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清晰的分水嶺
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共原子彈試爆成功，是「中國」最光輝的一刻。它同時也為台海安全投下了陰影。
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血腥鎮壓，是中共最恥辱的紀錄，它再度顯示台灣自衛力量的車要。
天安門浩劫變成了一道最清晰的分水嶺。從此以後，海內外中國人把他們的寄望由北京移向台北。在這以前，「台灣要爭氣，中國才有希望」；在這以後，「唯有民主、自由、均富的台灣，才會有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
因此，在台灣二千萬的中國人，在短期要堅強立足台灣，在長期要和平轉變大陸。
要堅強立足台灣，首先要有堅強的防禦力量。
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最近曾一再指出：三軍有足夠的力量，來防衛台海的安全。這個保證增強了民心的安定。
二、實力才能保障和平
這股強大的防禦力量來自多年來軍力現代化的努力，尤以自身的科技來發展新武器為重要策略。去年一千六百億、今年一千九百億的國防支出正用以換取國防的安全。
在一九七一年以前，國防支出在中央政府歲出總決算中，都在五五%以上；近十八年來逐年下降，一九八八年的比例是三四．一%。
與世界其他國家來比，一九八五年時，軍事支出占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比：在北韓為二二．二%、以色列為一三．九%、我國七．六%、中共六，七%、美國六．六%、南韓五．五%、英國五．三%。今年這個百分比在我國已降至五．八四%。
沒有足夠的軍費，自然難以產生足夠的防禦力量；但是什麼才是「足夠」的軍費，在任何國家都是爭辯不休的。雷根執政八年，與國會最激烈的爭辯就是國防支出。回頭來看，雷根可以驕傲地說：「正因為美國有日益增強的國防力量，戈巴契夫才願意簽訂核武裁減協定。自由世界在這八年之中，才沒有一寸土地陷入共產國家的版圖。」
也正因為國防對台灣的重要，在心理上，納稅者要以不計代價的決心，尋求國家的安全；實質上，政府階層則要避免決策的錯誤，不能不計成本來增加支出。
台灣海峽的戰與和，與其說是取決於對方的敵意或者善意，不如說是取決於我們本身的戰力與實力。郝總長說得透切：「只有真實的力量，才能保障和平，如果沒有真實的力量，即使是簽訂停戰協定，也是靠不住的。」
三、擁有民心與活力才能發展
堅強的軍事力量，只能保持在台灣「生存」。社會的民心與經濟的活力，才能使台灣「發展」。
要獲取這兩者，政府部門立刻要做三件大事：
第一，要以「大魄力」來減少(無法完全怯除)各種層次與各種方式的特權。這些特權反映在工程招標、土地移轉、貸款同意、申請登記核准、人事特殊安排、貪污淡化處理……。
特權造成的不平是民怨高漲的一個根源，如果大陸上沒有那麼多令人痛恨的官倒現象(最明顯的特權)，天安門的學生抗議，不會得到那麼多人民的普遍支持。
第二，要以「大有為」來積極推動各種公共建設。從擁擠破落的學校設備、髒亂破碎的人行道、散置路旁的垃圾堆、分占各處的攤販，到污水處理、大眾捷運系統、南北高速公路、各種環保危機，無一不需更多的經費、更多的共識，以及更多的幹勁。
如果台灣沒有錢，這一切的落伍還有藉口；如果人民有了錢，政府不敢徵收或者徵收不到，我們無法諒解。多等一天來解決這些問題，以後就需要費更多的心血來解決。可惜，對棘手問題的「拖」，仍是近年來最流行的「做」法。
把日益癱瘓的台北市歸咎於現任的市長是不公平的。從林洋港先生擔任台北市長以來，除了一位因健康的原因例外，其餘都是做省主席或部長的跳板。因此，他們願意做短期看得見效果的事。不容易、也沒有時間真正全心全力為台北市做長程規畫。今天的台北是一個使人窒息的、沒有紀律的、髒、亂混雜的城市。它使一個每人所得六千美元的社會蒙羞。
