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9月底開始，由於增加了新的法定假日，台灣恰好連著數個週末都多增加了一天假日，台灣勞工也因此能夠意外體驗一個月的「週休三日」。事實上，週休三日的「四天工作制」在Covid19疫情之後，國際上早已蔚為討論，而在荷蘭，四天工作制已經悄悄成為了現實，同時並沒因此生產力下降：荷蘭的人均GDP在歐盟仍排名第四高！近期外媒探討背後原因，靠的是荷蘭的父母覺醒爭取。為何她們能成功？希望週休三日的背後又有何辛酸？值得人均GDP成長，民眾卻無感的台灣仿效嗎？一文完整拆解。
根據歐盟統計局（Eurostat）數據， 2024年，荷蘭20歲至64歲的勞工每週平均工時為32.1小時，若以一天八小時的工時來計算，相當於一週工作四天。荷蘭的工時是歐洲最短，緊隨其後的是奧地利、德國和丹麥，每週工時約34小時。 相較於台灣的每週工時41.5小時、日本的42.9小時、韓國的43.8小時， 荷蘭的低工時極為引人注意。
「週休三日」的荷蘭經驗
對其他正在研議週休三日的國家來說，荷蘭的案例堪為借鏡。對勞工來說，更少的工時（而薪水不變）代表有更多可以自由安排的時間，但是許多人也提出週休三日可能帶來的問題並予以反對，這些問題包括：經濟產出下降、企業競爭力受損、公共服務短缺等等。
不過，荷蘭的例子恰恰反駁了這些反對週休三日的論點。以經濟產值而言，2024年荷蘭的人均GDP約為6萬3000歐元，在歐盟排名第四高，顯示低工時並沒有對經濟造成反對者所擔憂的嚴重衝擊。
荷蘭為何能有這樣的表現？這要歸功於相對較高的工作效率與就業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數據指出，截至2024年底，荷蘭的就業率高達82％，高於英國（75％）、美國（72％）和法國（69％）。
這又與荷蘭的就業形態有關，更精確地說，與荷蘭女性勞工的工作形態有關。荷蘭的兼職工作比例是OECD國家之冠，當中尤其女性的部分工時勞動比例超過50％；事實上，荷蘭女性就業以兼職為主，儘管荷蘭的整體女性就業率在歐盟名列前茅，但全職女性的就業率僅18％，絕大多數職業婦女是兼差工作。
荷蘭爸媽，傾向兼職工作
過去荷蘭職場以男性勞動力為主，奉行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直到1980年代之後，女性勞動力開始以兼職身分投入職場，許多家庭形成了一人全職、一人兼差的「一份半」（one─and─a─half）收入模式，荷蘭政府也以減稅和福利制度來支持這樣的模式。
隨著時代演變，開始有荷蘭男性選擇兼職工作，尤其對需要照顧小孩的在職父親來說，兼職是能夠一個滿足家庭需求的選項。以2024年數據來說，荷蘭男性的兼職比例將近20％，已經是OECD最高。
不過，低落的女性全職就業率，代表的是不容忽視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儘管荷蘭社會高度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兼職並不直接等同於工作不穩定或是低薪，但仍然對女性職涯產生了一定的阻礙。OECD在2019年的報告發現，荷蘭只有27％的管理階層是女性，在OECD國家裡屬於末段班。
高比例的兼職情形讓荷蘭平均工時降低到相當於每週工作四天，而荷蘭銀行（ING）經濟學家伯特．科林（Bert Colijn）表示，如今全職工作者也愈來愈傾向將工作時數壓縮到四天。「每週四天工作制已經非常非常普遍了，」科林說道。
其他國家的週休三日嘗試
荷蘭因其工作形態而實現了實際上的四天工作制，其他國家則是在Covid19疫情之後的大離職潮背景下，有意識地推動試行週休三日。
例如英國在2022年由非營利組織4 Day Week Global和牛津、劍橋等大學合作，實驗了半年的週休三日，有61家公司、3000名員工參與了這項實驗，結果大獲好評，有71％參與者表示工作倦怠感降低、39％認為壓力減輕、40％指出睡眠品質改善。而對企業而言同樣得益，試行期間這61家參與企業的平均營收成長率高達35％，且員工臨時請假機率減少65％、離職率降低57％。
這場實驗結束之後，英國公部門持續研議施行週休三日，例如蘇格蘭政府在旗下機構試行將每週工時改為32小時，而薪資與福利沒有改變，結果顯示98％雇員認為有效提高工作士氣和積極度，且透過錯開勞工休息日，這些機構提供的公共服務不受影響。英格蘭東部的南劍橋郡（South Cambridgeshire）區議會則經全體議員投票，正式成為第一個永久實施週休三日的地方政府。
比利時則是另一個不同的例子，其在2022年成為歐洲第一個立法允許週休三日的國家，根據法案內容，比利時勞工可以要求一週工作四天，而雇主必須提出充分理由才能拒絕。
然而週休三日的工作模式在比利時卻乏人問津，至2025年，採行週休三日的勞工比例只有0.8％，《布魯塞爾時報》引述人力資源顧問公司Acerta Consult法律專家的評論指出，這是因為比利時雖然可以改為一週工作四天，總工時卻沒有減少，勞工一天的工時會從八小時變成十小時，因此不受歡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