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領華爾街」運動與自由經濟
人民占領華爾街要求政府嚴格管制金融業，不容政府用納稅人的血汗錢去補貼金融業者的貪婪行為與錯誤的決策。這一種怒吼的聲音很快蔓延到美、歐、亞、非州的82個國家。
其實在2008年金融海嘯開始時，學者們已在檢討那些是處理失業與所得分配最好的制度。很多學者認為美國式的自由經濟制度有其極限，政府還是需要主動地干擾某些經濟活動，以校正日益惡化的所得分配與紓解高失業問題。
2008年以前美國就業的勝出VS.德國就業的困境
金融海嘯雖然為全球人民帶來一場災難，但是也為各國提供了一個前所沒有的機會去檢示不同社會制度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的效能，這些制度是（1）英、美的自由放任，高彈性的勞動市場制度；（2）法、德等歐陸國家的高保障勞動市場制度，以及（3）北歐國家如丹麥、瑞典、荷蘭等國的彈性兼安全勞動市場制度。
英、美的自由放任，高彈性的勞動市場制度是政府盡量不干擾勞動市場的運作，給予僱主最大的僱用與遣散員工的權利，使僱主發現本身缺乏競爭力時，可以很快地關閉企業，遣散員工，把資源移至有競爭力的產業。因為有此種管理彈性，所以英、美的企業可以不斷地關閉舊企業，開設新企業，把資源與人力從沒有競爭力的地方轉移到有競爭力的地方，因此美國自1984年以來，其失業率一直都比歐陸國家低，被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認為是各國可學習的榜樣。
法、德是社會福利國，勞工法令很嚴，標準也高，對員工的工作權有高度的保障，但是在此種「請神容易送神難」的制度下，企業不能很迅速地把資源與人力從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移轉到高競爭力的企業，因此法、德國的企業不但缺乏競爭力，結構性失業也嚴重。這是他們自1990年代以來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北歐的丹麥是採用彈性兼安全勞動市場制度，此一制度在僱用以及解僱員工問題上僱主有高度的自主權，政府很少干預，有點接近英、美的制度，因此企業有相當程度的競爭力。
但是，政府對被遣散的員工則給予優渥的失業救助與大量的職業訓練，使員工在失業時不但沒有經濟上的後顧之憂，並可參加政府所提供的各種就業諮詢服務與職業訓練，學習新技術，取得新工作。此制度在金融海嘯前運作良好，OECD與ILO等國際機構均推薦歐洲國家採用此種制度，以減低他們國家的失業率。
2008年以後美國與德國的豬羊變色
在金融海嘯時，此三種制度在處理嚴重的經濟衰退時有很不一樣的結果。首先是英、美高彈性、自由主義的勞動市場制度無法因應經濟衰退對勞動市場所帶來的衝擊。比如美國的失業率從2008年金融海嘯前的5.8％急速上升到2009年到9.3％，2010年的9.6％，即使在經濟復甦時，仍然滯留在2011年第二季的9.1％。英國亦然，他們的失業率由2008年的5.6％上升到2009年的7.6％，2010年的7.8％，2011年第二季仍然高居7.9％。
相反地，長期以來都受困於高失業率的德國，在金融海嘯期間不但失業率沒有上升，反而下降，比如他們的失業率在2008年是7.6％，2009年是7.7％，2010年是7.1％，在2011年第二季是6.1％，表現遠比英、美的彈性勞動市場制度與丹麥的彈性兼安全制度佳，因為丹麥在2008年的失業率只有3.4％，在2009年上升了一倍到6.1％，2010年是7.4％，2011年第二季是7.3％。
德國是如何在經濟衰退時創造就業奇蹟？原來在高度保障的制度下，德國企業失去國際競爭力，為保障企業的生存，工會與其他員工的組織願意給予僱主增減員工工時，把加班工時存入工時帳戶而不支付加班費的權力，僱主也可以視需要而調動員工的權力以換取員工的就業安全。此種內部勞動市場的彈性，使企業能在金融海嘯時以減少工時，提取工時帳戶所累積的工時，調動員工等方式來穩定就業並留住技術人員，在景氣復甦時，企業可以立即依照景氣的復甦度來調整工時。此種迅速因應外部景氣的彈性是英、美外部彈性制度所缺乏的，也因此美國有「寒冬」的經濟衰退，「無感」的經濟復甦；而德國則有「少感」的經濟衰退與「有感」的經濟復甦。
美、德與丹麥經驗的啟示
美、德、丹麥在全球金融海嘯時的經驗顯示三種不同的勞動市場制度各有優缺點：經濟景氣時，美式外部彈性勞動市場制度與丹麥的彈性兼安全相當有效，但經濟衰退時，德式的內部彈性制度比較有效。
因此我國可仿丹麥，但擬訂與丹麥不太一樣的彈性兼安全制度，即在景氣時強調外部彈性以利資源在不同部門間的移動，在衰退時強調內部彈性，以利就業的穩定。
但在採用此種制度前，政府必須要有配套措施，亦即使用財稅的補貼政策鼓勵企業在經濟衰退時，從內部工時，而非從人數調整來因應需求不足，分攤經濟衰退的成本，並穩定就業。
（作者為中央大學講座教授兼副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