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教養、成流浪孤兒的小胖
家住台東的小胖（化名），從小被父母棄養，由山上的阿公帶大，每天都要坐一個鐘頭車才能到校。國二時，阿公因病過世，其他親戚也對他置之不理，讓小胖在山上流浪了好幾個月，變成各界遍尋不著的失蹤中輟生。
「那時候沒錢，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的，只好幫村裡人打點零工，真的餓到受不了，就跑去山上抓動物，跑進別人廚房偷吃，」小胖說。
被安置到台東阿尼色弗之家後，小胖如今終於念完國中，還曾加入健力隊幫學校拿下全國冠軍，他得意地說，「我最高峰可以拿到520公斤，」現在的他，已看不到當初那個深山野孩子的無助感。
家庭失能、遭校園霸凌的阿宗
另一位屏東長大的阿宗（化名），從小和生父母分開，跟著拾荒維生的養父及患有精神病的姑姑，家庭環境非常惡劣。
阿宗說，「我一、二年級每科都有90幾分，每次都是班上前四名呢。」不過他在校常受同學排擠，三不五時和人打架，小四就開始「七逃囝仔」的輟學生涯，跑給逼他上學的社工和替代役追。這種日子過了好幾年，有一天阿宗被少年隊帶走，法官判他進少觀所，出來後安置到亞當學園。
經過三年的輔導，現在他不但繼續念高職，還有了信仰，當上學園的助理輔導員，每天早上打工、晚上念書，生活過得很充實。「現在的我很成功，有工作、也有學校可以讀，」阿宗開懷地笑。
這些在底層長大、在邊緣掙扎的孩子，若按現行少年照顧資源，被發現、安置的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等到被發現時，偏差狀況可能也變嚴重了。
檢視資源配置：少福經費僅兒福1∕20
檢視台灣目前規劃給少年的資源，你會發現真的少得可憐。
首先，少年是政府社福資源中，分到最少的一群。
兒童有完整的扶助計畫，成年也有法治系統加以規範，處在中間的少年，卻長期遭到忽視。
先看福利面，去年國內12～18歲的少年人口有193萬人，約是兒童（0～12歲）的293萬人的2∕3。
但翻開內政部統計的資料，在兒少福利預算還分列的最後一年（民國92年），少年的福利經費竟只有兒童的1∕20。（見頁216表1）
即便加入體制內少年的教育預算，少年擁有的也不見得比別人多。96年度，國家給每位國中生每年的教育經費不到13萬元，高中職生只有10萬出頭，不但不及總平均（13.86萬元），離大學生的18.29萬元差得更遠。
二是民間輔導少年的資源，也相對不足。
查詢「台灣公益資訊中心」資料庫，全台與少年有關的非營利組織（包含基金會、社團、機構、社政單位）只有132家，是兒少婦老殘五大領域中最少的一塊。（見頁216表2）
檢視主管機關：事權分散，部會踢皮球
不僅預算少，少年業務還分散在政府各部門，經常淪為各單位互推責任的「人球」。
按照目前政府分工，少年事務被拆散到內政、教育、法務、司法四大體系，底下還有許多局處分掌不同業務。在校念書的歸教育部管，犯了罪的歸警政署、法務部與司法院，要工作的找勞委會，談福利則要找內政部，不少社工接洽少年業務時，常在各部會間疲於奔命，把時間徒耗在行政往來上。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主任兼所長鄧煌發直陳，少年事務簡直是政府組織裡的「三不管地帶」，看起來很多人管，最後結果卻是沒人要管。
事權如此分散，常讓少年在橫向聯繫的等待期間，錯失黃金搶救時刻。一位服務20年的矯正機關管理員嘆道，少年落入司法體系已是最後一關，「我們能做的只有保護和隔離，如果能在這裡救回幾個少年，那是撿到的。」
這種繞遠路的無力感，在很多少年工作者身上都看得到。
面對少年問題近30年的基隆市少年警察隊隊長楊振東分析，少年在法律上受到特別保護，不以定罪為目的，往往是人抓到後工作才開始，「所以我們的角色比較像『帶槍的輔導員』，重在輔導、而不在辦案。」
但在破案績效為首要指標的警界，少年工作的高難度與低績效，常是警察避之唯恐不及的冷門領域。「所以少年工作應該看『預防率』；而不是『破案率』！」楊振東強調。
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張紉批評，雖然政府的少年業務看似類目齊全，但常落入從精英看底層的思考窠臼，「我們的政策，從來沒正眼瞧過這些人的生活！」比方說，一個國中輟學的弱勢少年，迫切需要的可能是一份能扛家計的工作，而非政府提供的電腦教學與外語課程。
檢視中介教育：員額最多負擔一成需求
盤點危機少年所需的扶助資源，首先可從中介教育開始。
目前全台包括資源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班、慈輝班等三種中介教育機構，共有108班，可收容2371名學生。（見頁216表3）
但若按各界推估，潛藏的中輟黑數起碼是檯面數據的3～4倍，每年中輟逃學人數將暴增到兩萬人以上，現有中介教育名額大約只能滿足1∕10需求。
而且別忘了，這些名額只是總數，還有各縣市分布不均的狀況。
