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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翹翹板

文 / 溫曼英    
198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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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翹翹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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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歷史上,飽經戰禍的中國人從來沒有這樣富裕過。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躋身世界第十三大貿易國。積累七百六十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平均六千美元的國民所得。愈來愈多人穿名牌華服、開進口轎車,吃山海珍奇,住高樓廣廈。

千年歷史上,素以禮儀之邦自居的中國人似乎也從來沒有這樣野蠻過。年輕力壯的男子強暴、勒索、搶劫、殘殺婦女幼童。人口販子詐騙外地人賣淫。股票市場的輸家丟石頭示威,賭六合彩槓龜的人砸神像出氣。兩車擦撞的輕型交通事故,衣冠楚楚的當事人便動輒怒罵,甚至以兇器相向。

短短的四十年裏,台灣的中國人同時創造了這兩種奇蹟。當舉世的目光不斷投向台灣經濟成長的成績單時,悲憫的觀察者開始注意到失衡翹翹板的另外一邊。

「我們得到了物,但失掉了人。」鄉土小說家黃春明回顧台灣在被動、加工的經濟發展型態中,泯滅了文化的生產、成長,如今攤開社會帳本,台灣為失落所需償付的代價,已難以估量。

一位社會評論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台灣是一個不完滿的文化社會--有暴而無力、有色而無情。一位新聞記者在一篇對執政黨的諫言中,更語重心長地寫道:「台灣若單靠財富耀人,而犧牲了公道、法治、環境、福利與安全,實在沒有什麼好自炫的。」 台灣的航向所以一面倒的偏往經濟,使得整個社會瀰漫急功近利、唯財是圖的短視、暴發氣氛,據人間雜誌發行人陳映真分析,其中不僅反映了無可迴避的結構性因素,也同時反映了執政的導航者對國家發展缺乏長期、整體計畫的惡果。

「台灣的發展經驗.有相當的局限性,幾乎是不可欲(Undesirable),也難以重覆的。」五十歲的陳映真相信。

台灣只是「跳板」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在內戰失利的情況下棄守大陸,抱著偏安的過客心態播遷百廢待舉的台灣。韓戰爆發後,旋踵又被捲進共產、民主兩個世界體制的對峙僵局,在國際冷戰情勢中,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基地,這一連串的布局,幾乎決定了台灣大部分的命運。

當政的蔣中正總統親題「勿忘在莒」的座右銘,一心帶領軍民同胞反攻大陸。足足有十多年的時間,台灣一方面接受美援,全力發展「足衣、足食」的經濟建設,另一方面,因中共虎視眈眈,台澎地區實行戒嚴,嚴格限制民眾的政治、言論、集會、結社自由。

那時台灣還保有淳樸的農業社會價值觀,對勒緊褲帶、潦困匱乏的物質生活不以為忤。社會上有高度的憂患意識,充滿了淬勵奮發的氣氛,治安良好,自然環境也未遭破壞。

雖然台灣的財富如今已千百倍增加,許多人回憶起流逝四十年的歲月,最感懷的,竟都是這一段苦過來的日子。

七十歲的經濟學家王作榮自認,民國四十年代台灣經濟由貧窮混亂轉為穩定,天天有新問題發生,參與實務的他天天也因此產生新觀念,是他生命史上最快樂的一程。他記憶猶為深刻的是,當時大家只求生活的安定、溫飽,不管是拉三輪車或做大官的,都盡責而守本分,大家團結合作,少有人為私利爭營。

然而,歷經日據時代的台籍人士值此興革,開始感覺到:「國民黨對台灣,沒有長期、通盤的治理計畫,政策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位台大物理系教授批評。

這種觀察的確實性歷歷可考,遺害也早已斑斑可見。

一位財經官員佐證,民國四十三年,政府投下大筆財力人力成立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十年後,經合會提出包括人口政策在內的十年長期發展計畫,卻未被核定。黨政大老質問:「大陸有五億人口,台灣才有一千萬,實行人口政策--難道你們不考慮反攻大陸了?」

民國六十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朝野共知,反攻大陸的夢想日益遙遠,為了提高士氣、安定人心,蔣總統昭示三句話:莊敬自強、處變不驚、慎謀能斷。同年終於通過第二次提出的台灣十年長期發展計畫,三年後開始推動十大建設。

事實上,台灣的社會變局在此之前便已埋下伏筆。民國五十年初台視開播,台灣進入電視時代,經濟也發展到轉捩點,工業產值在GDP所占的百分比,首度超過農業。顯而易見,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工作型態和價值觀,漸向時代揮手告別。時代的巨輪把台灣快速滾進另一個變化多端的未知世界。

對應由農業社會過度到工業社會的巨大變遷,執政的技術官僚並沒有考慮到社會變動的新需要,因而參考其他國家教育、文化的典章制度,做前瞻性的全面規畫,只在隔海對抗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時,成立了名過於實的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批評的人指出,「他們似乎認為把傳統文化發揚光大就可以應付一切。」

