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exa
置頂

經費僅占教育預算0.1%,我們真的重視中輟?

體檢台灣少年福利政策與分配
文 / 高宜凡    
2009-10-01
瀏覽數 20,200+
經費僅占教育預算0.1%,我們真的重視中輟?
分享 Line分享分享 複製連結

隔代教養、成流浪孤兒的小胖

家住台東的小胖(化名),從小被父母棄養,由山上的阿公帶大,每天都要坐一個鐘頭車才能到校。國二時,阿公因病過世,其他親戚也對他置之不理,讓小胖在山上流浪了好幾個月,變成各界遍尋不著的失蹤中輟生。

「那時候沒錢,常常有一餐沒一餐的,只好幫村裡人打點零工,真的餓到受不了,就跑去山上抓動物,跑進別人廚房偷吃,」小胖說。

被安置到台東阿尼色弗之家後,小胖如今終於念完國中,還曾加入健力隊幫學校拿下全國冠軍,他得意地說,「我最高峰可以拿到520公斤,」現在的他,已看不到當初那個深山野孩子的無助感。

家庭失能、遭校園霸凌的阿宗

另一位屏東長大的阿宗(化名),從小和生父母分開,跟著拾荒維生的養父及患有精神病的姑姑,家庭環境非常惡劣。

阿宗說,「我一、二年級每科都有90幾分,每次都是班上前四名呢。」不過他在校常受同學排擠,三不五時和人打架,小四就開始「七逃囝仔」的輟學生涯,跑給逼他上學的社工和替代役追。這種日子過了好幾年,有一天阿宗被少年隊帶走,法官判他進少觀所,出來後安置到亞當學園。

經過三年的輔導,現在他不但繼續念高職,還有了信仰,當上學園的助理輔導員,每天早上打工、晚上念書,生活過得很充實。「現在的我很成功,有工作、也有學校可以讀,」阿宗開懷地笑。

這些在底層長大、在邊緣掙扎的孩子,若按現行少年照顧資源,被發現、安置的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等到被發現時,偏差狀況可能也變嚴重了。

檢視資源配置:少福經費僅兒福1∕20

檢視台灣目前規劃給少年的資源,你會發現真的少得可憐。

首先,少年是政府社福資源中,分到最少的一群。

兒童有完整的扶助計畫,成年也有法治系統加以規範,處在中間的少年,卻長期遭到忽視。

先看福利面,去年國內12~18歲的少年人口有193萬人,約是兒童(0~12歲)的293萬人的2∕3。

但翻開內政部統計的資料,在兒少福利預算還分列的最後一年(民國92年),少年的福利經費竟只有兒童的1∕20。(見頁216表1)

即便加入體制內少年的教育預算,少年擁有的也不見得比別人多。96年度,國家給每位國中生每年的教育經費不到13萬元,高中職生只有10萬出頭,不但不及總平均(13.86萬元),離大學生的18.29萬元差得更遠。

二是民間輔導少年的資源,也相對不足。

查詢「台灣公益資訊中心」資料庫,全台與少年有關的非營利組織(包含基金會、社團、機構、社政單位)只有132家,是兒少婦老殘五大領域中最少的一塊。(見頁216表2)

檢視主管機關:事權分散,部會踢皮球

不僅預算少,少年業務還分散在政府各部門,經常淪為各單位互推責任的「人球」。

按照目前政府分工,少年事務被拆散到內政、教育、法務、司法四大體系,底下還有許多局處分掌不同業務。在校念書的歸教育部管,犯了罪的歸警政署、法務部與司法院,要工作的找勞委會,談福利則要找內政部,不少社工接洽少年業務時,常在各部會間疲於奔命,把時間徒耗在行政往來上。

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主任兼所長鄧煌發直陳,少年事務簡直是政府組織裡的「三不管地帶」,看起來很多人管,最後結果卻是沒人要管。

事權如此分散,常讓少年在橫向聯繫的等待期間,錯失黃金搶救時刻。一位服務20年的矯正機關管理員嘆道,少年落入司法體系已是最後一關,「我們能做的只有保護和隔離,如果能在這裡救回幾個少年,那是撿到的。」

這種繞遠路的無力感,在很多少年工作者身上都看得到。

面對少年問題近30年的基隆市少年警察隊隊長楊振東分析,少年在法律上受到特別保護,不以定罪為目的,往往是人抓到後工作才開始,「所以我們的角色比較像『帶槍的輔導員』,重在輔導、而不在辦案。」

但在破案績效為首要指標的警界,少年工作的高難度與低績效,常是警察避之唯恐不及的冷門領域。「所以少年工作應該看『預防率』;而不是『破案率』!」楊振東強調。

台北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張紉批評,雖然政府的少年業務看似類目齊全,但常落入從精英看底層的思考窠臼,「我們的政策,從來沒正眼瞧過這些人的生活!」比方說,一個國中輟學的弱勢少年,迫切需要的可能是一份能扛家計的工作,而非政府提供的電腦教學與外語課程。

檢視中介教育:員額最多負擔一成需求

盤點危機少年所需的扶助資源,首先可從中介教育開始。

目前全台包括資源式中途班、合作式中途班、慈輝班等三種中介教育機構,共有108班,可收容2371名學生。(見頁216表3)

