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主崩潰，獨裁者的崛起並不需要革命，只需要一次錯誤的決定。1932年，阿道夫．希特勒並非德國的唯一選擇。他的政黨支持率下滑，經濟惡化，連總統興登堡都對他嗤之以鼻。但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他竟成功登上總理之位，開啟納粹時代的黑暗篇章。希特勒是如何做到的？極權主義如何在民主制度下奪取政權？（本文節錄自《從政客到獨裁者》一書，作者：提摩西．萊貝克／時報出版。）
1932年7月31日德國國會選舉，國社黨（即納粹黨）拿下1300萬張選票，得票率超過3成7，在國會的600個席次裡奪得230席，席次增加了1倍。
「我們大勝！」希特勒在投票夜興奮宣布。「這在我們的歷史上，前所未有」。
10天後，希特勒和戈培爾坐在繁星滿天的上薩爾斯堡夜空下，談話、籌劃、追憶往事。希特勒做這事時，向來習慣有人作陪。前一晚，希特勒已就他們看來即將「掌權」一事，和戈培爾一同制定戰略，直到凌晨4點才歇。
照規劃，戈培爾會出任文化與教育部長。「我會掌管中小學、大學、電影、電台、戲劇、宣傳」，後來他在日記裡如此寫道。「繁重的部長職，足以讓人忙上一輩子。」戈培爾誓言絕不交出權力，他寫道：「等我們死了，他們才能把我們拖出去。」
這時是8月中旬週二夜，希特勒和戈培爾懷著較平靜的心情，重溫各自的童年。希特勒的父親，身為海關中階行政人員，清醒時沮喪，喝醉時變粗暴，要他的兒子走他同樣抬不起頭的路，當公務員過一輩子。
一如今人所知，希特勒想當藝術家，再怎麼嚴厲的體罰，都阻擋不了他實現自己的抱負。「我父親不願放棄他的『絕不可以』，我以同樣的話回敬他」，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裡寫道。有次，挨過毒打後，希特勒驕傲地告訴他母親：「爸爸打了我32下！」
又有一次，希特勒被打到不省人事。他母親不顧丈夫仍打個不停，把他拖到安全地方。「希特勒的童年幾乎和我一樣」，戈培爾在其日記裡寫道。「爸爸是暴君，媽媽讓我感受到良善和愛。」
希特勒對藝術創作的追求最終淡化，然後打消，但他的頑強，不管是承襲自他父親，還是被他父親打出來，則始終固執且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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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4月爭取聯邦總統之位未成後，希特勒上法院訴請裁定投票結果無效。「希特勒質疑選舉效力」，《紐約時報》刊出這樣的大標題。法院駁回了希特勒的訴訟，說興登堡以594萬1582票的差距打敗希特勒，他們認可投票結果，裁定「得票差距如此之大，全國重新計票毫無道理」。
但希特勒還是單方面宣稱勝利，指出他的黨已拿下兩百萬票。「這是前所未有的壯舉，而且是在我被違憲禁止進行電台選舉呼籲的情況下達成的」，希特勒如是說，並痛斥「選戰時十個反對我候選人資格的政黨散布針對我的（許多）謊言和中傷」。
希特勒以同樣堅決的意志盤算下一次國會選舉，要透過民主程序摧毀民主。喬治─雅克．丹東（ Georges-Jacques Danton）在法國大革命「大恐怖」（Great Terror）時期的第一波殺戮前，發出放手大搞的革命號召──「大膽，再大膽，永遠大膽」──第一波殺戮也因這號召而更快爆發。
希特勒仿效此號召，就武裝反抗他國家的立憲共和體制一事，提出他自己的3件式口號：「我會如始而終，進攻，進攻，再進攻」。
自1919年9月在慕尼黑某啤酒館的密室首次偶遇幾個男子後，有13年時間，一股強烈的抱負一直在推動希特勒前進：摧毀他所認為使德國人民受苦的種種弊病的元凶，即政治體制。
他誓言報復以停火協定「背刺」前線軍人的政治人物，報復簽署凡爾賽條約、使德國人民背負「戰爭罪責」和壓垮人的賠款的「叛徒」。他說「會有人受罰」，誓言拆除他所謂使德國分裂、兩極對立，使「人與人、城市與鄉村、勞動者和工廠工人、巴伐利亞和普魯士、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相對抗的多黨政治體制。
國會選舉前的7月，他就這麼說。希特勒的演講被保存在名叫「對全民的呼籲」的兩片唱盤裡。他講話具有獨樹一格的抑揚頓挫和尖聲尖氣，但語調明顯有所斂抑。沒有高聲叫嚷，沒有胡言亂語，沒有如雷的掌聲，沒有眾口同聲的「勝利萬歲」（Sieg heil）。
雖然78轉老式唱片有嘶嘶雜音和偶爾傳出的劈啪聲，仍可聽到巴伐利亞腔、奧地利腔的痕跡──R以顫音發出，T的發音比北部較清脆快速的子音來得輕柔。
希特勒把自己定位為政治領袖而非革命分子，因而以如此腔調講話。褐色唱盤標籤上飾有一個卐字，在每分鐘78轉的轉速下卐字轉成模糊不清。而誠如唱盤標籤所間接表明的，這是「呼籲」，而非長篇的批判性演說。
哈利．凱斯勒（Harry Kessler），漢堡銀行家之子暨英國貴族，當過外交官，在全國性政治領域表現乏善可陳，過著浪跡天涯的生活──柏林、倫敦、巴黎、坎城──是那個時代對當代政治觀察最敏銳的人士之一。
許多觀察家認為希特勒優柔寡斷、狂熱、偶爾如脫韁野馬，但凱斯勒意識到希特勒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凱斯勒說，希特勒在群眾大會上的演說風格──「瑣碎且誇大」──有助於把注意力從希特勒對當前情勢蓄意且精心的操弄移開。凱斯勒認為，希特勒之所以如此危險，乃是因為他咄咄逼人，那種講話風格則是「他的直覺、一眼即判明情勢的能力、以驚人速度和效果回應的能力」所造就。
漢斯．普林茨霍恩（Hans Prinzhorn）是以藝術和政治為題撰文著書的精神病專家。他關於精神錯亂和藝術表達的劃時代專題論著，如今依舊是藝術史家理解這兩者的重要依據。
普林茨霍恩參加了1930年春天希特勒在威瑪辦的一場群眾大會，對希特勒能讓他的聽眾癡迷的本事印象深刻。希特勒把他的說話聲升高到「煽動家的程度」，然後突然不發一語片刻，接著以「壓低」的語調繼續講話，好似什麼都沒發生。
普林茨霍恩也指出希特勒獨鍾於幾個能傳達有力意象的短語，而且一再掛在嘴上。「猶太影響力」和「凡爾賽的背叛」是他青睞的短語，「會有人受罰」亦然。
普林茨霍恩表示，希特勒的演說手段──音量、抑揚節奏、語調、重複──在情感層面而非理智層面打動了聽者，從而使他經得住政敵的攻擊。
「他們說希特勒的演說言不及義且空洞，而且老是以為這麼說時打中要害」，普林茨霍恩寫道。「但從知性角度對『希特勒對人心的衝擊』──Hitler-Erlebnis──作出的評斷，完全未掌握到重點」。
就希特勒來說，媒介就是要傳達的訊息。貝拉．弗羅姆（Bella Fromm），老牌大報《福斯日報》（Vossische Zeitung）的記者，他說「希特勒懂得怎麼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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