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般的現象看,台灣目前的確有一種「誰也不服誰」、「意見分歧、共識難立」的情景。台灣給人的印象是一個「亂」字--交通亂、政治亂、經濟亂、社會價值也亂、沒有秩序感、沒有規範感。
很可理解的,這現象叫人不舒服,甚至使人感到厭惡與憂慮。不過,我想指出,台灣的亂是亂烘烘、亂糟糟的亂,但不是根本的巨大結構性衝突(如階級衝突)造成的亂。因此這種亂沖毀不了社會的基幹結構,誇大地說,這種亂甚至解除了社會大亂的可能。
台灣不是伊朗,不是菲律賓,也不是南非,甚至不像南韓,台灣的社會與經濟的結構基本上是健實的。我所擔心的是,台灣目前的亂象,會漸漸腐蝕社會的機制,使台灣的現代化放緩,甚至停滯。要知道,亂是沒有秩序,一個沒有秩序的社會與政治,畢竟是腐敗的,它會斷傷、剝奪社會發展的潛力與機會。
台灣今天出現的種種現象,誠然可以解釋為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現象。我曾說台灣在過去四十年中,出現了兩種轉型的重疊性,即由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同時,在近年中,又顯示由工業社會轉向「後工業社會」的勢頭。
共識難求
這種轉型期現象非常複雜,表現在政治上就有各色各樣的活動,如環保運動、婦女運動,以及一些受忽視的團體之「自力救濟」運動等等,不一而足。這類活動屬於「表顯政治」(expressive politics)或「爭取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均是新的政治模態,它們的「政治參與」方式與傳統式的參與截然不同,甚至逸出了政黨政治的格局,但此在歐美及日本的後期工業化社會在在多有,並非特別,一般而言,它們的訴求是有一定程度的正當性的。
但台灣的轉型期問題卻因一些特殊的內在與外在因素,變得更形複雜與困難,如政治上所謂「法統」與「民意性」的觀念對峙,又有所謂台灣前途的「統」、「獨」之爭等等。這些問題與社會轉型的一般問題糾結難分,當它們一齊併發時,大眾在價值與利益上固然出現分歧,而原有的制度亦不勝負荷、無由解決,因是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共識之難求是不言可喻了。
一個社會之存在,自不能不有相當程度的共識,這是法國托克維利(de Tocquaville)特別三考其意的。台灣在追求民主的過程中,如何建立秩序,如何建立共識是很重要的課題,但我們對共識的觀念本身必須有一認識。允許我在這裡引錄我九年前所寫的一段話:
避免「凱撒式的共識」
「安定的民主政治是需要有政治規範的共識的。但這裡所謂的共識並非指人們之價值觀的一般性;更非指對政治事象之看法的一律化。當然,更非指一種「凱撒式的共識」(Caesaristic consensus),這種共識只是某一種意志強加於社會,而取得的壟斷狀況的「假共識」而已,我們更不以為一個開發的民主社會必然是十足的「共識化社會」。
「事實上,任何一個社會,特別是現代複雜的社會,異識(disconsensus)的存在毋寧是社會結構的本質,而某種程度的摩擦、衝突更是現代化過程中相伴以生的現象。
我們所說的政治規範的共識是指「政治人」對政治的根本秩序或對憲政秩序有一原則性的共同瞭解與認識,再說清楚點,是政治人對民主的競賽規則的共同瞭解與承認,人們同意在法律程序的理性架構中來解決「異識」或「衝突」。(見金耀基著「中國民主之困境與發展」,頁三八~三九)
在日趨多元化的台灣,我們不能不承認「異識」之現象是必然的,也不必是壞的;「凱撒式的共識」更是要避免的。
依靠強人的魅力
今天台灣的亂,不是由於人們有異識,而是由於對憲政秩序與法律規範沒有堅定的承諾與信守。強人統治主要靠強人的威望、權威,或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所說的「領袖魅力」Charisma),這都是個人性的品質。
誠然,在民主政治中,也可以有強人,即韋伯所說的平民直接授權的具有政治開創魅力的政治領袖。但今日台灣要解消紊亂的現象,最急切與根本的則不在重建強人式的權威,而是建立法律的權威。法律權威之樹立,不只在司法之獨立,更必須使國會立法機構具有正當性,亦即民意的基礎。唯有國會具高度正當性,其制定的法律才能有權威。
目前國會固然有乖離政治倫理(最新鮮的例子是在股票風潮中「號子立委」的行為)的不堪陋行,亦有將黨派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的不幸現象,基本上則更因缺乏民意的支持而損傷了國會的正當性與權威。
國會不能是「跛腳鴨」
國會之改造與更新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在民主社會,國會不是一切,但國會成了「跛腳鴨」,成了殘廢,政治社會的秩序是很難建立的。
台灣目前的亂烘烘、亂糟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社會轉型現象。
但我要指出,所謂「轉型」應指是一「過渡」,但過渡可以短,也可以很長,甚至可以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固如此,那就非台灣人民之福了。
目前國會沒有國會領袖,社會沒有意見領袖或社會清流,這種情況反映了什麼?在東方社會,「期待領袖」的現象會不會成為民主或現代化的障礙?
