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競選過很多次不同的公職，從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到現在，也有二十一年了。
最近，我決定不再競選省議員做議長有幾個理由：第一，我的競選生涯太長。在省議會裡，從民國五十七年開始做省議員的，現在只剩我和另外一人。如果說老賊，我可以說「比老賊還老賊」。
第二，省議會一共有過四位議長，每位都是只做兩任。第三，在省議會，我自己的想法能做的也不多了，再做下去，就擋了後進的出路。
做議長難有成就感
事實上，民意機構的首長，是一種完全被動的、配合的角色。換句話說，你就是幫忙政府，把議會內的協調做好。這八年來，我可以說很幸運也很麻煩，碰上社會的轉型期。我能做的都做了，我的角色事實上也很難有成就感。
做民意代表還可以建言，做議長連建言的份兒都沒有，只能坐在那兒不講話。所以我覺得，如果要繼續做公職，應該要換一個角色。這個工作，我看是不大適合我的個性。
公事、私事都要管
這些年來擔任公職，酸甜苦辣的經驗都有。民國五十七年，我三十幾歲，充滿了幹勁與熱情投入選舉。這一段時間，看到整個社會的改變，感動的事情很多。我做省議員時，一些漁民來找我，說他們養魚的漁池因為水被污染，魚都死光了。雖然曾受到外在壓力，我仍立刻在省議會裡成立了一個調查小組。後來有一次我到台南去，那天漁民都不出海捕魚，全部主動跑來歡迎我，到處貼滿紅字條，好像我是他們的「媽祖」、「救星」一樣。這些事沒有什麼實際利益，但是這就是一種成就感。
當民意代表，有其痛苦的一面，我做議長，一年有九個月，禮拜一到禮拜五我一定要主持省議會大會。每天，光是回電話就要花去一、兩個小時；議員公事要協調，私事也要管。另外一些支持我的民眾熱切希望我去參加他們的婚喪喜慶，不去，心裡面很難過，其的是疲於奔命。
我有自己喜歡的事，看書、也喜歡家庭生活。但是，這種事情你跟人家說，人家不能諒解，心裡面就很痛苦。人情債背得很重，不曉得怎麼辦。如果做行政首長，每天上班，做好自己的事，比較可以控制時間。
兩邊不討好
八年前我做議長，認為既然我們要走向民主政治，就應該要有黨團協調。我當時就把十七位黨外的省議員看成一個團體。我是希望讓大家充分溝通，至少也要讓他們把意見表達出來，不要封鎖他講話。
結果大家不諒解，國民黨的議員不能接受我的想法就和國民黨有差距。但是有差距，你還是要去做，就覺得很痛苦，兩邊不討好。
我認為民主政治是責任政治，政務官要負政治責任，要有政治理想，對於貫徹他的理想，要有很大的決心和魄力。成功了，他會感到欣慰，做完了也可以離開。失敗了，要負政治責任，也要離開。
但是這些年來，我發現我們的政治文化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做上了政務官好像就不能離開，要一直做下去。
這有什麼壞處呢？就是這個政務官坐上甲職位，就在看乙職位，看那一個職位是他喜歡的。因此你要他有理想、負政治責任，那是不可能的。他只會想「我怎麼讓它不發生事情」。
政治文化的怪現象
另外，社會大眾也覺得一個政務官下台好像很不名譽、很落魄。我覺得社會應該接納他、肯定他，這沒什麼大不了嘛，不要說他可憐、落魄，這樣他也會怕，更不肯下來。
如果省長開放民選，我可能參加競選。二十一年來我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台灣省，對台灣省自認有相當多的瞭解。民意代表、行政首長我也做過。我在省議會「罰聽罰坐」了八年，我想再笨的人，八年來天天在那邊看，多少總懂得一些吧！
將來如果中央考慮我的興趣、專長、資歷，認為我適合做什麼，我也得考慮願不願意接受。
過去我擔任過很多公職，但那都不是我去謀取的。我喜歡順乎自然，盡其在我。有官做也好，沒有也好。我曾婉謝過一些職務，例如省新聞處處長、高雄市長，甚至有人建議我競選立法委員……。如果我不喜歡這些職務，我會拒絕，這樣才會心安理得，一點也不勉強。
心安理得的拒絕
我覺得一個好的政治人物，一定要有歷史使命感，他不是來做官的。做一個公職，除了享受那分成就外，都是犧牲比較多。你要有這個，才能去奉獻。一定要對人、對社會國家充滿了愛，才能有歷史使命感。同時，也要有國際觀。台灣不可能孤立在世界之外。
如果再來一次，我也會再去從事公職。我想人生有三、四十年的服務期，再來一次，我想我不會做這麼久。而且一開始我也會兼做我喜歡的事，例如寫東西啦，我一直對這很有興趣。
退出公職後我最想做的是三件事：教育工作、新聞工作、以及我專業的法律事務。
(蕭富元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