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治家施明德1/15病逝北榮。「請判我死刑！我請求！我請求！」──施明德於1980年3月28日軍事法庭施明德在美麗島軍法大審最後陳述庭時，聽聞2月28日發生的林家滅門血案，因此選擇放棄宣讀6萬字的「最後答辯狀」，直接要求庭上對他判處死刑，以換得台灣社會的祥和。這份「最後答辯狀」也因此成了一份「政治遺囑」。（本文節錄自《施明德的政治遺囑》一書，作者：施明德，時報出版，以下為摘文。）
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有史以來，最關鍵性的轉折點。它讓台灣人從世世代代的順服，從二二八的恐懼、沉默中振奮起來。
外來的蔣家獨裁政權的勢力，也從此下垂，只能靠暗殺手段塗抹其落日餘暉。繼林義雄的滅門血案，陳文成命案，到江南命案終於成為蔣家政權的最後傑作，彰顯其邪惡的心靈與本質。
美麗島事件，所以和發生在台灣歷史上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反抗事件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是一次性、拋棄性的事件。
它是台灣歷史上第一次有台灣人的反抗行動，成為國內及國際關注的事件。尤其是該事件持續在全台灣媒體燃燒長達半年以上，高潮迭起的情節直接送到每個家庭和個人。
美麗島事件喚醒了當代的知識份子，反省自己，認識自己，定位自己。連凡夫走卒都一起接受了美麗島大審，成為庭外的共同被告。
因為那是一次外來獨裁政權，對全體台灣人的審訊。
美麗島事件所以會產生歷史性的影響作用，還有：
第一、美麗島政團的建構者，首次替台灣人民繪製了清晰又完整的台灣籃圖，並高舉了核心信念與價值，結束當年黨外時代以當選為目標的各行其是的狀態，並在外來恐怖統治下組織了一個沒有黨名的黨。海內外有意識的台灣人，終於公然連結在一起。
第二、1979年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的慶祝晚會意外引爆衝突，獨裁者下手全面逮捕，海內外台灣人因此大團結。
我在特務圍捕下，竟意外突圍成功。巨額獎金懸賞我的空前通緝行動，扣人心弦，長達一個月，使獨裁者無法速戰速決，快速結案。讓海外台僑及國際人權組織有較充裕的時間，從事營救工作。
第三、公開的美麗島軍法大審，長達九天，全面吸引了台灣人民投入。軍法大審才是真正扭轉台灣歷史的關鍵因素。沒有公開的軍法大審，美麗島事件只會是另一個大型的中壢事件而已。大審的影響，迄今未熄。
自古以來，不管東方或西方，任何政治審判都不是靠「法律辯護」可以扭轉命運的。我是所有被告，包括全部律師群，唯一一個真正想利用公開審判的場合，向全體台灣人民上一堂政治大課，強力反擊獨裁者，企圖扭轉頹勢，並向國際表達台灣人民心聲的人。
我們8名被告都是唯一死刑的被告。每一個都極可能被判死刑。我們被起訴的法條是懲治判亂條例第二條第一項：唯一死刑，褫奪公權終身，並沒收全部財產。
我已是全國包括海外公認必定會被判處死刑的叛亂「首惡」累犯。我當然知道，我的人生已走到盡頭了。
會死的人，絕大多數是低頭懇求寬容。從三零年代莫斯科大審判，二戰後紐倫堡大審，東京戰犯審判，以及台灣的所有政治審判莫不如此。
美麗島律師也清一色採取這種訴訟策略，作減刑和無罪的辯護，像一般平凡的律師所做的辯護，難望美國丹諾（Clarence Seward Darrow）律師之項背。
只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我。
我知道是時候必須把生命獻給台灣，獻給自由，獻給信仰了。
那是個特務密佈的時代，美麗島軍法大審怎麼會沒有臥底律師？ 我們應該問的是那一個或那幾個不是？
我的律師尤清，雖然我們從小就認識，雖然他是我堅持聘請的。但是開庭之前，我也只告訴他：「法律辯護在政治案件中是沒有用的。
全程我都將行使緘默權，讓世人看到我的抗議。」
我相信獨裁者及其高級幕僚會很高興我的全程緘默，他們已有對策應付我的緘默。
其實，我只是要利用尤清律師傳出一個假消息：
「施明德放棄了。」
開庭了，我一個人講的話，幾乎比其他7位加起來的話還多！
比起十幾位律師們，不管質或影響力都更不用講了。
律師們的辯護詞只是一日新聞，最後連判決書都不理會他們的法律論述。因為在政治案件中，法律辯護是絕對無用的。
大審中所有律師們都不懂這點，加上他們對當時的恐怖政治，完全不致碰觸，不敢批判。也或許是因為這些陌生的律師，同時具備了另一種特殊身分。
