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致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充滿了速度感，但飆速的經濟成長並沒有為社會開拓出一條富而好禮的坦途。和四十年前比較，不少胼手胝足走過這段歲月的人，反倒愈來愈有迷失的悵惘。
「我們需要大思想家，能夠解開襁褓的世界，指引社會，建立共識，產生自然的團結力量。」政評家王作榮在談及台灣缺乏發展的方向和共識時，曾經感觸良深。
回顧動盪的五四時代、飄搖的抗日時期，總有幾個思想家如蔡元培、胡適能夠登高一呼，號召人心，引導社會。為什麼台灣的思想界在社會轉型、價值觀紛亂的十字路口，不能扮演引導思潮的角色？
原因有歷史的、制度的，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學者的自省，或許可以描出一個輪廓。 當初，「大陸來台的思想界人士就不多，」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回憶說。加以日據時代，台灣思想、學術活動受到很大壓抑，「整個人文基礎就很脆弱」。
思想黯淡的歲月
其次，一位研究民初歷史頗有心得的學者認為，國民政府主觀上就認定，大陸失陷是肇因於「遊民」與「游士」的結合。遷台後，為了切斷二者的關係，左手實施土地改革，拉攏農民；右手則「對思想界採取敵視的態度，政治文化中充滿反智識主義者的色彩」。思想史教授韋政通強調，七０年代以前的台灣，是思想界的黯淡歲月。
人間雜誌發行人陳映真回憶四０年代的整肅行動：「本省籍、外省籍菁英折損不少。」
更早的「二二八事件」，則被認為是造成國民政府對本土文化不信任的遠因。台灣史變成禁忌，「台灣人民被迫忘記自己的歷史，」一位台大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說：「這是被斷根的文化。」思想家無法從歷史文化的土壤中吸取養分，是不可能茁壯的。
離開歷史的分析，另一個造成思想家「不世出」的外在原因是：學術研究的「依賴性格」。
台灣的貿易不斷出超，但在學術、思想方面卻是「入超」。大量採借西方學說，固然不得已，久了，卻形成文化上的認同危機。從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晚近「新儒家」的崛起，都反映思想界在面臨外來文化衝擊時，有股難以割捨的民族主義矛盾。
史學家柏楊建議，思想界應該對文化轉型的可能後果，採取較開放的立場。思想是否為外來，並不是大問題，重要的是能否充分吸收並加以轉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總編輯杭之也認為，抗拒學習是義和團的心態，唯有徹底的學習才可能轉化。當年台灣自由主義的「掌旗者」殷海光就曾批評這種膚淺的學習是「水牛吃草」，無法連根拔起。
學術不能移植
然而，對當下台灣思想界來說，更嚴重的問題，卻是「拔起後，一股腦兒地移植到自己的文化土壤，往往水土不服」。對自然科學界而言，中國的原子與美國的原子，在屬性上完全相同，學術移植較不生排斥；但對於以「人」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社會科學來說，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屬性，差別就難以估計了。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憂心地說：「沒有選擇且不經修正地將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用來解釋本國的社會、文化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除了外在環境的制約，台灣思想界也存在若干「內在」的危機，由於不易察覺，影響可能更大。
旅美思想史學者林毓生，在「歷史與人物」一書中談到，中國思想界的主要危機在於「權威的失落」。他所指的權威不是「強制的或形式的權威」，而是一種學習的「典範」。
這種典範的確立，使任何知識的人門者可以有所服膺，不必「從零開始」，耗費精力。王羲之的書法、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學說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可說是這種權威，任何初學者應該先奉為圭臬，然後才可能超越。但是，現今中國的思想界卻不存在這樣的權威。
原先，中國的思想界有一重要典範：儒家思想。從漢代獨尊儒術以降，「一以貫之」地走了兩千年，到了後期，「越走越窄」，終至僵化、窒息而形成一種「教條的、醬缸似的文化，」柏楊說。
然而，從洪秀全「砸爛孔子的牌位」開始，到五四時期高喊「打倒孔家店」，儒家的典範被擊倒地，但新的典範卻沒法子建立起來，思想工作因而出現了斷層。被期待接替的自由主義新典範，至今仍然有許多核心概念無法與傳統文化調合，有學者解釋，這是由於五四運動的啟蒙工作，因大環境驟變而未能完成的緣故。
儒家典範的核心理念是理想中的人性，而自由主義典範卻是以接受現實的人性為前提，調合的工作必然是艱苦、漫長的。因此，林毓生認為，思想工作必須要有「比慢的精神」。
被潮流領導的思想界
今年是范仲淹的千歲冥誕，九月初，文建會將和台大合辦數場紀念性的學術論文研討會，試圖尋找北宋士人強烈的「自強精神」從何而來。相映於北宋時期知識分子的胸襟、器識，暴露出當前台灣思想界的另一個重要的內在危機：知識分子的角色自覺不足、自我期許不高。
「台灣的思想界不但未能領導潮流，反而被潮流領導。」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率直地說：「比例不低的教授，平常只關心股票、房地產，有些自已開公司，也有人則忙著謀取一官半職，」比較保守的估計，這類人「約占百分之三十」。更糟的是，越年輕的學者，傾向越嚴重。學校彷彿終南捷徑，奔走仕途者，絡繹不絕。
也有教授抱怨，在教職員住宅區內，夜夜不斷的麻將聲音，擾人作息。
