無奈地暫時放棄了另一項。
在大陸，中共順著他的草莽性格，很自然地選取了民族主義而犧牲了民生。這不但是因為中國文化傳統的憂患意識使得中國人憂懼國族淪亡更甚於個人生死，更由於認同了或者說裹脅了十億人民的民族感情，正是中共政權存在的最佳保障。所以三十年間，中共不但反美，也排俄，寧可土法鍊鋼，自己摸索，掙扎著在兩強之外，做成第三世界的領袖。
當然，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大陸夠大，中國人夠多，才使得毛澤東可以用一種近乎無賴的蠻橫方式來尋求自立。例如用人海戰術打韓戰；例如狂言不怕核子戰爭，因為中國人死掉一半還有五億之類。終於使得美俄都不得不忌憚。
我們不能不承認，百年來的民族屈辱是這樣遏止的。但代價是十億人民的均貧，後果則是人民為了國族存亡勒緊褲帶，等到中共在國際站穩腳步之後(例如：連美國都不得不和它建交了)，便再也不能忍受，而要求另一問題的解決。這是中共十年來不得不開放門戶，謀求經濟現代化的壓力所在。
但久閉的門戶一開，西方文化的洪流便將湧進，三十年來建立的脆弱自尊會不會霎時土崩瓦解？是十分令人憂疑的。我們由此可知中共保守派為什麼要打壓改革派，連鄧小平亦為之進退失據，這不只是單純的權力鬥爭，背後實隱藏著大陸社會轉型的根本難題。
再看台灣，則處境恰恰相反。因為小，因為無可選擇地要靠美國維護安全，所以根本沒有資格談什麼民族自尊，只好死心蹦地跟著美國乃至日本走。學習人家的科學，發展自己的經濟。三十年間，我們真的只好把自尊放在冰箱裡，提也不敢提。也曾有過一些反美反日的情緒(如劉自然事件)，政府也總是低調處理。這樣忍辱負重，居然也漸漸走出一條經濟繁榮的路來，成就中國幾百年來所未有的富庶局面。
當然，其間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兩岸的隔絕使小小的台灣不必背負整個中國的大包袱，而可以脫先達到目標。我們因此說台灣是中國現代化的櫥窗。但代價是精神虛歉，自尊流失，面對歐美有一種根深柢固的自卑。一旦發現死心效忠的美國依然不是可靠的朋友之時，不免震驚惶惑，不知所從。
台灣發展經濟
其實，長久以來留學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應早有「人家畢竟不會把你當自己人看」的感慨，只是在迷夢中此感畢竟朦朧罷了！因此，一旦驚覺到尊嚴必須靠自己爭的時候，便發現在台灣的中國一點也不能給自己這方面的支持，反倒在大陸的中國可以。
我們由此可知為什麼那一陣子中共稍一統戰，留美的台灣學生就回歸。這那裡是現實二字可以解釋？根本是在台灣的中國人，在精神上被挑動了與民族自尊有關的鄉愁。於是在台灣本土，也就次第掀起了一些回歸鄉土的潮流。
雖則在表相上拘限糾纏於台灣鄉上，而於民族大義不免有虧，但本質上仍是一種尊嚴覺醒的呼聲。然而台灣四十年來的物欲耽溺已太嚴重，這種呼聲因此不但微弱，而且時被扭曲。浮現在台灣社會的，只是愈益嚴重的腐敗。如何提振？如何轉型？也就成為台灣當前的根本難題。
兩岸命運息息相關
我們可以簡單地說：當前大陸的問題是如何才能過一個富足又不傷民族自尊的生活。台灣的問題則是如何提升精神品質，以過一個有意義的富裕生活。相應於中華民族百年的兩大課題，海峽兩岸各選一端，各自經營四十年之後，如今恰好是都到了要換邊的時候。
原來，這兩個問題在發生上雖不能不有先後，在本質上卻是必然相同合一。因為沒有自我在作主的富裕只是邪僻淫靡，沒有落實到生活上去作多采多姿的開發的精神潔淨，也只是乾枯空洞。
海峽兩岸的人民因此都發出不滿的呼聲。他們在形態上雖然都是通過民主人權的訴求，但實質上大陸人民反的是經濟官倒，要求的是民生問題的改善。台灣人民反的卻是政治壟斷，要求的毋寧是價值尊嚴。
