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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難;不改,更難-從四月學潮綜觀大陸今後政局走向

文 / 張作錦    
1989-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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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難;不改,更難-從四月學潮綜觀大陸今後政局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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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大學生為主的大陸各主要城市知識青年,藉著追悼胡耀邦的機會,在四月下旬發動罷課、遊行、請願等活動,要求民主自由。這一「四月學潮」不僅震驚了全世界,也搖撼了中共四十年來自以為堅強無比的統治權力。

大陸學生為何起事?

在中共領導階層中,胡耀邦比較清廉正直,熱心改革,也比他人關心知識分子的處境。但他畢竟是馬克思主義信徒,服膺社會主義,他在政治上的作為只在維繫中共的專權罷了,與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去仍遠。

學生們知道這一點,但衡諸中共眾多主政人士,胡耀邦的人品作風仍較受歡迎。尤其他「死得其時」,在「五四」七十周年前夕病故,為大學生點燃了爭自由民主的火把。

大陸學生這回「起事」,在悼胡的表面理由之外,另有深遠的社會背景。

第一,經濟的危機:經濟改革不能說毫無成果,但隨之而發生的一連串問題,使中共不知所措。一九八八年通貨膨脹率為一八.五%,去年十二月較前一年上漲了二六.七%,而今年二月較去年同期也上漲了二六%。

多數地區物價不斷攀升,南方代表性大城市廣州,今年首季物價升幅高達二五%,而且漲勢並未稍歇。「民以食為天」的糧食,一年漲價四0~五0%。民眾叫苦無助,據北京「經濟日報」不久前的調查,半數受訪者竟然贊成恢復毛澤東時代「憑票供應」的方式。第二,政治的腐化:由「官倒」所帶頭的貪污,已普遍到快要變成「制度化」了。不走後門,百事不通,做什麼事,花多少錢,已由經驗積累出價碼標準。

譬如,在北京私人若想裝一具電話,按規矩申請,也許要等上三年五載甚至更長的時間,如果能拿出裝電話費用一倍或兩倍的錢做「公共關係」,則三月兩月可成。其餘諸事,不難舉一反三。

只有胡耀邦舉手

以權謀私,權錢結合,多是共產黨員起帶頭示範作用。領導級的人不便親身參與,則由其子女或親戚作為代理人。據說某次政治局開會,有人問在座者誰在國外銀行沒有存款?只有胡耀邦一人舉手。傳聞未必可靠,但亦可見民間對政治風評之一斑。

第三,社會的紊亂:官方宣布,今年四月十四日,大陸人口達到十一億。人多,衍生出很多社會問題,譬如:

--交通運輸不論長途、短途,都極度擁擠,購票、坐車都成為十分痛苦之事。

--住房奇缺,往往一家人擠在一間屋裡,青年人的精神、生理需要都不能得到滿足。構成人際關係的緊張,並誘發了倫理、風化等問題。

--失業普遍,都市勞工有二0~三0%是假就業,這些人或游手好閒,或衣食無著,不免藉機生事,鋌而走險,對社會秩序構成相當威脅。

--由於沿海和內陸發展的不均衡,五千萬流動人口湧進大城市,他們既無工作又無住所,大多數人睡在火車站、公園或貧民窟,對都市建設、治安維持等形成極大壓力。

第四,文化的虛脫:毛澤東實行愚民政策,倡導「讀書無用」論,文化大革命徹底整肅知識分子和摧殘中國文化。現在,中共並未悔改,教育經費只占國家總支出二.五%,在世界各國排名屬榜末之一。

知識界抱怨「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師範學校和大學研究所招不到學生。文化虛脫,精神散漫,人生沒有意義,社會沒有目標。

針對上述問題,才有「四月學潮」的發生。實際上,這是大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種積弊的一次總爆發,是學生「救亡圖存」的活動。

黨政領導人趙紫陽、李鵬當然瞭解自己的「病情」,知道強力鎮壓並不能解決問題,所以雖有鄧小平「必要時不惜流血」的明確指示,最後也只有妥協。再說,鄧小平八十幾歲了,來日無多,他一走了,誰執行「流血鎮壓」政策,誰將來就要承擔責任。

學潮雖然暫告平息,但是學生要求政府改革、進步的目的並未達到。中共如果不在施政上有具體作為,學生活動必將再起。

同時,這次學潮已摧毀了中共統治能力堅強的神話,不僅學生,今後其他行業也要走上街頭了。

經濟未能搞活

在大陸存在的諸般問題中,可歸納為癥結性的兩點,一是經濟上的所有制問題,一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問題。

中共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不願放棄公有制,無法激勵工人的生產動機,工業結構也缺少效率,所以經濟未能「搞活」。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教授,去年九月訪問大陸,和趙紫陽晤談。趙說,中國大陸有自己特殊的問題,不能借用西方經濟理論。傅氏則說,如果物理學原理、化學原理能適用於全世界,則經濟學原理也一樣。他說,「趙先生一定同意,任何人花自己的錢,一定比花公家的錢來得節省。」

傅利曼把私有制說得明白淺顯而又一針見血。但趙紫陽能承認這個嗎?共產黨要實行私有制,把共產主義放在那兒呢?這個結解不開,其他的結也難解,於是在矛盾的夾縫中產生了物價的雙軌制,雙軌制又導致了「官倒」,於是政風、經濟均不堪聞問矣!

要永遠執政

在政治上,中共更有致命的問題。一般集權國家,表面上總要遮遮掩掩,不敢以直面目示人;但中國大陸敢作敢為,表裡如一。它把「四個堅持」列入憲法,頭一個就是「堅持共產黨領導」,而且明告世人,四項堅持為天經地義之事,「絕對不能討論」。

換言之,要永遠執政,絕不會將權力分予或讓予他人。造樣性格、制度的政黨,如何能談民主?

中共先天性如此,無論經濟或政治上的問題,要改都很難。而且政經事務往往互為因果,牽絲攀藤,這個不改,那個也就難動了。

但是不改行嗎?

第一,大陸經濟危機已相當嚴重,一旦全面影響到人民的生活,再想挽救就更難。第二,大陸十年改革,政治控制與釋出之自由不能並立,經濟改革已刺激了人民的政治慾望,民眾絕不容許官方在開放進步的路上停下來。第三,「四月學潮」已宣告中共家長式統治的破產,數百官報記者上街頭,更標誌它對宣傳工具控制之失效,今後不改就有人逼它改了。

改與不改的兩難

總之,中共今天面臨的局勢,改固難,不改更難,陷入「兩難」的困境。能否走出這個困境,關係其政權之未來。

大陸知識界很多人對前景悲觀,有些人認為到一九九二年可能會有大亂。也有人認為到今年年底就可看出端倪了。作為中國人,儘管政治見解未必盡同,但吾土吾民,我們對大陸絕不存幸災樂禍之心,而是以嚴肅的心情觀察其發展。

本文出自 1989 / 06 月號

第036期遠見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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