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來，中國的藝術和政治始終難以分家。中共控制大陸三十七年，這種現象更變本加厲。
去年二月，中共「作家協會」（簡稱「作協」）採用了較自由的會章。支持鄧小平的知識份子開始為中國大陸的文化開出一條道路。與會八百名代表響應了鄧小平為四化運動而重新喊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
「作協」的新會章象徵了反對勢力「上海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以及三個月前「反西方精神污染」運動的挫敗。支持「反西方精神污染」的前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部長鄧力群未在「作協」會議上露面，更代表了反鄧小平改革勢力的嚴重受挫。
今年八月十九日，上海「文匯報」為「反西方精神污染」運動受害者－前「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公開平反。當初周揚是因提倡為「馬克斯人道主義」寫作而遭到批判。他的平反象徵了其他因批評黨而坐牢的人士有了希望。
「作協」會議同時推翻了毛澤東的教條－就是共產黨的文學藝術作品必須以工農兵利益為主。新的口號是文學藝術要為「社會主義、人民和現代化」服務。
文藝工作者不敢「鳴放」
長久以來，中國大陸的文藝工作者便在不信任共黨的心情下工作。他們的疑慮其來有自，當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喊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時，大部份知識份子抓住機會大鳴大放，結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被迫害，便是被下放。現在鄧小平又要他們「鳴放」，他們難免遲疑。
雖然如此，仍有新一代的改革人士登上了文藝部門高位。今年春天中共內部經過數月的路線鬥爭，小說家王蒙和名演員英若誠終於分別當上「文化部長」和「副部長」。這雖然不表示他們可以自由推動文藝工作曲但至少新任「中宣部長」朱厚澤也是改革派人士。王蒙在一九五七年曾因一篇抨擊共黨官僚的短篇小說「組織部來的新人」被打成右派，一九七九年下放至新疆，被視為抵抗「御用作家」的清流。
就體制而言，中共黨組織依然嚴密地控制一切。作家要出書，必須先屬於一個作家協會。黨控制了所有出版公司和書店。製片廠和劇院則由黨出資。誠如一位擁鄧派雜誌編輯所說：「唯一改變的是，現在批評和想法也可以由下而上，而不僅由上而下。」
就中國大陸而言，這已是迥然的不同。新電影工作者、詩人、劇作家、搖滾歌手，甚至武俠小說作家都得以出頭，帶來了所謂的「北京之春」。
嘗試復古與西化
新一代的文藝工作者有機會可以去歐洲、美國留學，也可以回頭自中國古代傳統尋找靈感，而不用擔心被批為「走資右派」。
詩人兼評論家楊煉將佛教禪學及道家思想介紹給從未有機會接觸此類傳統思想的年輕一代。小說家鄧友梅則根據他觀察友輩中前清親貴後裔所得，寫了一本有關清朝官宦子弟的小說。
重新發掘文化傳統不是易事，經過十年來的動盪，老一派的作家和畫家均少為人知，因此北京「文藝報」正在為六十位現代作家做一套三冊的小說評論。現代畫家作品評論的整理工作也在進行中。
幾十年來的文化真空使新一代的文藝工作者接受一切外來新觀念，各種實驗性作品紛紛出籠，有的根本只能稱之為怪異，優劣不分地擁抱一切立體主義、象徵主義、意識流和狄斯可搖滾。
最近才在四川省上演的一齣「荒謬劇」便因而毀譽參半。這齣戲劇揉和了西方流行音樂、蘇聯及上海歌謠，以及湖南戲曲。和許多中國大陸現代戲劇一樣，它也大量採用了電影急轉手法和曲折的劇情。
作家也盲目西化。有人倡言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主義」，還有作家根據巴哈音樂作品的結構來寫小說。
新作品流於刻板
鄧小平和其他政治人物並不擔心這一切改變，在「百花齊放」的口號下，西化像枝金針花，看來斑爛卻隨即凋謝。藝術工作者如果緊抓著政治主題不放，他們的作品往往流於刻板，和江青時代的樣板戲一般可笑。在目前的文藝作品裏，圓滿大結局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常見的劇情是，兩名改革人士陷入熱戀，黑五類人物惡意破壞改革運動，最後在上級睿智的指導下，惡有惡報，一切圓滿成功。
只有少數的作品企圖向政治現況提出疑問，且膽敢留下引人爭議的結局。劇本「我們」和張賢亮的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均試圖分析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男主角在獲得平反後，拋棄了鄉下的情婦。這兩部作品中，對於事件本身和主角的行為都沒有作評斷。
電影方面的突破更大。過去三年來，一批自「北京電影學院」畢業的新電影工作者，製作了許多中國大陸從未有過的佳作。八三年的「黃土地」使西方人對中國大陸電影的觀感為之一變。緊接看又有探討文化大革命的「青春祭」和紀錄內蒙殘暴屠殺事件的「獵場札撒」等片。
電影勇敢突破
當政者似乎對這一類新電影感到恐慌，「黃土地」導演陳凱歌的新作「大閱兵」已經禁映，另有些電影則不准送到海外播放，譬如談論中共軍隊內幕的「一個與八個」。
諷刺的是，兩部曾贏得中共「金雞獎」的電影「野山」和「黑炮事件」也遭批評。「野山」由顏學恕導演，探討通姦問題；「黑炮事件」則暴露了共黨官僚面，由黃建新導演。這兩部片子均由西安製片廠出品，雖正面迎合了鄧小平的改革運動，也揭露了「新中國」的一些問題，開始令中共當局懷疑，他們是不是給了西安製片廠太多的自由。
新一代的文藝工作者膽戰心驚地摸索看創作自由度的上限，他們希望法律保障他們的創作權利。但令人沮喪的事實是，無數次的政治肅清運動，證明了中共法律保障不了任何自由。文藝工作者夢想開設自己的出版公司、藝廊，夢想電影和戲劇無需經過「中宣部」的事前檢查，但是這些都還遙遙無期。
（取材自 The Economist）
西方人在大陸拍電影
像印度一樣，中國大陸對西方電影工作者是一大誘惑。一方面它充滿異國風味，而且不再閉鎖；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低廉且技術純熟的工作人員。難怪「巴黎最後探戈」和「一九○○」兩片的義大利導演貝托路奇會願意花二千萬美元在中國大陸拍攝「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這部片子是以「溥儀自傳」為藍木，七月在北平開拍，預計在十月殺青，將動用一萬九千名臨時演員和一千名「人民解放軍」。對中共而言，這是一筆好交易。
在這之前，華裔女導演孫莎莉（Sherley Sun）曾於八四年在北平拍攝「長城」一片，預算雖僅二百萬美元，卻十分順利，還獲中共一半的資助。
但大製片家勞倫蒂斯的女兒在大陸拍攝「大班」便沒那麼順利。
「大班」一片預算高達「長城」的十倍，還屢遭中共官僚種種無理阻礙，至今仍末首映。
兩者的差別待遇有其玄機。孫莎莉是華裔美人，能說流利的國話，十年前便曾前往大陸拍片。「長城」一片是和南海製片公司共同出品。勞倫蒂斯小姐既非華人，不會說華語，也沒有中國投資人，在這之前更不曾在大陸拍過片。
貝托路奇為了防止重蹈「大班」一片覆轍，事前便花了兩年時間溝通，和「中國電影合作製片公司」與「北京製片廠」達成合作協議，他還聘請了孫莉莎作顧問。一切都為了減少麻煩，但貝托路奇還是在北平當局「建議」下，略微更動了劇本，以便「更符合史實」，在西方觀點來看，這無異於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