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台灣非營利組織從公益出發，溫暖社會基層。但隨著公民社會發展成熟，NPO也面臨從「服務」走向「倡議」的艱難轉型，追求制度性公義與結構性變革。終極目標，不僅成為更有效率的「問題解決者」，更要努力創造「問題不再發生」的社會。
在台灣，當我們提及非營利組織（NPO），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溫暖而動人的畫面：街頭募集發票的學生志工、深入災區發放物資的慈善團體、為獨居長者送上便當的社區伙伴。這些無疑是社會穩定與溫暖的重要基石，它們構成「公益」（Charity）的堅實風景：一種以良善為出發點，針對眼前的苦難提供立即性援助的行動。
然而，隨著台灣公民社會的深化與成熟，一個更具挑戰性的底層結構問題逐漸浮現：當我們日復一日地為獨居長者提供食物時，我們是否也該問，他們為何獨居？當我們為弱勢者提供庇護時，我們又是否該挑戰，使他們流離失所的結構性因素？
這便是從公益走向「公義」（Justice）的思辨之旅。公益目的在於彌補社會安全網的缺口，是慈悲的體現；而公義則直球面對這些缺口的根本原因，是勇氣的實踐。公益是伸出援手，公義是要求一個無需伸出援手的公平環境。前者是「授人以魚」，解決燃眉之急；後者則是「授人以漁」，並追問「為何這片漁場會被汙染？」進而致力於制度改革與權力再平衡。
本文將剖析台灣幾個不同類型的非營利組織案例，從傳統的慈善救濟，到新興的權益倡議，反思這條從公益到公義的轉型之路。這不僅是NPO自身定位的演進，更映照出台灣社會在追求一個更公平、更永續未來過程中的掙扎、探索與希望。
公益基石：溫暖社會的傳統力量
在任何社會，公益服務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石。它回應人道主義最直接的呼喚，在制度尚有未逮之處，提供最及時的撫慰。台灣的公民社會，正是在這樣深厚的公益土壤中萌芽茁壯。
慈濟基金會是台灣、甚至全球公益領域的典範。自1966年成立以來，其「慈善、醫療、教育、人文」四大志業深入人心。無論是921大地震的緊急賑災、莫拉克風災的家園重建，還是遍布全台的環保回收站與社區關懷據點，慈濟展現無與倫比的動員力與執行效率。其核心精神在於「聞聲救苦」，在全球任何角落，只要有災難，幾乎都能看到藍天白雲的身影。這是一種極致的公益實踐：直接、高效緩解人類的苦痛。它提供一個穩定社會的力量，讓無數家庭在絕望中看到希望。
然而，若以公義視角審視，其模式也引發一些思考。慈濟的強項在於災後重建與濟貧，相對聚焦於第一線服務，政策倡議非其主要策略。它的角色更像一位慈愛的醫生，專注於治療傷口，而非追問造成傷害的系統性病因。
另一個深植人心的例子是創世基金會。自1986年起，創世致力於照顧植物人及服務街友，這兩者皆是社會中最脆弱、最容易被遺忘的群體。透過建立安養院、提供到宅服務，以及發起「順手捐發票，救救植物人」的全民運動，創世成功為這些「弱勢中的弱勢」撐起一把保護傘。他們長期彌補公部門未及之處，其存在本身就是對生命尊嚴的強力肯定。這同樣是公益精神的極致發揮；專注於最艱難的服務領域，給予最直接、最長期的陪伴。
慈濟與創世的貢獻無可替代。它們凝聚社會的善意，構建龐大的服務網絡，成為政府福利體系的關鍵協力者。正是這些以公益為核心的組織，奠定台灣公民社會的信任基礎，讓民眾相信，透過集體善意，可以改善他人的困境。但當社會問題的根源盤根錯節，僅依靠善意與服務已不足夠時，一條新的道路便開始被探索出來。
邁向公義探索：從服務到賦權與倡議的轉型
當一個組織的服務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便會開始發現許多個案的困境並非偶然，而是源於法律的缺陷、政策的偏見，或是社會的歧視。此時，將服務經驗轉化為倡議動能，推動系統性改變，便是邁向公義的關鍵一步。