但若按各界推估,潛藏的中輟黑數起碼是檯面數據的3~4倍,每年中輟逃學人數將暴增到兩萬人以上,現有中介教育名額大約只能滿足1∕10需求。

而且別忘了,這些名額只是總數,還有各縣市分布不均的狀況。

即便資源最充沛的台北市,也感到捉襟見肘。如負責中山、松山、士林、北投等四區中輟生、員額只有15名的「以琳少年學園」,最近還沒開學就來了十名,「開學後半個月更是高峰期!」以琳少年學園主任邱銘國說道。

乘風少年學園執行長林哲寧也附和道,市府委託的三家中輟學園,總計名額不過50名,但面對台北市每年數百位中輟生,「我們差不多只能滿足10%的需求而已,」連首善之都都自顧不暇,更何況其他縣市。

負責中輟業務的教育部訓育委員會副主任劉麗貞說,「我們現在遇到的瓶頸,不是沒辦法找學生回來,而是怎麼把他們留下?」失能的原生家庭、惡劣的外在環境、學校的歧視眼光等,都是中輟生回歸學校的障礙。

檢視收容單位:可供安置數遠遠不及

其次,安置各種少年的收容機構也不足。當少年原生環境太過惡劣時,這些地方將是他們臨時的避風港。但根據內政部資料,目前國內共有57所公、私立少年安置教養機構,可收容1714名少年。

這樣的數字,真的夠嗎?

有人質疑,年輕力壯的少年還需要保護、安置嗎?最新發布的兒少保護概況統計,去年1~9月的受虐少年人數,從兩年前同期的2249人激增至3649人,以12~14歲少年增加逾10%最多。

而內政部也統計,每年都有近萬名的非婚生出生兒、棄嬰與無依兒童,這是少女最常發生的中輟、逃家與誤入歧途因素。台灣性教育學會理事長高松景分析,這些非婚生兒只是表面數據,背後起碼還潛藏20倍的少年性行為次數。

把這些受暴、未婚生子的數量,加上同樣需安置的中輟生與犯法少年,將會得到超過三萬名的危機少年名單。對照目前能提供的安置床位,顯然遠遠不足。況且,這些都還未加入出身全國逾10萬戶高風險家庭的少年。

目前包括嘉義縣、嘉義市、台南市、金門縣及連江縣等五縣市,都沒有設立少年安置機構,令人憂心。

檢視就業輔導:法令難以澤被雙失少年

除了受教育與被保護的需求,部分少年還想提早出社會謀職。

最近青輔會公布一份「青少年趨勢調查」,發現近四成的八年級生,在國中階段便思考職涯,和五、六年級生多在離校後才想未來出路,世代狀況截然不同。

不過,政府的職涯輔導措施,似乎尚未考慮到少年。張紉分析,少年在許多政策法令都處於模糊地帶,如15~16歲的未升學少年,就完全不適用任何勞動法規。

「因為我們的傳統價值觀認定,國中畢業的少年應該繼續升學,」張紉說。

但教育部統計卻發現,95和96兩個學年,包含未報考首次基測、國三曾中輟、自陳不升學的學生,每年都有5000~6000人之譜,這批「放棄教育」的離校少年,該何去何從?

對此,去年底青輔會推出「少年On Light計畫」,協助15~19歲、國中畢業後未升學、未就業的「雙失少年」,進行長達9個月的培訓課程與職場見習。不久前,台少盟也和全家便利商店推動「逆風少年大步走」募款,協助弱勢的雙失少年增加就業競爭力。

但在普遍的高學歷與職缺大量流失影響下,往後這批低學歷少年的就業機會,可能會愈來愈受排擠。去年底爆發金融海嘯後,15~24歲的青少年失業率,便從過去幾年的11%左右,迅速上升到上半年的14%。

檢視募款成效:補助發放少,民間經營艱辛

最後一個資源上的弱勢,是少年身上的負面標籤與惡質形象,讓他們向民間招募資源時,也經常碰壁。

目前教育部每年2億出頭的中輟生預算,幾乎八成都用來支付三所公辦的中途學校,地方政府僅能補助民間中途學園些許鐘點費。(見頁216表4)

如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在台北市萬華區辦的全台第一個合作式中途班,每年需要超過300萬經費才能維持,但政府只補助一半,其他得設法自籌,讓善牧過去11年來好幾次差點關門。

談到對外招募資源,正是許多少年輔導機構心中的最痛。

過去常替少年團體對外募款的張紉歸納,「一般單位聽到要贊助少年,通常只肯做清寒獎學金,」如果知道對象是有案底的偏差少年,各界反應幾乎都是:「這些壞孩子自己不學好,我不要幫他們!」「他們有手有腳,幹嘛不自己賺錢?」等反應。

就連少年安置機構,也常被社區住戶排擠、抗議,必須一遷再遷。

對於外界的質疑,善牧基金會執行長湯靜蓮感歎:「那些不願幫忙的人沒有想到,這些中輟生如果變成有犯罪的成人,反而會花掉更多社會成本。」

隨著少年行為的複雜化,未來面對少年問題時也必須視同救災,從源頭開始防治。

預定明年實施的「學校社工」制度,便是解決少年問題的萬靈丹嗎?

新時代的叛逆少年,已讓家庭放棄、學校逃避、社工累斃,最後還可能慘遭社會唾棄,大眾不該再對少年問題抱持眼不見為淨的鴕鳥心態。

特別是掌握資源分配權的政府,如果看的全是少年工作的帳面數據與短期投資報酬率,少年的沉淪將更難阻止。

分享 Line分享分享 複製連結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