在證券號子裡，幾位充當短線帽客的大學生，正為了賺取一日內的漲跌差價而努力，當被問到最迫切的東西時，「錢」是一致的回答。差別只是數目大小不同而已。每個人都有價碼。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這句話似乎正受到考驗。
文建會主委郭為藩，責難這個社會對思想工作者沒有公平的獎懲標準，努力、守本分的人得不到鼓勵，鑽營、善於自我推銷的人，反而容易成功。
媒體英雄萬事通
這種現象在大眾傳播方面尤其明顯。幾位學者不約而同的對傳播界炒作「媒體英雄」、「思想權威」的行徑不以為然，一位學者嘲笑若干「十項全能型」的媒體寵兒：「從國際政治到國內的雛妓問題，他都懂！」知識分子求名好利的心態令人憂心。
知識分子最嚴重的自覺危機，莫過於背棄自己的信念，昧著良心說話。為了迎合主政者，有些學者的言論竟隨政策的轉向而轉向，沒有立場，戒嚴時說不可解嚴，解嚴後又盛讚政府的作風開明、進步。柏楊批評這是「保鏢行為」。徐復觀先生曾引用前人的話嚴厲地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王作榮認為所謂國恥。莫過於知識分子言不由衷。
韋政通認為，思想界不能堅守工作崗位的原因之一，是中國本來就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類似「學而優則仕」的濃厚實用主義精神，很容易產生「不務正業」的思想家，而旁人也很難就此批評思想工作者缺乏角色自覺。不過，這種風氣最近有了改變。
今年初，二十七位頗有聲望的知識分子，宣布成立類似英國費邊社的組織－－澄社，彼此以不參與政治，善盡言責自許。學界受到鼓舞，報上文章則讚揚他們是一群「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現代范滂」。成員之一的楊國樞自謙地說：「我們沒那麼偉大，」澄社成立的宗旨只是為了「定是非」。
能思考的人少
澄社的成員以中年學者居多，他們期待更多類似澄社的組織、乃至「青年澄社、少年澄社」出現，使社會風氣得到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環。然而，現行的教育體制卻今人懷疑它是否能創造出「獨立思考」的人才。深諳問題的吳大猷表示，現在的學生被號稱公平的升學體系壓得無法喘息，會考試的人多，能思考的人少，這種現象在需要抽象思考的學科領域尤其嚴重。
在一次為全國物理系應屆畢業生所舉行的本科測驗中，四百多人受測，二百分為滿分，一百二十分及格，結果超過一百分的只有六位，及格的只有一位，平均成績四十多分。「物理科如此，其他學科也一定相去不遠，」教育的品質，令滿頭銀絲的吳大猷擔心。
「大學聯考是教育體制病態的根源，」他認為，從小學、國中到高中，十二年的學校教育幾乎就只在為大學聯考做準備，學生為了考試，既無法進行深層思考，缺了文學、音樂、美術等方面人文精神的涉獵，也失去了文化的刺激。為了追求形式上的公平，抹煞學生四處伸展的潛能，代價太大。
林毓生認為這些人文領域存在一種「未可明言的智」，提供可讓想像力冒險的空間，使人類的潛能可以盡情發酵。哥白尼的天體學說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雖然使人類智識一躍千里，卻都不是方法論及歸納法的結晶，而是在文化之海涵泳過程中，所形成的難以解釋的「頓悟」。
拉小提琴的愛因斯坦和愛打棒球、吹伸縮號的李遠哲都提供這種觀點很好的詮釋。郭為藩說：「人文教育看似無用」「無用之用，其乃大用」。
總括來看，造成台灣四十年思想界相對貧乏的原因，非常複雜，要解決也難求速效。杭之的看法頗能得到一些人的共鳴：「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論大思想家出現的問題。」比較正確的態度應該先求學術的自由與普及，讓「康德走入群眾」，培養民眾欣賞「知性」的能力，因為，「偉大的人物，也往往有偉大的錯誤」，如果沒有夠水準的群眾，一旦大思想家犯了錯，豈不整個社會都得賠上？
解嚴後，創作舞台突然寬闊許多，單是報紙的家數就從三十一家，大幅成長為二百零三家，而所謂「民間學者」的出現，也使思想界的定義不再與學術界完全重疊。
多樣化言論市場，讓人有「百家爭嗚，百花齊放」的感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朱浤源對思想界的未來表示樂觀，他說：「眼前是個瓶頸，就快突破而出了」。目前中研院所做的科際整合研究，正是一個希望。
政治權威的壓迫感漸漸消失，「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努力也有了初步的回饋，台灣的思想界，似乎正迎向春天，但是，仍然有些因素在延遲春天的到來。
崇洋媚外
學者們認為「缺乏自信」是當前最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國內某些學者的思想成品已經相當有成就，和知名歐美學者相比也毫不多讓，卻因自卑、不敢宣揚，而造成「藏諸名山」的遺憾。胡佛語重心長地說：「知識分子崇洋媚外的學術性格，在研究生的論文註釋裡，一目瞭然，」學生們往往引用歐美三流學者的觀點而不自知。
朱浤源認為，這是百年敗戰經驗的心理遺跡，只是不知道，近年來台灣在經貿方面的成敗，是否稍微緩和了心靈深處的自卑，有助於重建知識分子的信心？
回到歷史軌跡上看來，台灣思想界的困擾，其實有台灣自己的因素，也有屬於全中國的因素。巧合的，當台灣思想家正待「化蛹為蝶」時，大陸的思想界也開始對馬克斯主義的侷限性全盤反省，希望能夠跳出以往「用唯物論解釋一切」的思想框框。近代史大家章開元喊出：「馬克斯史學之外，還有其他史學」，含蓄地避免對共產主義祖師爺的直接攻擊；文化界則有主張以「西體中用」取代「中體西用」的說法，「河殤」可以算是這種思想的代表。
一位對大陸思想界一舉一動十分注意的本地學者，在比較兩岸異同後說：「大陸雖然窮，但胸襟廣、視野大，使命感也較強。」
站在彼岸反觀台灣思想界的現況，許多久繹不得其解的問題，躍躍然似乎都有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