罕見疾病基金會的誕生與奮鬥，是這個轉型歷程中一個深刻而動人的篇章。1999年，由罕病病友家屬陳莉茵女士與曾敏傑教授共同創立的罕病基金會，其起點是純粹的公益之心：集結病友家庭的力量，提供醫療資訊、心理支持、喘息服務與經濟補助。面對那些被現代醫學遺忘、在健保體系中找不到歸屬的家庭，基金會的初期工作，是為他們在黑暗中點亮一盞燈，提供最直接、最迫切的援助。
然而，基金會的創辦者們很快就意識到，個案救助的速度，永遠趕不上罕病家庭墜落的速度。問題的根源不在於病友不夠努力，而在於整個社會與醫療制度的失靈。昂貴的「孤兒藥」無法納入健保、診斷困難、缺乏研究資源，這些系統性的障礙，讓每個家庭的奮鬥，都成為一場孤軍作戰。
於是，罕病基金會走上一條艱辛但堅定的公義之路。他們從一個服務型組織，蛻變為強而有力的政策倡議者。他們的核心目標極為明確：將罕病病友的「生存權」與「醫療權」，從一個需要被同情的「悲劇」，提升為一個受國家法律保障的「基本人權」。透過不斷陳情、遊說、舉辦公聽會與凝聚社會輿論，他們在成立之後，便努力推動在亞洲屬於較早通過立法的《罕見疾病防治及藥物法》。
這部法律的誕生，是台灣NPO從公益走向公義的里程碑。它不再是請求政府「幫忙」，而是要求國家「負責」，將罕藥的引進與給付、病患的照護與研究制度化。這種將個案的血淚，轉化為法律條文的奮鬥，讓罕病基金會不僅是「幫助」病友，更是與他們共同爭取每一個生命「應得」的尊嚴與希望。
若說罕病基金會是從服務走向倡議，法律扶助基金會的誕生，本身就帶有深刻的公義基因。約在2000年代初期成立的法扶，宗旨是為經濟弱勢者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與訴訟代理。在現代法治社會，訴訟權是人民的基本權利，但高昂的律師費用往往成為一道難以逾越的高牆，形成「貧窮入罪」或「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困境。
法扶的工作，遠不止於打贏一場官司。它是在捍衛「程序正義」，確保每個人，無論貧富，在法律面前都應有平等的發聲機會。透過扶助無數的卡債受害者、勞資糾紛中的弱勢勞工，以及在司法體系中迷航的刑事被告，法扶不僅解決個案的法律問題，更重要的是，它在挑戰司法體系中既有權力的不對等。法扶所投入的已不再是慈善，而是透過法律專業，對國家機器進行監督與制衡，確保正義得以在最脆弱的群體中彰顯。
而在環境領域，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及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等組織，將公義的實踐推向更具對抗性的前沿。他們的工作核心，並非僅僅是舉辦淨灘的公益活動，而是將矛頭指向汙染的源頭，以及不當的開發政策。他們透過環境監測、揭露企業汙染事實，並在環評與訴訟等正式程序中，提出實證與法律主張。
他們追求的，是「環境正義」與「世代正義」。他們質問：為何工業區的汙染，總是集中在經濟相對弱勢的社區？為何為了短期的經濟利益，可以犧牲下一代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這些提問必然會觸及龐大的商業利益與政治權力，使其倡議之路充滿風險與挑戰。但這正是「公義」的本質。致力於公義的倡議型組織，它們大都不畏懼衝突，反而是將衝突視為揭露真相、促成改變的必要過程。
公義實踐的挑戰與反思
從公益走向公義，絕非一條坦途。這條路不僅充滿外部的阻力，也伴隨著組織內部的掙扎與兩難。
