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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康德

文 / 唐湘龍    
198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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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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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致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充滿了速度感,但飆速的經濟成長並沒有為社會開拓出一條富而好禮的坦途。和四十年前比較,不少胼手胝足走過這段歲月的人,反倒愈來愈有迷失的悵惘。

「我們需要大思想家,能夠解開襁褓的世界,指引社會,建立共識,產生自然的團結力量。」政評家王作榮在談及台灣缺乏發展的方向和共識時,曾經感觸良深。

回顧動盪的五四時代、飄搖的抗日時期,總有幾個思想家如蔡元培、胡適能夠登高一呼,號召人心,引導社會。為什麼台灣的思想界在社會轉型、價值觀紛亂的十字路口,不能扮演引導思潮的角色?

原因有歷史的、制度的,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學者的自省,或許可以描出一個輪廓。 當初,「大陸來台的思想界人士就不多,」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回憶說。加以日據時代,台灣思想、學術活動受到很大壓抑,「整個人文基礎就很脆弱」。

思想黯淡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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