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歷史上，飽經戰禍的中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富裕過。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躋身世界第十三大貿易國。積累七百六十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平均六千美元的國民所得。愈來愈多人穿名牌華服、開進口轎車，吃山海珍奇，住高樓廣廈。
千年歷史上，素以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國人似乎也從來沒有這樣野蠻過。年輕力壯的男子強暴、勒索、搶劫、殘殺婦女幼童。人口販子詐騙外地人賣淫。股票市場的輸家丟石頭示威，賭六合彩槓龜的人砸神像出氣。兩車擦撞的輕型交通事故，衣冠楚楚的當事人便動輒怒罵，甚至以兇器相向。
短短的四十年裏，台灣的中國人同時創造了這兩種奇蹟。當舉世的目光不斷投向台灣經濟成長的成績單時，悲憫的觀察者開始注意到失衡翹翹板的另外一邊。
「我們得到了物，但失掉了人。」鄉土小說家黃春明回顧台灣在被動、加工的經濟發展型態中，泯滅了文化的生產、成長，如今攤開社會帳本，台灣為失落所需償付的代價，已難以估量。
一位社會評論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是一個不完滿的文化社會－－有暴而無力、有色而無情。一位新聞記者在一篇對執政黨的諫言中，更語重心長地寫道：「台灣若單靠財富耀人，而犧牲了公道、法治、環境、福利與安全，實在沒有什麼好自炫的。」 台灣的航向所以一面倒的偏往經濟，使得整個社會瀰漫急功近利、唯財是圖的短視、暴發氣氛，據人間雜誌發行人陳映真分析，其中不僅反映了無可迴避的結構性因素，也同時反映了執政的導航者對國家發展缺乏長期、整體計畫的惡果。
「台灣的發展經驗．有相當的局限性，幾乎是不可欲(Undesirable)，也難以重覆的。」五十歲的陳映真相信。
台灣只是「跳板」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在內戰失利的情況下棄守大陸，抱著偏安的過客心態播遷百廢待舉的台灣。韓戰爆發後，旋踵又被捲進共產、民主兩個世界體制的對峙僵局，在國際冷戰情勢中，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這一連串的布局，幾乎決定了台灣大部分的命運。
當政的蔣中正總統親題「勿忘在莒」的座右銘，一心帶領軍民同胞反攻大陸。足足有十多年的時間，台灣一方面接受美援，全力發展「足衣、足食」的經濟建設，另一方面，因中共虎視眈眈，台澎地區實行戒嚴，嚴格限制民眾的政治、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那時台灣還保有淳樸的農業社會價值觀，對勒緊褲帶、潦困匱乏的物質生活不以為忤。社會上有高度的憂患意識，充滿了淬勵奮發的氣氛，治安良好，自然環境也未遭破壞。
雖然台灣的財富如今已千百倍增加，許多人回憶起流逝四十年的歲月，最感懷的，竟都是這一段苦過來的日子。
七十歲的經濟學家王作榮自認，民國四十年代台灣經濟由貧窮混亂轉為穩定，天天有新問題發生，參與實務的他天天也因此產生新觀念，是他生命史上最快樂的一程。他記憶猶為深刻的是，當時大家只求生活的安定、溫飽，不管是拉三輪車或做大官的，都盡責而守本分，大家團結合作，少有人為私利爭營。
然而，歷經日據時代的台籍人士值此興革，開始感覺到：「國民黨對台灣，沒有長期、通盤的治理計畫，政策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位台大物理系教授批評。
這種觀察的確實性歷歷可考，遺害也早已斑斑可見。
一位財經官員佐證，民國四十三年，政府投下大筆財力人力成立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十年後，經合會提出包括人口政策在內的十年長期發展計畫，卻未被核定。黨政大老質問：「大陸有五億人口，台灣才有一千萬，實行人口政策－－難道你們不考慮反攻大陸了？」
民國六十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朝野共知，反攻大陸的夢想日益遙遠，為了提高士氣、安定人心，蔣總統昭示三句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同年終於通過第二次提出的台灣十年長期發展計畫，三年後開始推動十大建設。
事實上，台灣的社會變局在此之前便已埋下伏筆。民國五十年初台視開播，台灣進入電視時代，經濟也發展到轉捩點，工業產值在GDP所占的百分比，首度超過農業。顯而易見，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工作型態和價值觀，漸向時代揮手告別。時代的巨輪把台灣快速滾進另一個變化多端的未知世界。