1.資源募集的困境、公眾溝通的難題：公益成果是具象且動人的。一筆捐款，可輕易地轉化為「幫助了十個孩子飽餐一頓」或「為一個急難家庭提供了安身之所」。這種清晰的因果關係，容易引發捐款人的共鳴。相比之下，公義的成果，往往是抽象、長期，且難以量化的。一場長達數年的訴訟、一次又一次耗費心力的法案遊說、一場又一場改變公眾觀念的教育活動，其成效可能要在多年後才能顯現，甚至可能以失敗告終。向公眾解釋「為何我們需要花錢，打一場看似贏不了的官司」，遠比「請捐款給偏鄉兒童課輔班」要困難得多。因此，以倡議為主的NPO，往往在募款上面臨更大的挑戰，他們必須花費更多心力與捐款人溝通，建立基於理念與價值的長期信任，而非依賴短期可見的捐款回饋機制。
2.與權力對抗的政治風險：當NPO的角色從「政府的幫手」轉變為「政府的監督者」時，必然會引發緊張關係。追求公義，意味著要挑戰既有的政策、揭露被掩蓋的問題、甚至與擁有龐大資源的企業或地方派系對簿公堂。這使得組織可能被貼上「激進」「亂源」，甚至「政治打手」的標籤。來自政府的補助可能被削減，來自企業的贊助可能被撤回，甚至可能面臨法律訴訟的威脅。這些在在考驗著組織的韌性、領導者的勇氣，以及內部治理的穩健性。
3.「倡議」與「服務」之間的平衡與拉扯：對於像罕見疾病基金會這樣兼具服務與倡議的組織而言，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是兩難的抉擇。過於專注高層次的政策倡議，可能導致組織與第一線服務對象的真實需求脫節，淪為「象牙塔裡的倡議者」。反之，若完全投注在第一線的社會服務中，則可能消磨掉挑戰體制的堅持與動能。最理想的狀態，是建立一個讓服務經驗能順利反饋給倡議部門，而倡議成果又能回過頭來，改善服務對象處境的內部循環機制。這需要組織具備高度的自我反省能力，以及靈活的策略調整能力。
4.成功的定義與影響力的衡量：公益的KPI（關鍵績效指標）相對明確，服務多少人次、發放多少物資、募集多少善款。而公義的成功該如何衡量？是一部法案的通過？是一場官司的勝訴？還是公眾意識的提升？這些成果往往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難以歸功於單一行動或特定組織。因此，追求公義的NPO，需要發展出一套更多元、更長期的影響力評估框架，從單純的「產出」（Outputs）評估，轉向更深層次的「成果」（Outcomes）與「影響」（Impacts）評估。
公益是慈悲的起點，公義是勇氣的終點
從公益到公義，並非一個孰優孰劣的選擇題，而是一個光譜與互補，一個演化的進程。穩健的公益服務，是NPO贏得社會信任、理解真實需求的根基；而勇敢的公義追求，則是將這份理解與信任，轉化為推動社會根本性進步的催化劑。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需要只做服務的慈濟與創世，也需要勇於衝撞的環境與人權團體，更需要像罕見疾病基金會與法扶這樣，在服務與倡議之間找到動態平衡的組織。
台灣非營利組織的發展軌跡，正是台灣民主深化歷程的縮影。從威權時代的慈善補位，到解嚴後的議題多元迸發，再到今日成為監督政府、倡導改革的關鍵力量，NPO的角色日益重要且複雜。
最終，從公益到公義的這條路，是一場永無止境的反思。它提醒所有非營利組織工作者：我們的終極目標，或許不應僅是成為一個更有效率的「問題解決者」，而是要努力去創造一個「問題不再發生」的社會。這是一個極其艱難，甚至看似遙不可及的理想。但正是這份對「公義」的執著與追求，定義一個人類社會要努力追求的文明高度。
在公益與公義這條路上，台灣的NPO們正在以自己的方式，艱難卻堅定地走著。
本文章反映作者意見，不代表《遠見》立場
（作者為逢甲大學社會創新暨永續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