說「目前」在各個領域缺乏領袖的現象也許是不錯的,如前面所說「誰也不服誰」,那麼,心中當然不會有「領袖」。在某個意義與程度上,今天台灣與大陸這兩個社會,特別在知識階層,都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反領袖」、「反權威」的心理傾向,這多少與自我意識之興起與對自由之嚮往有關。
領袖貶值了
不過,就台灣來說,「領袖」之成為稀貨,恐怕還得進一步審察。如我們換一個角度或尺度來看,「目前」也許不是沒有領袖,而是領袖太多;領袖太多,就像通貨膨脹一樣,貶值了,領袖也就不再是領袖。
「誰也不服誰」,從深層心理分析,還是一種領袖慾的作祟!世界之大,人才之多,難道心中真沒有人可服、可敬仰的?
誠然,就今日言,一言一行為天下法者是真正難有了;在一個價值多元的社會,在一個異識充斥的社會,無論在政治市場或意見市場,一個沒有人反對或絕無爭議的領袖,幾乎是不可想像的。
問到在東方社會「期待領袖」的現象,這是很有意思的,許多西方學者特別驚訝於中國人的領袖崇拜。在中國過去,特別在大陸文革時,「領袖崇拜」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
在道裡,我不想討論這種「領袖崇拜」的文化心理。我想說的是,假如台灣目前真有「期待領袖」的心理傾向,那是因為人們對於權威解體、秩序瓦解的反應。不過,我認為這對民主、現代化都不是積極、正面的事。
現代化列車不會倒開
當然,當一個社會的秩序長期受到破壞,則不仍經濟無由發展,即使正常的社會生活亦將無法進行。在這種情形下,期待強人的心理是很自然的,這絕不只是東方社會的特殊心理。我不希望,也不以為目前的台灣處於這樣的情況。
台灣的現代化的列車不應也不會駛向相反的方向,台灣中產階級的龐大,特別是教育階層的擴張,以及正在浮現的民主文化(胡佛教授及其他學者的調查研究,都顯示出台灣的政治文化有此傾向),使我對台灣擁有一種保留的樂觀。
台灣在民主轉型期中,要有什麼樣的領袖?什麼樣的領導?
我個人不是「偉人理論」的信徒。「偉人理論」把歷史的發展或轉變歸因到個別的偉大的歷史人物。當然,你無須是尼采的超人的信仰者,都會知道偉大人物有時是可以影響到歷史的命運的。
蒲柏(K. Popper)說得對,歷史本身並無目的,也無意義,但人卻給予歷史以目的與意義。人是有主動性的,他雖受歷史與社會的客觀之勢所影響,但他卻不是那些客觀之勢的木偶或道具。
需要「領航的藝術」
俾斯麥固然說,一個人能做到的很少很少,不過,像他這樣居於領袖地位的人,當然比普通人能做的多得多。事實上,他是改變德國歷史的人,毫無疑問,居於領袖地位的人,不一定都能發揮領袖的功能。
在台灣的民主轉型期中,事物的流動性大、可塑性高,特別需要「領航的藝術」(art of steering)。這也是古希臘「政府」、「治理」的真義。
領航藝術之發揮,就不能不把台灣置放在歷史與世界結構中去思考,也就是要具有一種深刻的歷史意識與世界眼光,不論國民黨或其他政黨的領袖,要為台灣的前途籌謀,就必須面對中國大陸問題,這不是簡單的「統」、「獨」的情緒性觀念所能濟事。
分清利益層次
作為領袖的人,應該以政治家自許,不但要有遠見,更應該如韋伯所說,必須瞭解什麼是「可能的極限」或「客觀的必須性」,這對處理台灣內部與外部的問題,無不皆然。這是冷靜理性的現實主義,這是以政冶為志業的領袖人物不可或缺的。
誠然,在民主轉型中,政治領袖人物,我再強調,不論是那個黨派的,應該分清楚利益的層次--個人的、黨派的、國家社會的。一般人可以純從個人的利益著眼,但作為領袖人物,則必須把國家社會的利益放在最高位,道是領袖人物的義務,也是權利。因為只有他們的動念與決定最關乎到整體的發展與命運。平民小百姓可以有權利問:「國家替我做了什麼?」領袖人物則有義務問:「我替國家做了什麼?」
說到領袖人物的領導,我對韋伯「領袖型民主」(leader-democracy)所強調的個人的威望魅力,並不以為然。韋伯對當時德國「議會民主」失望透頂,蓋國會議員皆為階級與個人經濟利益打算,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同時,他亦憂慮科層組織之桎梏性的擴張,因而主張由一個直選產生的國逐領袖來跟議會與科層政治對抗,欲以領袖個人的威望魅力開創局面,建立真正的民主。
走向制度化的領導
我想,以台灣來說,領袖的領導,最重要的不是靠個人的威望與魅力,而是建構、強化民主法治的制度。在黨如此,在國家亦如此,制度化的領導,才是最有利於秩序的建立與社會發展的。
(金耀基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