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致力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充滿了速度感，但飆速的經濟成長並沒有為社會開拓出一條富而好禮的坦途。和四十年前比較，不少胼手胝足走過這段歲月的人，反倒愈來愈有迷失的悵惘。
「我們需要大思想家，能夠解開襁褓的世界，指引社會，建立共識，產生自然的團結力量。」政評家王作榮在談及台灣缺乏發展的方向和共識時，曾經感觸良深。
回顧動盪的五四時代、飄搖的抗日時期，總有幾個思想家如蔡元培、胡適能夠登高一呼，號召人心，引導社會。為什麼台灣的思想界在社會轉型、價值觀紛亂的十字路口，不能扮演引導思潮的角色？
原因有歷史的、制度的，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學者的自省，或許可以描出一個輪廓。 當初，「大陸來台的思想界人士就不多，」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回憶說。加以日據時代，台灣思想、學術活動受到很大壓抑，「整個人文基礎就很脆弱」。
思想黯淡的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