對應由農業社會過度到工業社會的巨大變遷，執政的技術官僚並沒有考慮到社會變動的新需要，因而參考其他國家教育、文化的典章制度，做前瞻性的全面規畫，只在隔海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時，成立了名過於實的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批評的人指出，「他們似乎認為把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就可以應付一切。」
只能縱情聲色之娛
為了維持政權與政治穩定，執政的國民黨根據戒嚴法，對政治、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素來採取極嚴格的限制。人民想發財或縱情於聲色之娛，大體不會受到什麼抑遏，但若想關懷公共事務，組織自主性的社團，辦報紙和雜誌，就會受到百般刁難與打擊。因此，當六十年代，台灣經濟夾著「為人作嫁」的出口導向大幅起飛後，絕大多數人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到做生意、發財的功利目標上。
台灣的教育體制，似乎也同時在為這種功利導向的社會發展奠石立基。
「在上位的人不重視文化教養，只著重思想教育，在威權政治下，嚴格管制校園思想上學術界人士深有共鳴的認為，台灣的教育內容只流於知識、技能，純為造就人力市場可供使用的螺絲釘，而不在培養有獨立人格的個人。
而聯考制度本身，就正是一本極端功利、短視的教科書。「基本上，聯考要拚的是上榜的立即目標，跟做學問毫不相干。」曾任政務委員的清大教授沈君山分析：「這種不講求長程思考的聯考文化所造就出來的心態，充斥台灣社會。」
有錢就是大爺
台灣的教育不能啟發思想，不能帶動人文精神－－人的良心、價值感、意義感的自覺，民國七十年代，當台灣的經濟統計迭創高峰，平均國民所得十年間成長五倍，達到五千美元以後，有識之士驚覺，台灣近兩千萬人口，已完全被「賺錢主義」主導。
「經過四十年的經營，我們這個社會大家都只看到錢。企業家只強調他有幾十家關係企業、國際公司，政府只強調有幾百億美金外匯存底，連地下投資公司也以多種企業而自豪，至於錢是怎麼來的，大家都不管了，反正有錢就做大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文崇一這樣觀察。
研究價值觀變遷的心理學者楊國樞，用腔腸文化(強調感官享樂、重食色)、短視生活(沒有長遠目標)、粗暴態度(野蠻、沒教養)、不講道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四個特徵，勾勒出台灣目前的所好、所思、所為、所信。
是金錢把社會污染了？還是人們從來就沒有看到長遠而值得追求的目標？台灣迫切需要找回這失落的地平線。
接訂單的文化
如果糧食是武器的話，農民才是戰士。台灣原來是種水稻，台灣的文化是順應自然產生的。
種水稻是不是順應自然？是的，因為台灣是屬於季節風的地區，風所經過的地方，帶來了很豐富的雨水，自然就有野生禾稻類的東西長出來，經過幾千年品種的改良，跟稻米生長在一起的人類，或者其他的飛禽走獸，都適合吃它。為什麼？季節風經過的地方，濕氣很重，腳氣病就會來，腿肉一按就凹進去，腳氣病多的時侯，就是要吃稻，因為稻米的胚芽裡面維他命B很豐富，可以避免你得到潮濕的腳氣病。如果光吃稻米還不夠，在季風區的土地上，還可以長出綠豆，綠豆的效果更好。
小麥隨著外交而來
但是這幾年來，美國農產品像武器一樣跟著外交而來，我們吃米的傳統習價被改變了，現在早上就是牛奶、麵包，小孩一關始就習價漢堡。我們已經從吃米的習慣，改變為吃小麥。
我們的經濟也是屬於被動的經濟發展，也就是靠接訂單發展的。這跟下訂單的不一樣，下單訂是有品牌，而我們沒有品牌。最近我們常說要打自己的品牌，就是要突破這樣一個瓶頸。
在被動經濟生產的時侯，我們農村沒有辦法好好生產，維持美滿的農村生活。人力過剩，人浮於事，跟今天的情況不一樣；那個時侯找工作的人很多，所以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能找到工作就好，你說多少錢就是多少。就在這樣一個很賤價的勞力之下，我們變成一個非常有競爭力、被動生產的、加工的國家。
我們能夠拿到那麼多訂單，一方面是我們政治戒嚴，公司不能罷工、罷市、示威，使經濟生產變成加壓力的穩定、非常態性的穩定。那一段時間，勞動者奉獻出一、二十年長時間的勞力；台灣經濟能起飛，我們真的要感謝這些人。
在台灣因為過去生活很貧困、很嚴肅、很刻苦，所以只要不低於過去的水準，大家都能夠忍受。那個力量把我們撐起來了，所以我們經濟起飛。
做適合台灣的衣服
但是被動性的經濟生達，就跟文化完全脫開了。
所謂被動，是你要我做這個樣子，這個大小的規格，我做給你。別人下訂單，我們就接訂單。
就以衣服來說吧。例如我們做的尼龍，或者混合纖維的衣料，人造的不會縐，但是也不透氣；這個適合在美國大陸性氣侯很乾燥的地方，這種衣服是美國人下的訂單做的。
那麼我們有沒有真正為台灣這個氣侯，設計出什麼樣的衣稱，什麼樣的衣服呢？我們做什麼樣的衣服，袖子要開一盞或緊一點？要領子或不要領子？跟我們的職業、生活環境、氣侯都有關係。這樣一個產品，除了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
然而我們卻不是，我們是接訂單的經濟，也形成了接單的文化。四十年來，我們賺了錢，只是經濟的成長，而文化上的成長是什麼？各位想一想。
(吳韻儀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