即便資源最充沛的台北市，也感到捉襟見肘。如負責中山、松山、士林、北投等四區中輟生、員額只有15名的「以琳少年學園」，最近還沒開學就來了十名，「開學後半個月更是高峰期！」以琳少年學園主任邱銘國說道。
乘風少年學園執行長林哲寧也附和道，市府委託的三家中輟學園，總計名額不過50名，但面對台北市每年數百位中輟生，「我們差不多只能滿足10％的需求而已，」連首善之都都自顧不暇，更何況其他縣市。
負責中輟業務的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副主任劉麗貞說，「我們現在遇到的瓶頸，不是沒辦法找學生回來，而是怎麼把他們留下？」失能的原生家庭、惡劣的外在環境、學校的歧視眼光等，都是中輟生回歸學校的障礙。
檢視收容單位：可供安置數遠遠不及
其次，安置各種少年的收容機構也不足。當少年原生環境太過惡劣時，這些地方將是他們臨時的避風港。但根據內政部資料，目前國內共有57所公、私立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可收容1714名少年。
這樣的數字，真的夠嗎？
有人質疑，年輕力壯的少年還需要保護、安置嗎？最新發布的兒少保護概況統計，去年1～9月的受虐少年人數，從兩年前同期的2249人激增至3649人，以12～14歲少年增加逾10％最多。
而內政部也統計，每年都有近萬名的非婚生出生兒、棄嬰與無依兒童，這是少女最常發生的中輟、逃家與誤入歧途因素。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高松景分析，這些非婚生兒只是表面數據，背後起碼還潛藏20倍的少年性行為次數。
把這些受暴、未婚生子的數量，加上同樣需安置的中輟生與犯法少年，將會得到超過三萬名的危機少年名單。對照目前能提供的安置床位，顯然遠遠不足。況且，這些都還未加入出身全國逾10萬戶高風險家庭的少年。
目前包括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金門縣及連江縣等五縣市，都沒有設立少年安置機構，令人憂心。
檢視就業輔導：法令難以澤被雙失少年
除了受教育與被保護的需求，部分少年還想提早出社會謀職。
最近青輔會公布一份「青少年趨勢調查」，發現近四成的八年級生，在國中階段便思考職涯，和五、六年級生多在離校後才想未來出路，世代狀況截然不同。
不過，政府的職涯輔導措施，似乎尚未考慮到少年。張紉分析，少年在許多政策法令都處於模糊地帶，如15～16歲的未升學少年，就完全不適用任何勞動法規。
「因為我們的傳統價值觀認定，國中畢業的少年應該繼續升學，」張紉說。
但教育部統計卻發現，95和96兩個學年，包含未報考首次基測、國三曾中輟、自陳不升學的學生，每年都有5000～6000人之譜，這批「放棄教育」的離校少年，該何去何從？
對此，去年底青輔會推出「少年On Light計畫」，協助15～19歲、國中畢業後未升學、未就業的「雙失少年」，進行長達9個月的培訓課程與職場見習。不久前，台少盟也和全家便利商店推動「逆風少年大步走」募款，協助弱勢的雙失少年增加就業競爭力。
但在普遍的高學歷與職缺大量流失影響下，往後這批低學歷少年的就業機會，可能會愈來愈受排擠。去年底爆發金融海嘯後，15～24歲的青少年失業率，便從過去幾年的11％左右，迅速上升到上半年的14％。
檢視募款成效：補助發放少，民間經營艱辛
最後一個資源上的弱勢，是少年身上的負面標籤與惡質形象，讓他們向民間招募資源時，也經常碰壁。
目前教育部每年2億出頭的中輟生預算，幾乎八成都用來支付三所公辦的中途學校，地方政府僅能補助民間中途學園些許鐘點費。（見頁216表4）
如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在台北市萬華區辦的全台第一個合作式中途班，每年需要超過300萬經費才能維持，但政府只補助一半，其他得設法自籌，讓善牧過去11年來好幾次差點關門。
談到對外招募資源，正是許多少年輔導機構心中的最痛。
過去常替少年團體對外募款的張紉歸納，「一般單位聽到要贊助少年，通常只肯做清寒獎學金，」如果知道對象是有案底的偏差少年，各界反應幾乎都是：「這些壞孩子自己不學好，我不要幫他們！」「他們有手有腳，幹嘛不自己賺錢？」等反應。
就連少年安置機構，也常被社區住戶排擠、抗議，必須一遷再遷。
對於外界的質疑，善牧基金會執行長湯靜蓮感歎：「那些不願幫忙的人沒有想到，這些中輟生如果變成有犯罪的成人，反而會花掉更多社會成本。」
隨著少年行為的複雜化，未來面對少年問題時也必須視同救災，從源頭開始防治。
預定明年實施的「學校社工」制度，便是解決少年問題的萬靈丹嗎？
新時代的叛逆少年，已讓家庭放棄、學校逃避、社工累斃，最後還可能慘遭社會唾棄，大眾不該再對少年問題抱持眼不見為淨的鴕鳥心態。
特別是掌握資源分配權的政府，如果看的全是少年工作的帳面數據與短期投資報酬率，少年的沉淪將更難阻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