他們職稱上雖然是辯護律師，其實是法庭中的政治見習生或監視者。
我是所有被告中準備最充分的一個。從準備死亡到全力反擊！
調查庭該說什麼？
對質庭應如何反應？
辯論庭如何攻防？
最後陳述必須說什麼？
整個庭訊過程的肢體語言，要傳達什麼訊息給世人、後人？
這些，在囚房裡我已經獨自思考、撰述完全了。
我笑傲法庭。
一個死囚在決定他死生的法庭上，全程狂傲不羈，其實就是給獨裁者最完整有力的答辯狀。
肢體語言是另類答辯狀！
舉世有幾位準死囚在法庭上遞出這種答辯狀？
最後陳述前兩個小時，我才意外知道林義雄家發生了滅門慘案。我才順從內心的呼喚，哭泣地請求法庭：
「請判我死刑！ 我請求！ 我請求！」
在特務層層戒護下，誰能夠悄悄進去刺殺了一位老婦人和三位稚女，還能無影無蹤地消失？
這，還需要證據來證明是誰犯案的嗎！
當然是蔣家特務！
那些偽客觀的證據論者說：證據在那？
40年後，還在問這句話，就是蠢人；否則，就是蔣家特務的同路人。
我在大審法庭的政治答辯，最主要的論述是：
第一、「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台灣應該獨立，而且已經獨立三十年，她現在的名字叫中華民國。公然挑戰蔣政權好戰自私的反攻大陸國策。
第二、「台灣民主四大害」：黨禁、報禁、戒嚴令、萬年國會。直斥蔣政權的獨裁邪惡本質。
第三、「先抓人再找證據」，抨擊御用司法危害台灣。
第四、「未暴先鎮，鎮而後暴」，道出美麗島事件的真相。
這些立論現在看起來，稀鬆平常，當時卻是突破性的、引領性的，致命性的。
我的笑傲，我的政治反擊，反而使獨裁者不敢殺我。
殺了我，我立刻成烈士，被封聖。
反抗者，怕死必亡！
42年後，除了御用司法仍在荼毒台灣之外，其他全部完成了。尤其「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已經是現代台灣人民的最大公約數，仍將引領兩岸的政治路線。
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陳水扁的中華民國是台灣；蔡英文的中華民國台灣，全部源自於當年我這個叛亂首惡的法庭主張，當年曾被持續強烈抨擊。真理不怕火煉。它終於成為台灣的主流品牌。
當年我說，台灣以中華民國之名，已經獨立30年了，今年（2021）蔡英文總統說已經獨立72年了。代代相傳。
長期的事實，就是最強而有力的法理基礎。國際法也如是。
我當年在法庭的答辯，成為各大媒體的主題，也為國際媒體所報導。
全體台灣人民，不分海內外一起聆聽。
這份遺囑就是當年答辯狀的全部聲音。
願年輕世代復習台灣的來時路，那是台灣抹不去的信史，包括血與淚。
事隔42年，台灣的恐怖血腥統治已經不再存在。
民主，解放了每一個台灣人的心靈。但，同時也把人性中的劣根性，一起釋放了。這是民主的邪惡處。
民主，不是絕對完美的。
自由，不是無限制的。
人權，必須代代追求、維護。
台灣是歷經外來殖民統治四百年的美麗島嶼。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反而中國才只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而已。
因為荷蘭、西班牙、明鄭、大清、日本和中國都曾先後輪流殖民統治過台灣。
中國只是其中的外來統治者之一。何況，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以來，迄今從未一分一秒統治過台灣。
台灣，完全不像香港、澳門。
現代的台灣人民，不管你頭頂著的是台灣記憶體，還是中國記憶體，台灣終究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我們共同生存及發展的空間。
台灣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已經終結了台灣悲劇，結束了台灣四百年來被外來殖民獨裁統治的悲慘命運 。
台灣人民當家做主了。
重新出版這本以血淚寫成的文字，我只想對晚輩們說一段話：
請好好以智慧而非口號守護台灣的主權獨立，努力使台灣成為更適合居住的國家。
使台灣成為我們珍愛的鄉土，子孫們可以放心地以台灣為永遠的故鄉，向全世界去發展，緊抱信仰與價值，追求傑出，追求卓越！
我已經沒有機會了，你們機會無窮。
這，就是我重新出版42年前，在死刑邊緣寫下的遺言般的文字的唯一心願。
這，亦是我第一次為這本書寫下序文。
遺囑，往往是歷史的聲音，訴說著那個時代的悲苦和美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