只能縱情聲色之娛

為了維持政權與政治穩定,執政的國民黨根據戒嚴法,對政治、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素來採取極嚴格的限制。人民想發財或縱情於聲色之娛,大體不會受到什麼抑遏,但若想關懷公共事務,組織自主性的社團,辦報紙和雜誌,就會受到百般刁難與打擊。因此,當六十年代,台灣經濟夾著「為人作嫁」的出口導向大幅起飛後,絕大多數人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到做生意、發財的功利目標上。

台灣的教育體制,似乎也同時在為這種功利導向的社會發展奠石立基。

「在上位的人不重視文化教養,只著重思想教育,在威權政治下,嚴格管制校園思想上學術界人士深有共鳴的認為,台灣的教育內容只流於知識、技能,純為造就人力市場可供使用的螺絲釘,而不在培養有獨立人格的個人。

而聯考制度本身,就正是一本極端功利、短視的教科書。「基本上,聯考要拚的是上榜的立即目標,跟做學問毫不相干。」曾任政務委員的清大教授沈君山分析:「這種不講求長程思考的聯考文化所造就出來的心態,充斥台灣社會。」

有錢就是大爺

台灣的教育不能啟發思想,不能帶動人文精神--人的良心、價值感、意義感的自覺,民國七十年代,當台灣的經濟統計迭創高峰,平均國民所得十年間成長五倍,達到五千美元以後,有識之士驚覺,台灣近兩千萬人口,已完全被「賺錢主義」主導。

「經過四十年的經營,我們這個社會大家都只看到錢。企業家只強調他有幾十家關係企業、國際公司,政府只強調有幾百億美金外匯存底,連地下投資公司也以多種企業而自豪,至於錢是怎麼來的,大家都不管了,反正有錢就做大爺。」中央研究院研究員文崇一這樣觀察。

研究價值觀變遷的心理學者楊國樞,用腔腸文化(強調感官享樂、重食色)、短視生活(沒有長遠目標)、粗暴態度(野蠻、沒教養)、不講道德(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四個特徵,勾勒出台灣目前的所好、所思、所為、所信。

是金錢把社會污染了?還是人們從來就沒有看到長遠而值得追求的目標?台灣迫切需要找回這失落的地平線。

接訂單的文化

如果糧食是武器的話,農民才是戰士。台灣原來是種水稻,台灣的文化是順應自然產生的。

種水稻是不是順應自然?是的,因為台灣是屬於季節風的地區,風所經過的地方,帶來了很豐富的雨水,自然就有野生禾稻類的東西長出來,經過幾千年品種的改良,跟稻米生長在一起的人類,或者其他的飛禽走獸,都適合吃它。為什麼?季節風經過的地方,濕氣很重,腳氣病就會來,腿肉一按就凹進去,腳氣病多的時侯,就是要吃稻,因為稻米的胚芽裡面維他命B很豐富,可以避免你得到潮濕的腳氣病。如果光吃稻米還不夠,在季風區的土地上,還可以長出綠豆,綠豆的效果更好。

小麥隨著外交而來

但是這幾年來,美國農產品像武器一樣跟著外交而來,我們吃米的傳統習價被改變了,現在早上就是牛奶、麵包,小孩一關始就習價漢堡。我們已經從吃米的習慣,改變為吃小麥。

我們的經濟也是屬於被動的經濟發展,也就是靠接訂單發展的。這跟下訂單的不一樣,下單訂是有品牌,而我們沒有品牌。最近我們常說要打自己的品牌,就是要突破這樣一個瓶頸。

在被動經濟生產的時侯,我們農村沒有辦法好好生產,維持美滿的農村生活。人力過剩,人浮於事,跟今天的情況不一樣;那個時侯找工作的人很多,所以唯一的條件就是只要能找到工作就好,你說多少錢就是多少。就在這樣一個很賤價的勞力之下,我們變成一個非常有競爭力、被動生產的、加工的國家。

我們能夠拿到那麼多訂單,一方面是我們政治戒嚴,公司不能罷工、罷市、示威,使經濟生產變成加壓力的穩定、非常態性的穩定。那一段時間,勞動者奉獻出一、二十年長時間的勞力;台灣經濟能起飛,我們真的要感謝這些人。

在台灣因為過去生活很貧困、很嚴肅、很刻苦,所以只要不低於過去的水準,大家都能夠忍受。那個力量把我們撐起來了,所以我們經濟起飛。

做適合台灣的衣服

但是被動性的經濟生達,就跟文化完全脫開了。

所謂被動,是你要我做這個樣子,這個大小的規格,我做給你。別人下訂單,我們就接訂單。

就以衣服來說吧。例如我們做的尼龍,或者混合纖維的衣料,人造的不會縐,但是也不透氣;這個適合在美國大陸性氣侯很乾燥的地方,這種衣服是美國人下的訂單做的。

那麼我們有沒有真正為台灣這個氣侯,設計出什麼樣的衣稱,什麼樣的衣服呢?我們做什麼樣的衣服,袖子要開一盞或緊一點?要領子或不要領子?跟我們的職業、生活環境、氣侯都有關係。這樣一個產品,除了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

然而我們卻不是,我們是接訂單的經濟,也形成了接單的文化。四十年來,我們賺了錢,只是經濟的成長,而文化上的成長是什麼?各位想一想。

(吳韻儀整)

本文出自 1989 / 09 月號

第039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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