在這裡我們便隱隱看出兩岸問題的潛在相關了。
對大陸而言，他們的經濟改革與其靠歐美，不如請台灣來幫忙。因為這是自己人，在同一文化之下彼此血脈相連，不致重喚起異族侵凌、列強瓜分的噩夢。當然前提必須是台灣真把大陸人民(這與大陸政權有別)當同胞。
如果台灣人到大陸去也只是抱著開發市場、傾銷產品的利益動機，處處顯出帝國主義的優越心態，那就會激起大陸人民更深的失望與憤懣，覺得台灣比列強還可恨。如果因此而引動中共政權染指台灣的野心，那將是台灣生存的最大危機，因為你不把大陸同胞當同胞看，反而把他當商業剝削的對象看，本質上是一種自作孽之故。
重建人文精神
然後我們再看台灣，幾年來因富而無禮所導致的腐敗已愈益嚴重。人人知道要提升台灣人民的精神境界，以改善生活品質；卻不知道什麼才是真的人文陶養，結果只徒然哄抬了藝品市場，炒熱了各種藝文風潮，而本質上不脫附庸風雅的粗鄙。
至於在政治上作抗爭的人士，則只知台灣的政治乃至社會結構，已必須從權威統治的形態轉型到民主；卻對這些民權爭來之後要作什麼，依然觀念模糊，結果只徒然助長了各種權力鬥爭的蔓延，更增台灣社會的不安。
原來政治上的民主，本身只是一個空的形式框架，它撐出了一個自由的空間，保障了人民行使私權、實現個人願望的權利，卻並不就等於意義、價值與理想。
意義價值之源畢竟在自我精神層面的覺醒，意識到尊嚴與愛的存在。然後將這種精神上的充實納入民主運作的框架，民主才有意義；以之納入生活，消費與酬酢才有境界。
所謂轉型，根本意義應當是指，從以謀生為主調的生活形態與結構(所以會以經濟與國防為重、管理與團結為先)，轉為以實現價值、滿足個人的尊嚴感與愛為主的人文形態。
這立刻便會遇到「我從何而來？」的歷史問題與「我處身在何處？」的境遇問題。這兩問題統稱為「安身立命」。於是，數千年中華民族的歷史生命便必須與自我接上，(試想想：美洲黑人為什麼唱靈歌？美國人為什麼熱中到歐洲尋根？)十億中國人的幸福便應當為我們所關懷。這是大中國主義的本旨所在，乃是指歷史文化、民族感情的中國，而不是指政治的中國啊！
歸宗大中華傳統
所以，所謂兩岸的通流，也應該是指感情、文化之通，商業與觀光不過是先鋒與表相罷了！畢竟故國山河，蘊藏著更深沈滂薄的民族氣象；其人文景觀，也足以啟發我們更豐沛典雅的歷史情懷。然則大陸政策當定位於何種層次，不也就朗然在目了嗎？
當然，在這裡還要預設兩個彼此相關的前提，其一是中共降低對台灣的威脅，其二是台灣必須建立最根本的自信與對大陸同胞最基礎的愛心。前者本文不談，就後一點來說，其立根處應該就是教育(正確地說是「教化」)。而人文教化的核心要義，不過就是培養每一個國民都能夠「把人當人看」罷了！能如此，自然人人有尊嚴、有愛心、社會有秩序、有品質。但這卻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劣質與難題。
四十年來，為了經濟與安全，我們的教育機構都淪為零件製造工廠，且毫不從事啟發尊嚴與愛心的人格教育。這才使得今天台灣淪為都市叢林貪婪島。那麼，當島內的人們都已不把彼此當人看的時候，又怎麼可能將民族歷史當自己的命脈，把大陸人民當自己的同胞呢？
然而小眉小眼小格局又早已不能饜足人心，甚至難以在此界生存了。(試看兩德終要統一，歐洲也終將成為一個大共同體。)我們不歸宗於大中華傳統，難道要重作美日的附庸嗎？
但如何才能讓台灣人民有精神上的獨立志氣，卻又不掉落到狹隘的自私，而能進一步的自信主動的關懷，去接上傳統，恢宏格局，卻是今天台灣在轉型期間的極難。這不但是未來政府領導人的艱鉅挑戰，也是全台人民所當一體面對的共同使命。
(曾昭旭為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