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十一區地鐵出口。一對身穿陰丹士林藍布夾克的中年夫婦，肩倚肩地在暮色中搜索著拾級而上的乘客。他們黑直的頭髮、黃色的面孔、等待的眼神，勾勒出一幅「異鄉人」的素描。
他們的確是流亡飄泊的異鄉人。借住在一個瑞士人十坪大的公寓裡，剛才到法語學校註冊上課；但已頻頻有世界各地的記者和友朋，專程為追訪他們而來。
難以勝任政治大戲
他們是大陸著名的知識分子－－政治理論家嚴家其、高皋夫婦。六月四日中共血洗大安門之後，在國內，嚴家其被中共批成一棵大毒草，判為首要通緝犯。在海外，他卻贏得了隆厚的國際聲望，高票當選新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主席，成為推動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精神領袖。
然而，這個站在政治舞台第一線上的職務，對體骨瘦削、個性耿直、一向喜歡悶頭鑽研理論的嚴家其來說，就像一齣過分隆重的大戲，華麗繁瑣的妝扮，幾乎使他不勝負荷。
十月初，他應德國政黨之邀訪問十天。回到巴黎接見台北飛來的遠見編輯時，右眼通紅，腸胃也因酬酢不斷出了毛病。
「我根本就不會搞政治。」在暫時棲身的客寓裡，嚴家其絲毫未受頭銜影響改變書生本色，他坦率而無奈地承認：「我對自己最大的期望是成為一個理論家，對二十、二十一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趨勢，做出正確的預測。我感到我有這方面的能力。」
在一旁用中式排骨湯煮義大利麵款待訪客的「中國文革十年史」作者高皋，也以妻子的身分搖著頭表示：「我真是不同意他當民陣主席。他的個性、能力、精力都不適合做造件事。」
到底是什麼樣的歷史洪流，把這位一派文弱書生氣質的學者，推上了這個「明知不可為而須為」的角色？
以科學態度面對政治
兩年前，在北京建內大街社科院的會客室裡，第一次見到嚴家其，那時他因曾是趙紫陽主持的「中央政治體制改革小組」成員，又正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研究所所長，詞鋒之間顯得意興遄飛，鮮少一般大陸人所有的膽怯與顧忌。
原本攻讀應用數學、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的嚴家其，在大陸解禁長期受錮的政治學後，便決志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來研究這個敏感而又亟待開拓的領域，他侃侃指責中國人當了官就不下來的作法很壞，大力鼓吹黨政官員的任期制，並且身體力行，堅持不再連任政研所所長。
今年五月初，始於悼念胡耀邦引發的學生愛國運動已呈澎湃之勢。在北京東總部胡同十六層高的社科院宿舍裡，再度拜訪嚴家其。他微有小恙、精力不繼，但一談起學運則兩眼爍爍發光。
「我看到了中國改革的希望，大陸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他充滿自信地說：「現在言論自由的尺度比以前寬多了，政府犯錯，人人都有權利批評……。」因此，他不只一次地把當時大權獨攬的鄧小平，譏為中國的「末代皇帝」。
四十年來中共一向容不下宣揚異見的知識分了。悲觀的人知道嚴家其放言高論，有些已替他掛把冷汗，有些直斥他過於天真，也有些暗自佩服他的錚錚骨風。
然而，四十七歲、歷經多次政治運動的嚴家其，果其是「過於天真」嗎？
良知戰勝理智
回顧這段以當權者血洗天安門告終的歷史悲劇，他坦述自己心理上的矛盾與衝突：
「其實每一次公開發表談話或發起簽名運動，大家都會有所顧慮，因為知道可能帶來危險。於是按良知來判斷，應該說、應該簽；按理智判斷，則不該說、不該簽。但每一次都是良知戰勝了理智，」
良知戰勝理智的結果，使得嚴家其在五四學運到六四天安門事件期間，屢以知識分子的立場挺身而出。他發表宣言、組織「首都知識界聯合會」、繼續誅伐鄧小平這個獨裁者是八０年代昏庸的末代皇帝。
目睹青年學子絕食多日而領導人無動於衷，五月十六、十七日，嚴家其和中國文化書院的包遵信等人聯署發表宣言。五月二十六口，兩人又發表了一篇「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 「五．一七」宣言中說：「清王朝已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
動亂的策畫者
「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取得偉大勝利，同學們用自己的行動來宣布，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大屠殺的前一天－－六月三日晚上十點半鐘，他接到一通電話，說是大安門廣場上要成立民主大學，請他擔任校長並發表談話。嚴家其即刻趕去簡單地闡釋了什麼叫做民主、自由，並建議李鵬辭職。他認為，唯有這樣中國才能避免流血，和平解決問題。
李鵬沒有辭職，中國也終究沒有逃過濫殺無辜的厄運。而言行和當權派明顯對立的嚴家其，在六四之後的白色恐怖中，被描繪成「動亂的策畫者」，生命危在旦夕。
他的死生未卜、行蹤成謎，令所有關愛他的朋友心驚膽戰。不過，七月四日，嚴家其身穿藍色毛衣，完好無缺地在香港的電視螢光幕上出現了，只是神容樵悻，滿眼憂鬱。他臂纏黑紗，肅穆地宣讀國殤週月宣言；
