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般的現象看，台灣目前的確有一種「誰也不服誰」、「意見分歧、共識難立」的情景。台灣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亂」字－－交通亂、政治亂、經濟亂、社會價值也亂、沒有秩序感、沒有規範感。
很可理解的，這現象叫人不舒服，甚至使人感到厭惡與憂慮。不過，我想指出，台灣的亂是亂烘烘、亂糟糟的亂，但不是根本的巨大結構性衝突(如階級衝突)造成的亂。因此這種亂沖毀不了社會的基幹結構，誇大地說，這種亂甚至解除了社會大亂的可能。
台灣不是伊朗，不是菲律賓，也不是南非，甚至不像南韓，台灣的社會與經濟的結構基本上是健實的。我所擔心的是，台灣目前的亂象，會漸漸腐蝕社會的機制，使台灣的現代化放緩，甚至停滯。要知道，亂是沒有秩序，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與政治，畢竟是腐敗的，它會斷傷、剝奪社會發展的潛力與機會。
台灣今天出現的種種現象，誠然可以解釋為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現象。我曾說台灣在過去四十年中，出現了兩種轉型的重疊性，即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同時，在近年中，又顯示由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會」的勢頭。
共識難求
這種轉型期現象非常複雜，表現在政治上就有各色各樣的活動，如環保運動、婦女運動，以及一些受忽視的團體之「自力救濟」運動等等，不一而足。這類活動屬於「表顯政治」(expressive politics)或「爭取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均是新的政治模態，它們的「政治參與」方式與傳統式的參與截然不同，甚至逸出了政黨政治的格局，但此在歐美及日本的後期工業化社會在在多有，並非特別，一般而言，它們的訴求是有一定程度的正當性的。
但台灣的轉型期問題卻因一些特殊的內在與外在因素，變得更形複雜與困難，如政治上所謂「法統」與「民意性」的觀念對峙，又有所謂台灣前途的「統」、「獨」之爭等等。這些問題與社會轉型的一般問題糾結難分，當它們一齊併發時，大眾在價值與利益上固然出現分歧，而原有的制度亦不勝負荷、無由解決，因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共識之難求是不言可喻了。
一個社會之存在，自不能不有相當程度的共識，這是法國托克維利(de Tocquaville)特別三考其意的。台灣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如何建立秩序，如何建立共識是很重要的課題，但我們對共識的觀念本身必須有一認識。允許我在這裡引錄我九年前所寫的一段話：
避免「凱撒式的共識」
「安定的民主政治是需要有政治規範的共識的。但這裡所謂的共識並非指人們之價值觀的一般性；更非指對政治事象之看法的一律化。當然，更非指一種「凱撒式的共識」(Caesaristic consensus)，這種共識只是某一種意志強加於社會，而取得的壟斷狀況的「假共識」而已，我們更不以為一個開發的民主社會必然是十足的「共識化社會」。
「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特別是現代複雜的社會，異識(disconsensus)的存在毋寧是社會結構的本質，而某種程度的摩擦、衝突更是現代化過程中相伴以生的現象。
我們所說的政治規範的共識是指「政治人」對政治的根本秩序或對憲政秩序有一原則性的共同瞭解與認識，再說清楚點，是政治人對民主的競賽規則的共同瞭解與承認，人們同意在法律程序的理性架構中來解決「異識」或「衝突」。(見金耀基著「中國民主之困境與發展」，頁三八～三九)
在日趨多元化的台灣，我們不能不承認「異識」之現象是必然的，也不必是壞的；「凱撒式的共識」更是要避免的。
依靠強人的魅力
今天台灣的亂，不是由於人們有異識，而是由於對憲政秩序與法律規範沒有堅定的承諾與信守。強人統治主要靠強人的威望、權威，或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的「領袖魅力」Charisma)，這都是個人性的品質。
誠然，在民主政治中，也可以有強人，即韋伯所說的平民直接授權的具有政治開創魅力的政治領袖。但今日台灣要解消紊亂的現象，最急切與根本的則不在重建強人式的權威，而是建立法律的權威。法律權威之樹立，不只在司法之獨立，更必須使國會立法機構具有正當性，亦即民意的基礎。唯有國會具高度正當性，其制定的法律才能有權威。
目前國會固然有乖離政治倫理(最新鮮的例子是在股票風潮中「號子立委」的行為)的不堪陋行，亦有將黨派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的不幸現象，基本上則更因缺乏民意的支持而損傷了國會的正當性與權威。
國會不能是「跛腳鴨」
國會之改造與更新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在民主社會，國會不是一切，但國會成了「跛腳鴨」，成了殘廢，政治社會的秩序是很難建立的。