第三，要以「大胸懷」來允許民間企業發揮他們的活力。國營事業已完成它們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歷史性的使命，現在要儘可能在合理時間內，逐步開放民營。
「民營化」不能再當做一個動聽的政治口號。李煥院長上任後，正因為他不來自財經界，更容易灑脫地切實使民營化落實。
「國際化」也是一個擋不住的趨勢。減少法令上的限制、減少對國內產業的保護、允許國外產業的競爭，正是一個貿易大國不得不採取的步驟。
當政府以更大的胸懷，讓民間發揮活力，來參與經濟活動時，民間本身也要有自我的規範。這包括誠實地付稅、公平地分擔社會成本、合法地追求財富。這才能變成一個經濟活力與社會紀律並存的社會。
四、四個轉變大陸的構想
天安門事件凸顯了一個痛苦的現實：當台灣無法以軍事力量來扭轉大陸局勢時，就只能以和平的方式來轉變大陸。
在當前中共宣布政治要抓緊，經濟不回頭的情勢下，筆者提出四個構想。構想的基本前提不是去孤立大陸，而是用和平的方式轉變大陸。
第一，是擴大推廣「台灣經驗」。透過民間的交流與大陸人士的來台訪問，使大陸人民有新的觀念、新的作法，進而產生較好的生活。因此，在做法上：
－－雙方學術界可以相互訪問、合作研究、共同出版等。
－－民間的探親、旅遊應予擴大；對大陸來台訪問人士的條件應予放寬，尤其應當立刻准許大陸媒體來台訪問報導。
－－鼓勵民間在大陸設立「中小企業推廣會」、「農業技術推廣會」等來移植台灣的實際經驗。
第二，是有條件地引進大陸勞工。引進外籍勞工，將會衍出眾多的語言、習俗等社會問題。引進大陸勞工最重要的顧慮是台灣本身的安全。
如果對引進的人數與性別予以限制(如男性不超過一萬，女性不超過二萬)，並予以分散，到各地區各產業；並且規定工作期滿(一年或二年)後一定要返回大陸，則這項建議有三個好處：(一)回返大陸後，是生活在小康社會中最好的見證人。(二)省下的工資帶返大陸，立刻可以變成台灣來的「萬元戶」，另創自己的事業。(三)把在台灣學到的技能、工作態度和賺錢本領等帶回大陸，變成「台灣經驗的真正推廣者。
第三，是靠間接投資與貿易證明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既然大陸上的經濟開放只能向前，那麼不論中共宣稱如何要堅持「四個堅持」，封閉落後、全面管制的共產經濟已經產生了重大的改變。
只有靠這種改變－－允許國際貿易、開放外人投資、引進貸款及技術合作等，大陸人民的生活水準才有改善的可能。
透過第三地，到大陸去的台灣廠商應當要發揮投資的積極功能，產生良性的示範作用；創造當地的就業機會、提升勞工的工資、帶入較高層次的技術、管理效率及品質管制。台灣廠商千萬不宜貪圖小便宜而使當地人士對市場經濟的運作產生懷疑。
第四，是由民間集資在美國設立大型基金會，來幫助大陸在海外的知識分子與留學生，舉辦各種活動、出版各種刊物、誘導及加壓力於中共，逼使它逐漸走向民主。
今天流亡在海外的大陸意見領袖如劉賓雁、嚴家其，及優秀的年輕學者如陳平、丁學良等都可產生這種催化的功能。
最瞭解大陸的是這些在海外的大陸知識分子，借重他們的力量，會產生更大的效果。
五、少講官話
如果我國政府真希望有一天能出現一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那麼，近年來在對大陸問題的政策探討上、研究思考上、推動設計上、共識建立上，實在花費了太少的人力與財力。
即使有了一個專責的大陸事務部，還不能保證工作可以做好，沒有這麼一個專責機構，其有些緣木求魚。
對大陸問題，官方過去講了太多的官話，天安門浩劫證實了過去的一些官話像神話。從今以後，有權的人要說實話。實話就應當是：堅強立足台灣，和平轉變大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