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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康德

文 / 唐湘龍    
198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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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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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在致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充滿了速度感,但飆速的經濟成長並沒有為社會開拓出一條富而好禮的坦途。和四十年前比較,不少胼手胝足走過這段歲月的人,反倒愈來愈有迷失的悵惘。

「我們需要大思想家,能夠解開襁褓的世界,指引社會,建立共識,產生自然的團結力量。」政評家王作榮在談及台灣缺乏發展的方向和共識時,曾經感觸良深。

回顧動盪的五四時代、飄搖的抗日時期,總有幾個思想家如蔡元培、胡適能夠登高一呼,號召人心,引導社會。為什麼台灣的思想界在社會轉型、價值觀紛亂的十字路口,不能扮演引導思潮的角色?

原因有歷史的、制度的,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學者的自省,或許可以描出一個輪廓。 當初,「大陸來台的思想界人士就不多,」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回憶說。加以日據時代,台灣思想、學術活動受到很大壓抑,「整個人文基礎就很脆弱」。

思想黯淡的歲月

其次,一位研究民初歷史頗有心得的學者認為,國民政府主觀上就認定,大陸失陷是肇因於「遊民」與「游士」的結合。遷台後,為了切斷二者的關係,左手實施土地改革,拉攏農民;右手則「對思想界採取敵視的態度,政治文化中充滿反智識主義者的色彩」。思想史教授韋政通強調,七0年代以前的台灣,是思想界的黯淡歲月。

人間雜誌發行人陳映真回憶四0年代的整肅行動:「本省籍、外省籍菁英折損不少。」

更早的「二二八事件」,則被認為是造成國民政府對本土文化不信任的遠因。台灣史變成禁忌,「台灣人民被迫忘記自己的歷史,」一位台大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說:「這是被斷根的文化。」思想家無法從歷史文化的土壤中吸取養分,是不可能茁壯的。

離開歷史的分析,另一個造成思想家「不世出」的外在原因是:學術研究的「依賴性格」。

台灣的貿易不斷出超,但在學術、思想方面卻是「入超」。大量採借西方學說,固然不得已,久了,卻形成文化上的認同危機。從清末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晚近「新儒家」的崛起,都反映思想界在面臨外來文化衝擊時,有股難以割捨的民族主義矛盾。

史學家柏楊建議,思想界應該對文化轉型的可能後果,採取較開放的立場。思想是否為外來,並不是大問題,重要的是能否充分吸收並加以轉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總編輯杭之也認為,抗拒學習是義和團的心態,唯有徹底的學習才可能轉化。當年台灣自由主義的「掌旗者」殷海光就曾批評這種膚淺的學習是「水牛吃草」,無法連根拔起。

學術不能移植

然而,對當下台灣思想界來說,更嚴重的問題,卻是「拔起後,一股腦兒地移植到自己的文化土壤,往往水土不服」。對自然科學界而言,中國的原子與美國的原子,在屬性上完全相同,學術移植較不生排斥;但對於以「人」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社會科學來說,中國人和美國人的屬性,差別就難以估計了。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憂心地說:「沒有選擇且不經修正地將國外學者的研究結果用來解釋本國的社會、文化現象是非常危險的。」

除了外在環境的制約,台灣思想界也存在若干「內在」的危機,由於不易察覺,影響可能更大。

旅美思想史學者林毓生,在「歷史與人物」一書中談到,中國思想界的主要危機在於「權威的失落」。他所指的權威不是「強制的或形式的權威」,而是一種學習的「典範」。

這種典範的確立,使任何知識的人門者可以有所服膺,不必「從零開始」,耗費精力。王羲之的書法、亞當斯密的自由經濟學說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都可說是這種權威,任何初學者應該先奉為圭臬,然後才可能超越。但是,現今中國的思想界卻不存在這樣的權威。

原先,中國的思想界有一重要典範:儒家思想。從漢代獨尊儒術以降,「一以貫之」地走了兩千年,到了後期,「越走越窄」,終至僵化、窒息而形成一種「教條的、醬缸似的文化,」柏楊說。