台灣目前的亂烘烘、亂糟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社會轉型現象。
但我要指出，所謂「轉型」應指是一「過渡」，但過渡可以短，也可以很長，甚至可以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固如此，那就非台灣人民之福了。
目前國會沒有國會領袖，社會沒有意見領袖或社會清流，這種情況反映了什麼？在東方社會，「期待領袖」的現象會不會成為民主或現代化的障礙？
說「目前」在各個領域缺乏領袖的現象也許是不錯的，如前面所說「誰也不服誰」，那麼，心中當然不會有「領袖」。在某個意義與程度上，今天台灣與大陸這兩個社會，特別在知識階層，都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反領袖」、「反權威」的心理傾向，這多少與自我意識之興起與對自由之嚮往有關。
領袖貶值了
不過，就台灣來說，「領袖」之成為稀貨，恐怕還得進一步審察。如我們換一個角度或尺度來看，「目前」也許不是沒有領袖，而是領袖太多；領袖太多，就像通貨膨脹一樣，貶值了，領袖也就不再是領袖。
「誰也不服誰」，從深層心理分析，還是一種領袖慾的作祟！世界之大，人才之多，難道心中真沒有人可服、可敬仰的？
誠然，就今日言，一言一行為天下法者是真正難有了；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在一個異識充斥的社會，無論在政治市場或意見市場，一個沒有人反對或絕無爭議的領袖，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問到在東方社會「期待領袖」的現象，這是很有意思的，許多西方學者特別驚訝於中國人的領袖崇拜。在中國過去，特別在大陸文革時，「領袖崇拜」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在道裡，我不想討論這種「領袖崇拜」的文化心理。我想說的是，假如台灣目前真有「期待領袖」的心理傾向，那是因為人們對於權威解體、秩序瓦解的反應。不過，我認為這對民主、現代化都不是積極、正面的事。
現代化列車不會倒開
當然，當一個社會的秩序長期受到破壞，則不仍經濟無由發展，即使正常的社會生活亦將無法進行。在這種情形下，期待強人的心理是很自然的，這絕不只是東方社會的特殊心理。我不希望，也不以為目前的台灣處於這樣的情況。
台灣的現代化的列車不應也不會駛向相反的方向，台灣中產階級的龐大，特別是教育階層的擴張，以及正在浮現的民主文化(胡佛教授及其他學者的調查研究，都顯示出台灣的政治文化有此傾向)，使我對台灣擁有一種保留的樂觀。
台灣在民主轉型期中，要有什麼樣的領袖？什麼樣的領導？
我個人不是「偉人理論」的信徒。「偉人理論」把歷史的發展或轉變歸因到個別的偉大的歷史人物。當然，你無須是尼采的超人的信仰者，都會知道偉大人物有時是可以影響到歷史的命運的。
蒲柏(K. Popper)說得對，歷史本身並無目的，也無意義，但人卻給予歷史以目的與意義。人是有主動性的，他雖受歷史與社會的客觀之勢所影響，但他卻不是那些客觀之勢的木偶或道具。
需要「領航的藝術」
俾斯麥固然說，一個人能做到的很少很少，不過，像他這樣居於領袖地位的人，當然比普通人能做的多得多。事實上，他是改變德國歷史的人，毫無疑問，居於領袖地位的人，不一定都能發揮領袖的功能。
在台灣的民主轉型期中，事物的流動性大、可塑性高，特別需要「領航的藝術」(art of steering)。這也是古希臘「政府」、「治理」的真義。
領航藝術之發揮，就不能不把台灣置放在歷史與世界結構中去思考，也就是要具有一種深刻的歷史意識與世界眼光，不論國民黨或其他政黨的領袖，要為台灣的前途籌謀，就必須面對中國大陸問題，這不是簡單的「統」、「獨」的情緒性觀念所能濟事。
分清利益層次
作為領袖的人，應該以政治家自許，不但要有遠見，更應該如韋伯所說，必須瞭解什麼是「可能的極限」或「客觀的必須性」，這對處理台灣內部與外部的問題，無不皆然。這是冷靜理性的現實主義，這是以政冶為志業的領袖人物不可或缺的。
誠然，在民主轉型中，政治領袖人物，我再強調，不論是那個黨派的，應該分清楚利益的層次－－個人的、黨派的、國家社會的。一般人可以純從個人的利益著眼，但作為領袖人物，則必須把國家社會的利益放在最高位，道是領袖人物的義務，也是權利。因為只有他們的動念與決定最關乎到整體的發展與命運。平民小百姓可以有權利問：「國家替我做了什麼？」領袖人物則有義務問：「我替國家做了什麼？」
說到領袖人物的領導，我對韋伯「領袖型民主」(leader-democracy)所強調的個人的威望魅力，並不以為然。韋伯對當時德國「議會民主」失望透頂，蓋國會議員皆為階級與個人經濟利益打算，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同時，他亦憂慮科層組織之桎梏性的擴張，因而主張由一個直選產生的國逐領袖來跟議會與科層政治對抗，欲以領袖個人的威望魅力開創局面，建立真正的民主。
走向制度化的領導
我想，以台灣來說，領袖的領導，最重要的不是靠個人的威望與魅力，而是建構、強化民主法治的制度。在黨如此，在國家亦如此，制度化的領導，才是最有利於秩序的建立與社會發展的。
(金耀基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