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Meta併購AI新創引發關注，顯示AI競爭不再只比模型強弱，而是誰能真正執行任務。本文從併購策略看產業轉向，解析AI從大腦走向雙手的關鍵變化，進而理解科技巨頭下一步布局。
Meta收購Manus，向產業釋放了一個清晰訊號：AI競爭的核心，已不再只是模型的推理能力（大腦），而是模型能否真正「執行任務」（雙手）。這不僅是一樁商業併購，更是一場產業結構性轉向的縮影。
告別Chatbot，Agent時代正式到來
過去十年，AI的主流形態多半停留在「理解與回應」。以OpenAI的ChatGPT為代表，模型能理解問題、推理並生成文字，但本質仍是被動回應的工具。
隨著開源模型普及、模型能力快速外溢，模型的技術鴻溝正迅速收斂。市場真正需要的，已不只是「會回答問題的AI」，而是能替人把事情做完的系統；也就是Agentic AI（代理型AI）。Manus正是率先看見這一需求，並成功將其產品化的團隊。
市場給出了最直接的回饋。Manus在短短八個月內，年度經常性收入（ARR）從0成長至1.25億美元。其商業模式：採取每月約17至167美元的純訂閱制，而非依賴流量或補貼。這顯示其成長基礎，來自全球用戶願意為「可執行的AI」付費，也使Manus從一開始就具備高度國際化與可複製性。
對決Google與微軟，Meta的關鍵拼圖
對Meta而言，這筆併購並非追逐風口，而是補上戰略版圖中的關鍵缺口。
其主要競爭對手，早已完成「AI×生態系」的深度整合：Google建立了Gemini×Chrome×Android×GMS的生態系統；微軟（Microsoft）則打造Azure×Windows×Office×Copilot的企業級閉環。相較之下，Meta雖掌握臉書（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等全球最大社交網絡，卻始終缺乏一個真正可落地、可執行、能替用戶行動的AI系統。
Manus的價值正在於此。透過收購，Meta得以將Agentic AI直接嵌入既有平台，完成「模型×用戶×執行」的閉環，從而在AI應用層面，真正具備與Google、Microsoft正面競爭的能力。
地緣政治下「資本再配置」
Manus的募資歷程，本身就是一部地緣政治驅動的資本遷移史。早期資本結構高度中國化，2023年起，真格基金、紅杉中國、騰訊等陸續進場，完成種子輪至A輪投資。
但2025年4月出現關鍵轉折。矽谷基金Benchmark Capital領投7500萬美元參與B輪投資，將估值推升至5億美元，象徵美國資本正式成為主導者。其看重的是Manus已被驗證的營收模式與產品落地能力。隨後市場傳出，Meta的收購估值約20億美元，顯示美國科技巨頭願意支付高額溢價，直接買下這套已被證明可執行並盈利的系統。
中美監管的雙重夾擊
正因本案位處中美科技競爭交會點，法規審查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
在美國端，監管核心在於2023年8月拜登政府簽署的第14105號行政命令（EO 14105），其禁止美國企業投資中國半導體、AI及量子科技等關鍵技術，並搭配CFIUS的投資審查。審查焦點在於：交易後是否仍留存中資、核心IP是否由美方掌控、是否仍受中國司法管轄，以及資料是否存在逆向回流風險。
中國端同樣設有多重門檻，包括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以及《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對超過100萬筆個人資料出境所要求的嚴格安全評估，使本案成為一樁同時承受中美雙邊監管壓力的高風險交易。
Manus因應方式：去中國化
為因應雙邊監管，Manus執行了一場有計畫的「去中國化」重組，其時間點，與2025年4月引入Benchmark Capital高度重疊。
具體作法包括：總部自武漢遷至新加坡，並布局舊金山與東京；裁撤約70％中國員工，僅保留約40人的核心團隊轉入新加坡；在Meta收購完成後清空所有中資股權；將伺服器與數據移至美國或可信任的第三地，切斷與中國系統的技術與資料連結；改組董事會，以符合美方對「實際控制權」的審查邏輯。這已不是象徵性調整，而是跨越地緣政治必須付出的實質代價。
中美AI分工翻轉
Manus×Meta案揭示了一個正在發生的結構性翻轉。
過去的分工路徑清楚而穩定：美國專注於R&D與提升價值（腦），中國專注於應用開發與工程落地（手）。但當AI進入大規模商用與日常生活，美國科技巨頭雖在前沿模型上保持領先，卻在「執行與產品化」層面逐漸暴露弱點。這正是Meta需要Manus的根本原因，也再次印證：具中國工程與產品背景的團隊，在AI落地與執行層面，仍具世界級競爭力。
因此，Manus不只是一個收購標的，更是一個AI競爭時代切換的指標。未來產業分工將更加清晰：美國主導大模型與前沿研發（腦），Agent產品公司專注執行與應用方案（手），而誰能最快整合「腦」與「手」，將決定AI商業化的深度、影響力與最終的領先地位。
Meta能否完成收購，仍取決於中美雙邊最終的法律與政治審查。但可以確定的是，真正主導這場交易走向的，已不只是企業意志，而是中美AI競爭的結構性角力。這場戰爭，才剛進入第二幕。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史丹佛台灣科學技術研究中心執行顧問、人工智慧法律國際研究基金會祕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