然而,從洪秀全「砸爛孔子的牌位」開始,到五四時期高喊「打倒孔家店」,儒家的典範被擊倒地,但新的典範卻沒法子建立起來,思想工作因而出現了斷層。被期待接替的自由主義新典範,至今仍然有許多核心概念無法與傳統文化調合,有學者解釋,這是由於五四運動的啟蒙工作,因大環境驟變而未能完成的緣故。

儒家典範的核心理念是理想中的人性,而自由主義典範卻是以接受現實的人性為前提,調合的工作必然是艱苦、漫長的。因此,林毓生認為,思想工作必須要有「比慢的精神」。

被潮流領導的思想界

今年是范仲淹的千歲冥誕,九月初,文建會將和台大合辦數場紀念性的學術論文研討會,試圖尋找北宋士人強烈的「自強精神」從何而來。相映於北宋時期知識分子的胸襟、器識,暴露出當前台灣思想界的另一個重要的內在危機:知識分子的角色自覺不足、自我期許不高。

「台灣的思想界不但未能領導潮流,反而被潮流領導。」台大心理系教授楊國樞率直地說:「比例不低的教授,平常只關心股票、房地產,有些自已開公司,也有人則忙著謀取一官半職,」比較保守的估計,這類人「約占百分之三十」。更糟的是,越年輕的學者,傾向越嚴重。學校彷彿終南捷徑,奔走仕途者,絡繹不絕。

也有教授抱怨,在教職員住宅區內,夜夜不斷的麻將聲音,擾人作息。

在證券號子裡,幾位充當短線帽客的大學生,正為了賺取一日內的漲跌差價而努力,當被問到最迫切的東西時,「錢」是一致的回答。差別只是數目大小不同而已。每個人都有價碼。孟子說:「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惟能。」這句話似乎正受到考驗。

文建會主委郭為藩,責難這個社會對思想工作者沒有公平的獎懲標準,努力、守本分的人得不到鼓勵,鑽營、善於自我推銷的人,反而容易成功。

媒體英雄萬事通

這種現象在大眾傳播方面尤其明顯。幾位學者不約而同的對傳播界炒作「媒體英雄」、「思想權威」的行徑不以為然,一位學者嘲笑若干「十項全能型」的媒體寵兒:「從國際政治到國內的雛妓問題,他都懂!」知識分子求名好利的心態令人憂心。

知識分子最嚴重的自覺危機,莫過於背棄自己的信念,昧著良心說話。為了迎合主政者,有些學者的言論竟隨政策的轉向而轉向,沒有立場,戒嚴時說不可解嚴,解嚴後又盛讚政府的作風開明、進步。柏楊批評這是「保鏢行為」。徐復觀先生曾引用前人的話嚴厲地說:「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王作榮認為所謂國恥。莫過於知識分子言不由衷。

韋政通認為,思想界不能堅守工作崗位的原因之一,是中國本來就沒有「為知識而知識的傳統」。類似「學而優則仕」的濃厚實用主義精神,很容易產生「不務正業」的思想家,而旁人也很難就此批評思想工作者缺乏角色自覺。不過,這種風氣最近有了改變。

今年初,二十七位頗有聲望的知識分子,宣布成立類似英國費邊社的組織--澄社,彼此以不參與政治,善盡言責自許。學界受到鼓舞,報上文章則讚揚他們是一群「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現代范滂」。成員之一的楊國樞自謙地說:「我們沒那麼偉大,」澄社成立的宗旨只是為了「定是非」。

能思考的人少

澄社的成員以中年學者居多,他們期待更多類似澄社的組織、乃至「青年澄社、少年澄社」出現,使社會風氣得到生生不息的良性循環。然而,現行的教育體制卻今人懷疑它是否能創造出「獨立思考」的人才。深諳問題的吳大猷表示,現在的學生被號稱公平的升學體系壓得無法喘息,會考試的人多,能思考的人少,這種現象在需要抽象思考的學科領域尤其嚴重。

