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Z世代並非逃避工作，而是看清制度回報率正在崩解。因此，當升遷、加薪與買房逐一失效，當努力無法累積成未來安全，他們選擇止損而非硬撐。的確，數據、房價與演算法不僅重塑了職場邏輯，也改寫年輕世代對成功的定義。
唐朝白居易在歷經貶謫外放後，寫下「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的感嘆。沉吟之際，他仍然相信一件事：人生的浮沉會流動。低谷不是永久狀態，高處也終將輪替；那是一種對時間與制度仍具修復能力的文明信念。
在今天，這句話更像一句被制度反覆使用的安慰語。它暗示：只要夠努力，下沉終會結束；只要撐得夠久，回報遲早會來。
但對Z世代而言，這個前提已被數據否定。
有些世代在工廠學會忍耐，有些世代在辦公室學會服從；Z世代則在手機螢幕上學會一件更殘酷的事：看見。
他們看見：浮與沉不再流動，而是被固定下來——固定在房價與薪資的比例中，寫進學費、學貸與招聘演算法裡。浮，成了一小撮人長期占據的位置；沉，則被制度性地分配給多數年輕人，成為一種可預期、可計算、被合理化的常態。
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的「回報率」正在崩解
Z世代不是拒絕工作，而是拒絕一個不再兌現的承諾。哈佛甘迺迪學院於2025年底公布的青年民調顯示：
．超過40％的18～29歲青年表示自己「只是勉強撐住」。
．約25％明確預期自己將比父母世代過得更差。
．對白宮、國會與兩大政黨的支持度，全面低於30％。
這不是情緒化的悲觀，而是對代際經濟曲線的冷靜判讀。努力仍然存在，但其邊際回報正在下降。第一份工作不再是技能累積，而是「被自動化或外包」前的緩衝；第二份工作，也難以顯著拉開生活差距。當努力無法轉化為上升，「拚」便從進攻策略，退化為防守策略。
AI不是科技焦慮，而是勞動結構的警訊
這種不信任，在AI時代被迅速放大。同一份哈佛民調顯示，超過半數年輕人將人工智慧視為對自身就業前景的直接威脅，近一半認為AI將「減少而非增加」他們的機會。
《Business Insider》與《Vox》的勞動市場分析指出，最容易被AI自動化或半自動化的，正是Z世代高度集中的入門級白領工作——行政、助理、初階分析、內容整理與支援性職務。
關鍵不在科技，而在轉型成本的分配方式：AI的早期紅利集中於資本與平台端；被替代、被篩選、被優化的風險，卻落在最年輕的起跑線上。
「能者多勞」如何變成「能者過勞」？
在企業內部，Z世代同樣看得清楚。他們親眼見證「能者多勞」如何演化為「能者過勞」：責任不斷向效率最高、最願意配合的人集中，但回報卻未必同步增加。額外付出，往往換來的是更多工作，而非更穩定的未來。
在這種條件下，「企業公民行為」不再被視為榮耀，而被視為風險集中。「寧靜辭職」（Quiet Quitting）因此不是道德墮落，而是一種理性止損行為。當超額勞動無法提高長期回報，理性的選擇就是停止提供。
因此，Z世代對成功的定義已出現明顯重排：51％優先選擇身心健康，45％重視家庭與關係，財富與職位退居其後。這不是懶散，而是對過勞文化的集體回擊。
住房：「努力」最直接的斷點
住房，是「努力」無法跨期轉換的關鍵斷點。在美國，人口普查與房市資料顯示，18～25歲Z世代租屋者中，有58.6％屬於「租金負擔過重」（住房支出超過收入三成）。英國《The Times》亦指出，34％的Z世代與年輕千禧世代，因生活成本過高而無法為退休存錢。
台灣的數據更為赤裸：30歲以下上班族月薪中位數約3.1萬元，都會區平均月租已逼近1.5萬元；43.5％的單身族直言買不起房，67.3％因經濟壓力放棄生育。
任何加薪，都被房租即刻吸收；任何升遷，只能維持當期現金流，而無法轉化為長期安全。努力，自然失去了時間方向性。
教育：當「讀書改命」被提前鎖牢
傳統華人社會相信：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德、五讀書、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貴人、十養生、十一擇偶與擇業、十二趨吉要避凶，是影響人生命運的12個關鍵因素，強調個人努力與環境配合對命運的塑造作用。但在新舊世代交替之際，這種說法很明顯受到質疑與挑戰。
事實上，Z世代對「讀書可以改變命運」的懷疑，並非反智，而是來自統計。
以台灣為例，頂尖高等教育資源高度集中。歷年資料顯示，雙北人口約占全台32～34％，卻長期貢獻超過一半的台大新生，部分學院甚至逼近六成。其餘超過三分之二人口，則必須分攤不到一半的名額。
這不是單一考試的偶然，而是補教密度、明星學校、家庭支出能力與時間資源長期累積的結果。考試或許公平，但準備考試的條件高度不公平。當教育不再能普遍兌現流動性，「努力」自然失去它原本的正當性重量。
從「讀書」到「貴人」：回報結構的理性重排
在一個高度「麥當勞化」的社會裡，效率不只是手段，更成為衡量一切價值的標準。升遷壓縮為KPI，成功拆解為可複製的模板。「等待時間證明一切」不再被視為智慧，而被視為風險。
大量社群與媒體案例反覆強化一個訊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想要升天，先做雞犬。」當上升愈來愈依賴被誰看見、被誰帶進場域；當成功樣本集中於「被選中」而非「撐到最後」，等待本身就不再是中性選項。
因此，「尋找貴人」不再被視為投機，而被視為效率最高的策略。這不是價值觀墮落，而是對回報結構的理性調整。
自我實現預言vs.自我挫敗預言
Z世代並未全面撤退，而是夾在兩種預言之間拉扯。一端，是制度反覆驗證的自我挫敗預言；另一端，則是被迫轉向的、選擇性的自我實現預言。
Gallup與Deloitte的調查顯示，Z世代是最不認同「加班等同敬業」的一群，卻同時有超過七成 每週至少一次主動投入技能精進。他們願意為可計算、可複利的努力付出，卻拒絕為不確定的承諾下注。
被看見的時代，無法再用安慰治理
白居易的詩，建立在「時間會修復不公」的信念上。但Z世代面對的，是被鎖牢的比例、固化的結構、與延遲回應的制度。
他們不是不努力，而是不再為一個已經證明為負期望值的系統繼續加碼。這不是世代問題，而是一個清楚的經濟警報。如果制度不調整，代價終將回到所有人的帳上。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