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殺問題再拉警報。2024年自殺死亡人數4062人，時隔14年重返十大死因。青壯年族群全面上升，其中25至44歲增幅最大，接近一成；青少年自殺率在十年間翻倍，反映東亞社會單一價值觀的壓力。更嚴峻的是，多數個案生前未被關懷系統列案，65歲以上僅17%，男性未通報比例更高達八成。
青壯年自殺全面上升，青少年十年翻倍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呂淑貞指出，台灣自殺標準化死亡率在2006年達到高峰後曾一度下降，但2019年起逐年回升。2024年全台共4062人因自殺死亡，較2023年增加164人，再度擠入國人十大死因。
攤開分齡數據，呈現兩大警訊。首先，15至24歲青少年近十年自殺率幾乎翻倍，2024 年比前一年再增加14人（+5.4%），已躍升為年輕人死因的第二位，高於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的全球第三位，其中女性增幅尤為明顯。
其次，25至44歲族群在2024年新增105人（+9.2%），成為增加最多的年齡層；45至64歲族群也增加60人（+4.5%）。至於75 歲以上長者，僅2024年首季就比去年同期多出20人，再度凸顯久病不癒與照顧壓力的沉重挑戰。
逾七成自殺者生前未被列案，男性高達八成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理事長呂淑貞指出，根據衛福部2024 年死因統計，男性自殺率為每十萬人口17.0人，女性為 9.9人，約為女性的1.7倍。
分析顯示，僅約26.9%的自殺死亡者，在生前曾進入關懷訪視系統，其中男性未通報比例高達79.5%。另外，通報率也隨年齡增加而下降：0至24歲為38%、25至44歲為 35%、45至64歲僅26%，65歲以上更低至17%。呂淑貞強調，通報不是壞事，而是「接住生命」的重要環節，政府與社會各界必須持續擴大守門人訓練與資源覆蓋。
她也提醒，許多男性或特定職業群體因擔心被貼上標籤而抗拒求助，社會須營造無污名的氛圍，讓需要協助者敢開口，否則壓抑只會不斷升高風險。
青少年自殺率升高，東亞年輕世代陷風險網
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長陳柏熹指出，台灣青少年自殺問題與韓國、日本、新加坡等高工業化、都市化國家有相似趨勢。
他說，這些國家普遍存在對「成功」的單一標準，加上教育競爭激烈、房價高漲與就業困境，讓年輕世代承受龐大壓力。少子化並未減輕孩子的負擔，反而因資源過度集中與關注，使壓力更為加劇。
相對地，澳洲與加拿大的自殺率近年呈下降趨勢。陳柏熹分析，原因不僅在於建構心理健康系統等「硬體」措施，也包含「軟體」面向的社會氛圍調整。這些國家更鼓勵多元人生選擇，減少單一價值帶來的比較與競爭枷鎖，證明制度設計與早期防治能發揮關鍵作用。
衛福部拋三政策：救急、可近、高風險支持
針對防治青壯世代自殺，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長陳柏熹表示將以三層次推動。一是救急：除1925安心專線與文字協談外，2024年新增「心理健康急救方案」，讓第一線助人者能像 CPR 一樣即時介入。
二是提升可近程度：全國心理衛生中心正持續佈建，今年目標為71處，明年將增至100處，提供更廣泛心理支持服務。同時，政府推動青壯世代「三次免費心理諮商」支持方案，並非僅止於三次，而是透過初步篩檢辨識高風險者，協助銜接後續醫療。
三是針對高風險族群：以青少年學生為例，已啟動「嚴重情緒障礙早期介入方案」，由專業團隊進入校園提供外展服務；教育部也同步推動社會情緒教育，培養青少年的心理韌性。
醫師觀察：反覆自傷要關注、黃金追蹤是關鍵
北醫附醫精神科主治醫師洪珊指出，自殺往往呈現「階梯式」進展，從意念、計畫到企圖，最終可能導致死亡或未遂。過程中有些人會透過自傷發洩情緒，雖非以死亡為目的，卻因反覆行為而隱含高度風險，須嚴格關注。
她表示，醫院的防治策略分為三級：初級著重院內與社區衛教；次級則在病人入院時以「全人量表」篩檢心理狀況，若分數過高，會立即轉介社工或精神科；三級則針對急診自殺企圖個案，啟動通報與治療機制。例如，一旦量表顯示高風險，系統會自動通知社工追蹤，並強制精神科會診，確保病人即時獲得支持。
國際數據顯示，急診後的黃金追蹤期極為重要。美國建議30天內安排複診；台灣因醫療可近程度更高，通常能在3天內安排精神科門診，確保高風險個案持續受到關懷。
洪珊也舉出多個臨床案例：有青少年因幻聽與妄想而走向極端；一名外籍配偶在憂鬱與家暴壓力下，險些帶著孩子一同輕生；年輕女性因人格障礙反覆自傷，最終在跨院合作下逐漸穩定；酒精成癮者則因健康惡化並疑似自殺而猝逝。
她強調，這些案例反映不同族群背後，皆有複雜的疾病與社會因素，須透過跨專業合作才能有效介入。
心理師觀點：同理傾聽、灌注希望
北醫附醫臨床心理師黃意霖指出，自殺並非單一因素造成，而是心理特質、童年創傷、家庭功能失衡、社會孤立、經濟壓力與污名等多重影響交織的結果。真正引發行動的，往往只是「最後一根稻草」，因此若能在日常中及早察覺風險訊號，並給予支持，就可能改變事件走向。
她指出，臨床會執行系統風險評估，包含意念頻率與強度、觸發情境、是否出現具體計畫、是否有相關歷史，以及危險因子與保護因子的平衡（如責任感、家人、自我價值等）。
治療核心在於建立「治療聯盟」與灌注希望。透過同理傾聽、以「我們」為主語同行，把抽象痛苦轉化為可操作目標，允許個案在狀態不佳時採「低耗能模式」，讓希望感逐步落地。
在危機處理上，黃意霖說，心理師會與個案共同擬定個人化警示訊息與應對清單，預先連結校園、家庭與醫療資源，並確保環境安全。
她也提到，政府提供的三次免費心理諮商，降低求助門檻，讓高風險個案踏出第一步；但前線專業者承擔的壓力同樣龐大，亟需常態化督導與同儕支持機制。
人人都是守門人，共織生命安全網
專家共同強調，自殺防治不是單一部門的責任。呂淑貞呼籲打破污名，提高1925安心專線知曉率（據2024年自殺防治認知調查，目前不到8%），並加速校園與職場心理師配置。
陳柏熹提出「社會處方箋」，強調透過文化、運動、藝文與社區活動，重建人際與社會連結。洪珊與黃意霖則提醒，人人都能是守門人，陪伴與傾聽就是最基本的支持。
專家一致呼籲，自殺並非無法避免，而是可預防的公共衛生挑戰。唯有及早辨識、及早介入，並凝聚家庭、學校、社區與醫療力量，共同織起生命安全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