在一次為全國物理系應屆畢業生所舉行的本科測驗中,四百多人受測,二百分為滿分,一百二十分及格,結果超過一百分的只有六位,及格的只有一位,平均成績四十多分。「物理科如此,其他學科也一定相去不遠,」教育的品質,令滿頭銀絲的吳大猷擔心。

「大學聯考是教育體制病態的根源,」他認為,從小學、國中到高中,十二年的學校教育幾乎就只在為大學聯考做準備,學生為了考試,既無法進行深層思考,缺了文學、音樂、美術等方面人文精神的涉獵,也失去了文化的刺激。為了追求形式上的公平,抹煞學生四處伸展的潛能,代價太大。

林毓生認為這些人文領域存在一種「未可明言的智」,提供可讓想像力冒險的空間,使人類的潛能可以盡情發酵。哥白尼的天體學說或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雖然使人類智識一躍千里,卻都不是方法論及歸納法的結晶,而是在文化之海涵泳過程中,所形成的難以解釋的「頓悟」。

拉小提琴的愛因斯坦和愛打棒球、吹伸縮號的李遠哲都提供這種觀點很好的詮釋。郭為藩說:「人文教育看似無用」「無用之用,其乃大用」。

總括來看,造成台灣四十年思想界相對貧乏的原因,非常複雜,要解決也難求速效。杭之的看法頗能得到一些人的共鳴:「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論大思想家出現的問題。」比較正確的態度應該先求學術的自由與普及,讓「康德走入群眾」,培養民眾欣賞「知性」的能力,因為,「偉大的人物,也往往有偉大的錯誤」,如果沒有夠水準的群眾,一旦大思想家犯了錯,豈不整個社會都得賠上?

解嚴後,創作舞台突然寬闊許多,單是報紙的家數就從三十一家,大幅成長為二百零三家,而所謂「民間學者」的出現,也使思想界的定義不再與學術界完全重疊。

多樣化言論市場,讓人有「百家爭嗚,百花齊放」的感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朱浤源對思想界的未來表示樂觀,他說:「眼前是個瓶頸,就快突破而出了」。目前中研院所做的科際整合研究,正是一個希望。

政治權威的壓迫感漸漸消失,「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努力也有了初步的回饋,台灣的思想界,似乎正迎向春天,但是,仍然有些因素在延遲春天的到來。

崇洋媚外

學者們認為「缺乏自信」是當前最需要克服的心理障礙。國內某些學者的思想成品已經相當有成就,和知名歐美學者相比也毫不多讓,卻因自卑、不敢宣揚,而造成「藏諸名山」的遺憾。胡佛語重心長地說:「知識分子崇洋媚外的學術性格,在研究生的論文註釋裡,一目瞭然,」學生們往往引用歐美三流學者的觀點而不自知。

朱浤源認為,這是百年敗戰經驗的心理遺跡,只是不知道,近年來台灣在經貿方面的成敗,是否稍微緩和了心靈深處的自卑,有助於重建知識分子的信心?

回到歷史軌跡上看來,台灣思想界的困擾,其實有台灣自己的因素,也有屬於全中國的因素。巧合的,當台灣思想家正待「化蛹為蝶」時,大陸的思想界也開始對馬克斯主義的侷限性全盤反省,希望能夠跳出以往「用唯物論解釋一切」的思想框框。近代史大家章開元喊出:「馬克斯史學之外,還有其他史學」,含蓄地避免對共產主義祖師爺的直接攻擊;文化界則有主張以「西體中用」取代「中體西用」的說法,「河殤」可以算是這種思想的代表。

一位對大陸思想界一舉一動十分注意的本地學者,在比較兩岸異同後說:「大陸雖然窮,但胸襟廣、視野大,使命感也較強。」

站在彼岸反觀台灣思想界的現況,許多久繹不得其解的問題,躍躍然似乎都有了答案。

本文出自 1989 / 09 月號

第039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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