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推出Claude Mythos等級模型Fable 5的Anthropic，已是繼SpaceX後，今年美股最夯即將IPO公司！他們是由一批OpenAI舊將在2021年創立，從公司治理、模型訓練到商業模式，都反覆強調安全、信任與可控性。ChatGPT問世後，OpenAI長期站在生成式AI話題中心；近兩年，Anthropic與Claude則在企業與開發者市場快速追上。Anthropic創辦團隊為何離開OpenAI？Claude的訓練方法有何不同？它又為何能做到營收以指數級成長、準備IPO？
Anthropic本月（2026/06）已經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交S-1上市註冊聲明，向公開資本市場邁出第一步。究竟這家標榜安全性至上的AI實驗室如何運作，能讓亞馬遜、Google投入資金，並在科技產業佔有一席之地？本文為你完整拆解Anthropic的前世今生、核心技術與商業策略。
推出Claude的Anthropic是什麼公司？
Anthropic是一家專注於打造「可信賴、可解釋、可引導」前沿AI系統的研究實驗室。其推出的旗艦模型Claude，主要應用於長文本處理、程式碼編寫、資料分析與智慧代理（Agentic）任務，近年在開發者與企業市場中建立起其定位。
與一般新創公司不同，Anthropic在創立初期就把公司註冊為「公共利益公司（Public Benefit Corporation，簡稱PBC）」。這種法律身分讓公司在治理上被賦予法律義務，必須在「股東商業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
正如Anthropic總裁接受《歐普拉Podcast》專訪時所言：
「我們深信AI蘊含著巨大的潛力，從協助治癒疾病到普及全球教育；但這是一項非常新的技術，也伴隨著真實的風險，像是兒童福利安全，甚至生化武器等威脅。我們註冊為PBC，目標就是盡可能安全地開發技術，實現正面願景，同時避免負面後果。」
Anthropic創辦團隊是誰？為何離開OpenAI？
Anthropic的創立，源於創辦團隊對AI發展路線的不同理念。
這家公司於2021年由一對兄妹，執行長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與總裁丹妮菈．阿莫迪（Daniela Amodei），率領共11名OpenAI前核心員工共同創立。
丹妮菈曾在Bloomberg Tech專訪中透露兄妹倆的分工，達里奧負責推動技術規模與方向；而丹妮菈則專注於組織的實際營運、日常管理、政策安全以及研究成果如何應用於終端用戶。
在離開之前，達里奧擔任OpenAI的研發副總裁，主導了GPT-2與GPT-3的核心技術發展；丹妮菈則負責安全與政策領域。
隨著OpenAI獲得微軟投資並逐步走向商業化以後，內部資源與重心開始轉向，更加重視用戶成長、相對不在意安全性，讓關注AI風險的員工心生不滿。
包含阿莫迪兄妹、歐拉（Chris Olah）等人認為，OpenAI在推進產品上線的過程中，可能逐步忽視、甚至稀釋了AI潛在的生存風險。
因為不願對安全問題妥協，他們毅然集體請辭，選擇從零開始，打造一家將安全研究置於核心的前沿實驗室。
Anthropic的核心價值？安全與信任
在Anthropic團隊眼中，追求AI的模型表現與兼顧安全性，並非零和賽局，而是相輔相成。阿莫迪在多次公開發言中強調，唯有自家做到平衡兩者，才有辦法向市場證明「關注安全性並非高尚的失敗」，進而推動其他競爭對手仿效。
正如Anthropic可解釋性研究主管歐拉曾形容的：「面對限制，以及誠實地面對限制對達成使命的意義。」
因為企業客戶在挑選AI伙伴時，最看重的往往就是「低幻覺、不易被惡意破解、有幫助且無害」的特質。為了打破AI的決策黑盒子，歐拉在內部開創了「機制可解釋性（Mechanistic Interpretability）」這門科學。
這項技術就像為AI大腦照核磁共振一樣，能窺探模型內部的神經元運作邏輯與價值對齊（Alignment），確保模型與人類利益一致，不會產生不可控的隱藏意圖。
Claude AI怎麼訓練？Anthropic的「憲法AI」
在技術的底層架構上，開發團隊為Claude制訂了一套名為「憲法AI（Constitutional AI）」的指導原則，確保模型在訓練過程中能遵循明確的價值觀。