「在中國人民沒有公審鄧、李、楊反動集團以前，在人民沒有取得勝利以前，中國沒有國慶，只有國殤。」
嚴家其夫婦乖離獨子，逃脫中共的通緝，像一片失根的浮萍般，飄到了陌生地－－法國巴黎。經過兩個多月的探索，他和因六四流亡海外的諸位朋友，共同發起了推動大陸民主運動的民主中國陣線，並當選為這個組織的主席。
性格的矛盾和弱點
事實上，海外早已不乏類似的組織。由於主要成員多是大陸十年改革以來的菁英份子，在中共體制內具有廣泛的影響力，民陣被人刮目相看，具有導領群英意味的「主席」位置，更是分外耀眼。嚴家其衡估自己並不適合擔任這個角色，選舉前曾一再求退。
他的一意求退，被某些人視為「以退為進」。面對這種說法，他的態度相當坦然。「如果能夠找出別人來當主席，我一定不會反對，」他說：「今後，大家將不會看到我有任何權術性的表現。」
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嚴家其一向享有「君子」之名。「他的人格極為高尚，是一個非常值得尊敬的人。」河殤作者之一，現住在巴黎西馬德難民營的蘇曉康就這樣表示。
然而，外表溫和質樸的嚴家其也並不諱言，他性格上存在若干的弱點和矛盾。
「我在政治上保持著一種對別人批評的能力，」他自剖：「遇到不滿以及看不慣的情況，我會很憤怒，甚至不能控制，要非常暴戾的表達出來。因此一旦得罪起人就很厲害，我會弄得讓別人下不了台。」
明知如此，他為什麼仍然接受了民陣主席的職位？嚴家其夫婦笑得莫可奈何：「這是在現況下要讓民陣成立的唯一選擇；這也是身為知識分子另一次讓良知和道德勇氣戰勝理智的選擇。」他們相信，如果素以「民主鬥士」見知國際的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也逃出了大陸，他才是民陣主席的最佳人選。
身為主席的嚴家其始終不以職業革命家自認，堅持繼續走研究政治理論及著述的路線。他在民陣並沒有辦公室，大多數時間用於學法文，只在特定需要他以主席身分露面的場合出現。
明年春天，民陣打算邀請東歐、蘇聯、北韓、越南等共產國家代表，共同研討社會主義的出路。目前，嚴家其正興致勃勃地籌備這個大型的國際會議。此外民陣透過秘書長的實際執行運作，將積極的發展組織、通路，促進海外華人的聯合。
雖然主席的任期只有一年，長程而言，研究政治的嚴家其究竟如何看待民陣的角色？
「六四大屠殺讓我們認識到，中國要結束一黨專政，必須有一個與共產黨相制衡的力量，」他堅定的說：「因此，民陣一定要回到中國大陸，不在大陸取得勝利，民陣就不需要成立。」
幾萬萬人的夢想
有人批評「民運」期待在共產黨發生質變後再被中共接納，是一種可恥的「招安」心態，但曾經做過十年共產黨員的嚴家其似乎一點兒都不以為忤。前幾個月訪問德國議會時，他甚至對德國議員發出遙而無期的邀請承諾，希望有朝一日，民陣成為大陸合法的執政或在野黨時，他們也能前去訪問。
「這好像是在做夢。如果一個人有這種夢想，它不會實現。如果中國的幾萬萬人都有這個夢，這一天一定會到來的。」嚴家其刻板的臉部線條，就在這段話語之間，突然被令人神迷的希望之光軟化了。
嚴家其的逃亡心路
我們以前在北京的生活一直過得很差，到兩年前住房才大大改善。去年我去了三趟美國，還去了好幾次香港，陸續買進了一萬多冊的書，百分之九十五都沒有看過；因此八九年我決定不出國，準備安心的在國內看書、寫書。
六四大屠殺之後，我們又擔憂、又害怕，但並沒有想要逃到國外。其實從五月下旬起，我們就接到朋友的電話，要我們注意安全，躲避一下，我始終認為沒有危險。六四的槍聲一響，第二天一大早很多朋友到我家來，他們擔心我被亂槍打死。勸我馬上離開。
開始逃亡
我當天下午就離開了。一路上先逃到一些農村裡，想最多待上一個月，等局勢穩定下來再回北京。回到北京大不了被關進監獄，我相信半年、頂多一年就會被放出來。
而同時我們也在想其他辦法在國內安身。我想躲到雲南的荒山去，但朋友告訴我那邊毒蚊子非常多，沒有自來水。也無法運食品進去；況且沒有人煙，安全也成問題。還有人推介我到某一個流動的工程隊去工作，今天到湖南、明天到四川、後天到陝西，他們願意掩護我。我覺得並不合適，因為第一，我不可能適應這種工作；第二，時間長了。還是難免引人懷疑，被查出來。
六月十二日，我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及台灣的廣播，說楊尚昆要把我同包遵信處死。第二天我得到證實，就決定跑了。當時我產生了逃亡海外的想法。因為大陸的監獄從來是不人道的，根本不需要通過正式的司法程序證明有罪，就可以隨時把人打死。
在這前幾天。已經有很多國外的朋友跟我們聯絡，告訴我們如何逃出去。既然在中國走投無路，我便接受了他們的幫助。逃亡的過程很有趣。很神秘，但有些我不能講。
到了巴黎之後，我們在一個農村待了二十多天。這個農村周圍只有七、八戶人家，沒有任何商店。地鐵或公車，所以實際上是和其他地區隔離的。
看不清前途
我們有語言上的困難，再加上不能打電話。而法國朋友基於安全理由，也不要我們公開出現。這段時間裡。大家都對前途看不清楚，完全沒有想到要成立什麼組織。但我們都在「六四」這一天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不能再在中國一黨專政，我們有責任為中國的民主做一些事清。
(溫曼英訪問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