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0歲的吳敬璉，雖已白髮蒼蒼，連眉毛都白了，卻仍讓人感覺他精力旺盛、思惟敏捷，一點也不老態龍鍾，尤其是和別人談到中國經濟的時候。
被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評選為「30年最具影響的十大經濟學家」的吳敬璉，影響力在於，中國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所有重要的經濟改革論戰，他幾乎無役不與。
然而，這位中國經濟學界的泰斗，一生卻頗為曲折。出生於南京，父親在一歲多時過世，母親再嫁，繼父與母親所經營的《新民報》，在南京、重慶、成都、上海、北京等地發行，是當時最大的民營報業集團。
在戰火中完成小學、初中和高中學業的吳敬璉，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便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現為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他，比任何人都還早倡導中國要發展市場經濟，因此被稱為「吳市場」；由於主張中國市場的遊戲規應當清晰透明，更有制度，他，又被人冠上「吳法治」的稱號。2001年，中國股市陷入瘋狂，幾乎每個人都加入炒股的行列，吳敬璉一席「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範」的言論，再度引發論戰。直言不諱的他，更被譽為「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
大陸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所寫的《吳敬璉傳》中這樣形容：「對於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來說，他所經歷的80年，是一個與自己的國家圖強求富、蹣跚前行的80年。」
如今的中國經濟，在吳敬璉的眼中，又面臨什麼樣的「狀況」呢？吳敬璉為此，特地接受《遠見》雜誌的專訪。
投資式的增長，帶來後遺症
「中國為什麼一定要維持這麼高的成長率呢？」大師一開口，果然是石破天驚。
然而這句話的思考，固然和主流言論完全相反，不過，吳敬璉有一套完整的邏輯支持自己的說法。
「改革開放30年，中國都是投資式的增長，投資幾乎占了GDP的50％，一般國家是20％幾，而投資當中，來自政府部門又占了一半以上，」吳敬璉說，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投資占GDP的比重一直在增加。
吳敬璉認為，投資式的增長，亦即是過分倚賴高強度的投資來支撐超高速的經濟增長，帶來了許多問題。
投資式的增長，表示經濟成長是靠資本的投入，而不是靠技術、靠教育，後遺症包括了能源的消耗、環境的破壞、貧富差距加大，但是附加價值沒提高。
按照經濟學，產品的分配，是由生產要素的分配來決定，所謂的產品，也就是各種要素所有者的收入。一旦資本占生產要素的比重大，也就拿走大多數的收入。
這也是為何大陸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始終很低，貧富差距十幾倍，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數值從0到1，表示從最公平到最不公平）將近0.5％，幾乎是全世界最高。
靠內涵式增長，破四體制障礙
投資式增長是現象，吳敬璉分析，根本原因是中國存在著四個「體制性障礙」。
第一，政府手裡擁有太多資源控制的權力，市場經濟就起不了作用。城市化加速過程中，政府就掌握了非常重要的資源：土地。
其次，由於政績的主要指標是GDP，所以地方政府做了很多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卻全是向國家開設的銀行貸款，加上土地，等於是利用這兩項國家資源來營造個人政績。
第三，中國的財政體系有很大的問題。
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增值稅，與GDP成長率直接相關。但是支出責任卻過分下放到縣以下，譬如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的責任，本來是國家的責任，但卻要縣政府自行籌措，因此每個縣都在想方設法「搞收入」。
再者，中國各種重要的生產資源，價格嚴重扭曲，電價過低，給外資的土地太便宜，工人薪資也是太低。
「要從根本上消除這些體制性障礙，」吳敬璉大聲疾呼：「中國一定要改變增長的方式，不然沒有出路。」
吳敬璉強調，中國要從投資式增長轉向「內涵式增長」，通過節約能源消耗，鼓勵創新，提高經濟效率，增加產業附加價值。即使經濟成長率沒以前高，但發展能更健康、社會能更公平。
事實上， 2011年中國即將啟動的「十二五」規劃重心，就是轉變經濟增長模式，與吳敬璉的觀察不謀而合。
至於中國能不能轉型成功？吳敬璉並不感到悲觀，他發現，已經有地方政府意識到轉型的迫切。
譬如上海已完成六個行業的國營企業整體退出工作，並計畫未來三年國營企業所在的行業，要從79個減少到54個。因此，吳敬璉特別讚揚上海市長韓正：「有改革的精神。」
從「吳市場」到「中國股市賭場論」，再到轉變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在吳敬璉的身上，讓人見識到了一位經濟學家的獨立思考，然而更多的是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風骨。誠如人們所說的：「達到了他那個專業領域裡可能達到的濟世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