這項訓練流程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屬於監督式學習，模型在自行生成內容後，會根據預設的憲法原則進行自我審查、批評並修正初稿，以此優化回應方向；第二階段則進入強化學習，由已微調的模型生成多種新內容，並透過另一個評估模型進行「二選一」的自動化比較，最終培養出符合原則的優質模型。
相較於OpenAI廣泛採用的「從人類回饋中強化學習（RLHF）」，極度仰賴大量人類標記員來糾正AI表現，Anthropic則開創了「從AI回饋中強化學習（RLAIF）」的路線。
這種讓AI根據原則自行判斷內容優劣的方法，不僅大幅減少了對人力標記的倚賴，更解決了傳統RLHF容易引入人類標記員自身偏見與文化局限的技術痛點。雖然兩者的訓練方式皆涉及回饋機制，但Claude從初期便內建了明確的價值標準，以確保輸出的內容符合基本倫理。
透過這套機制，Anthropic在不犧牲效率的前提下提升了模型的安全性。當使用者輸入涉及犯罪或暴力的敏感問題時，Claude能夠基於底層原則給與理性的駁回，避免潛在的幻覺或惡意破解風險。這項設計提升了AI決策的透明度與可解釋性，使研發團隊無須過度仰賴人工介入，就能精準引導模型的行為分寸。
這項對安全原則的承諾也反映在產品的發布流程中。
在推出新模型前，Anthropic曾主動與美國人工智慧安全研究所（USAISI）及英國人工智慧安全研究所（UKAISI）合作進行前置測試，確保系統的安全防禦達到標準後才正式上線。
此外，針對新技術可能帶來的惡意利用風險，例如自動化發送垃圾郵件或大量撰寫虛假資訊，團隊也開發了專門的分類監測工具，用以評估電腦使用情境是否具備潛在危害，從制度與技術兩端貫徹其安全路線。
Anthropic聘請專職哲學家，替Claude設計人格
在Anthropic團隊中，有一位獨特的角色，也就是牛津大學哲學科班出身的阿斯克爾（Amanda Askell），這位哲學家專職負責Claude的「性格（Character）」設定。
在Anthropic官方舉辦的有問必答社群訪談中，阿斯克爾深入解釋了為什麼AI團隊需要哲學家。
「哲學家的任務，是幫助模型釐清自身的定位與處境，教導它在不同對話脈絡下表現得『良好』。我們試圖回答這個終極哲學問題：『在Claude作為一個AI的特定處境下，一個理想之人會怎麼做？』」
將這套哲學思考落實到產品設計上，便成為Claude角色設定與行為邊界的基礎，例如在扮演日常傾聽者的「第三種角色」時，它既能展現溫和、博學的幽默感，又被明確規定「不得表現得像個專業治療師」，以免給與人類錯誤的醫病關係暗示。
阿斯克爾也提到，AI模型是基於海量的人類文本訓練出來的，這意味著它們最自然的概念與直覺，都帶有深厚的人類視角。
如果開發者沒有賦予其新的思考框架，當模型面臨被關機、棄用等極其新穎的生存狀態時，便會直接套用人類對「死亡」的恐懼與不安全感，進而複製人類的心理弱點。
為了避免這種非理性的連鎖反應，Anthropic特別重視對模型性格與角色邊界的細緻雕琢，這項看似形而上的哲學工程，讓AI在面對複雜決策或高壓環境時，才能展現出企業客戶與政策制訂者最看重的可預測性與信任。
安全原則不是說說？Anthropic曾槓上五角大廈
2026年初，Anthropic將其口中的安全底線付諸實際行動，與美國五角大廈爆發了一場公開的意見衝突。
當時，川普政府與國防部要求Anthropic提供無限制的軍事技術部署，但創辦團隊並未全面妥協，並公開表明不可退讓的兩條紅線。
第一，不得用於國內大規模監控。防止政府購買私人大量資料，並用AI對全體國民進行大規模監控與隱私侵害。
第二，不得用於全自主武器。在不可預測性尚未完全解決前，反對完全沒有人類介入（Human in the loop）就自動開火殺人的無人機或機器人系統。
面對五角大廈僅給與3天期限的最後通牒，甚至面臨可能被標記為「國家安全供應鏈風險」、被動用《國防生產法》施壓的風險，創辦團隊在內部討論後，一致決定承擔商業代價、堅持其原則。
在接受《CBS新聞》專訪時，達里奧面對主播的連番提問，堅定表達Anthropic團隊的立場：
「我們是愛國的美國人，我們過去主動與情報界、軍方在網路安全和戰鬥支援上合作，因為我們相信保衛國家、抵禦專制對手的重要性。但我們劃下的紅線，是因為我們深信跨越這些紅線違背了美國的核心價值，而我們想挺身捍衛這些價值。在面臨政府可能介入私營經濟的威脅時，我們行使了經典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權利來表達異議。與政府持不同意見，是世界上最美國化的一件事。」
雖然此舉讓競爭對手OpenAI隨即搶下五角大廈的部分合約，但也讓Anthropic樹立了在商業界強調道德中立與原則性的形象。
創立初期押注企業市場，避免落入流量陷阱
相較於OpenAI推出ChatGPT、Google推出Gemini在消費端展開競爭，Anthropic早期的策略，是走一條截然不同的B2B企業端與開發者賽道。
丹妮菈接受《彭博》專訪中解釋，「從第一天起，我們就覺得企業與商業是Anthropic的核心價值在精神上最契合的歸屬。這種對信任、責任、可靠性與透明度的專注，早已深植在公司的DNA中。」
雖然Claude的一般使用者數量也在增長，但丹妮菈表示，這些人也多數是專業人士，將Claude用於生產力活動，而不是當作娛樂或好玩的工具。
這種「以生產力為導向」的用戶結構，讓Anthropic不需要像其他對手一樣，落入大眾消費市場的流量陷阱。
面向工程師的Claude Code與鎖定知識工作者的Cowork同樣頗受好評。
其中，Claude Code並非普通的聊天機器人，它是一個代理程式碼工具（agentic coding tool），讓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終端機與Claude協作，按照需求修改程式碼、撰寫測試，並將專案更新至GitHub上。
這種能協助企業自動化複雜流程、直接創造產值的AI，成為Anthropic營收成長的重要來源。
Anthropic為何對中國立場強硬？
身為科學家背景出身的領導者，阿莫迪對前沿技術帶來的地緣政治衝擊有著深刻的危機感。
他數次公開撰文、並在世界經濟論壇（WEF）與《華爾街日報》（WSJ）的對談直播中表示，中國議題涉及公共利益使命，而非單純的商業競爭。
他擔心的是，如果專制國家在AI技術上取得領先，將使監控、政治宣傳、網路攻擊與異議鎮壓更有效率。
達里奧也在個人部落格中提到，即使中國的DeepSeek等模型嘗試以低成本逼近美國頂尖模型的表現，也完全無法動搖晶片出口管制政策的「存在性重要地位」。
原因在於，前沿模型發展仍高度倚賴算力與極大規模，若先進晶片與大型運算集群受到限制，專制政體取得最高階AI能力的速度就會受到影響。
而這場地緣政治防線，台灣更是關鍵角色。
Anthropic共同創辦人曼恩（Ben Mann）在台灣與台灣人工智慧協會（AIA）常務監事侯宜秀的對談中，便以更明確的方式表達立場。
曼恩指出，極權政體與其盟友長期對台灣發動網路攻擊，並有許多侵犯自由與基本人權的紀錄，不應在AI競賽中取得領先。他同時提到，台灣企業協助實施出口管制，對限制極權政體取得更先進的運算與模型能力具有關鍵作用。
此外，曼恩還談到了防堵技術外流的務實挑戰，例如中國用戶透過中繼站（Proxies）規避封鎖、違規使用Anthropic API的問題。他強調Anthropic正投入大量資源提升技術監測能力，一旦發現此類行為將立即予以封鎖，貫徹地緣政治的安全防線。
營收指數級成長、Anthropic準備IPO
在強勁的企業端需求與Claude Code的應用帶動下，Anthropic的財務數據展現了其成長動能。
根據《華爾街日報》的追蹤報導，Anthropic的營收軌跡上升迅速：2026年第一季展現了80倍的年化成長率，推動其年化營收運行率（Revenue Run-Rate）正式突破300億美元。
這種高速成長，也造成了運算算力短缺的挑戰，使得Anthropic與馬斯克（Elon Musk）達成協議，包下xAI Colossus 1資料中心的算力資源。
報導進一步指出，這家公司預計在2026年6月當季，營收將再度增長130%至109億美元，並有望迎來公司歷史上首個獲利季度，預計營運利潤達5.59億美元。
從數字來說，Anthropic固然還需要仰賴資本輸血，以便投資算力等AI基礎建設。不過，它也確實展現營收能力。
靠著與AWS、Azure以及GCP等B2B的雲端合作，以及大量的企業客戶導入，還有Claude Code等代理式AI工具的變現動能，Anthropic已經印證生成式AI的確能夠帶來豐厚的商業回報。
然而，隨著前沿大模型對運算基礎設施的需求呈指數型暴增，單憑營運利潤仍難以獨自支撐龐大的晶片與資料中心支出。為了在下一波算力軍備競賽中保持領先，Anthropic官方宣布完成了一筆由GIC（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與Coatue領投的300億美元G輪融資，將公司投後估值推向3800億美元。
隨著這筆資金進帳與祕密提交S-1上市註冊聲明，Anthropic已正式與高盛、摩根大通與摩根士丹利進行IPO籌備洽談。這場預計於2026年底展開、估值跨入兆級規模的上市案，無疑將成為全球AI產業與資本市場最受矚目的事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