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西城，與人民政協禮堂相鄰，在四周金融一條街聳立的玻璃帷幕大廈之間，杵著一條簡陋的胡同，紅磚牆上被人以白色噴漆突兀地噴上了好幾個扭曲的「拆」字。
這裡是大喜胡同，也是金融一條街一帶僅存的一片胡同。
二個月前，拆遷公告一貼，就開拆了，居民陸續也都搬得差不多了。
拆胡同 拆掉老北京的生活
一拐進胡同，金融街的喧囂，完全阻隔於外，像是兩個世界。走進暮冬寸草不生的闃靜庭院裡，一群穿著解放軍戲服的演員，正在其中一戶保存較完整的宅院裡進進出出，這處八點檔連續劇拍攝場景，成了整條胡同最有人氣的地方。
再往更裡頭的院子逛去，才發現有一對老夫婦正坐在自家廳裡泡茶、聽京劇。老夫婦原本都是軍醫，三十年前配到胡同裡這處公房，退休後就賦閒在家寫毛筆字、背詩詞、看京戲，或在院子裡蒔花種菜。
三十年來，老先生習慣在暮冬時為院子裡的葡萄剪枝，令其春天生長得更繁茂。今年，望著架上乾枯的葡萄藤，他無奈地搖頭說：「天意高難測，什麼時候得搬走都不知道，今年不替葡萄剪枝了！」
在老先生的記憶裡，這片胡同昔日住過蘆溝橋抗日名將宋哲元，以「錦什坊」這條小吃街與人民政協禮堂為鄰，熱鬧非凡。大陸知名作家張恨水的小說《啼笑姻緣》，便是以大喜胡同為背景。
「如今回想起來，特別蒼涼，金融一條街，可把我們給坑了！」老先生苦笑著說，老鄰居們都搬到五環、六環外的廉價經濟適用房去了，現在沒有知音一塊下棋、抬槓了。
釘子戶 力抗政府拆遷令
胡同裡的老夫婦，一如絕大部分老北京市民，默默地接受動遷的命運；只有少數不願意搬走的，被市政府及開發商視為「釘子戶」。
其中，也有人選擇狀告北京市政府。
1月5日上午九點，北京市法院首次開庭審理一樁特殊的動遷訴訟。原告是一位五十歲、褐髮碧眼、西方面孔，卻一口道地京片子的華新民；而被告竟是北京市政府規劃委員會。
華新民，北京胡同裡的眾多拆遷戶，大概沒有人不認識她。祖父是中國第一位留法的建築師華南圭，曾擔任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的總工程師，娶了波蘭女子；父親華攬洪，也是留法知名建築師，娶了法國女子，文革期間移居至法國。
祖父、父親都曾是北京市容規劃者，現在華新民卻要狀告規劃委員會，「這真是再諷刺不過了！」她苦笑表示。
華新民解釋，胡同裡的宅院在文革後成為政府發配的公房，住進超多人，變成了大雜院。因為不是自有產權，無人願意花大錢修繕，宅子就這麼愈住愈爛。
不過她指出，部分胡同宅邸仍有文革前便存在的私人產權；只是文革後，宅子主人逃了，房子被一堆居民給占了。
華新民的家便是如此。1914年，她祖父買下長安大街東北邊的無量大人胡同（文革後改稱為紅星胡同）兩千多平方米的土地，親自設計了一大棟中西合璧的房子。當時，與祖父往來的中法建築師經常到華新民家院子裡聚會，可說是中國早期有名的建築師沙龍。
現在，老宅卻即將變成香港馬會的北京會所，整個無量大人胡同，目前是個一萬六千平方米大的工地土坑！
救胡同 相機對抗推土機
老宅子對小時候的華新民來說，「一邁腳就能乘涼，而且我常在院裡用樹葉包餃子，辦家家酒！」1976年文革末期，當時二十二歲的華新民，與家人逃回法國，童年記憶、故宮的紅牆黃瓦卻令她魂牽夢縈。於是她帶著先生、女兒，又回到了北京，「沒辦法，我太想北京了！」
回到北京後，華新民卻親眼見這十年來，胡同漸漸消失。1997年起，她開始為保衛胡同奔走呼號。2002年開始，她跑遍北京胡同，挨家挨戶敲門拜訪，拍照、做紀錄、辦展覽、投稿報社、上書規劃委員會，急切地想救這些頹危的胡同。
拿出珍藏家中的相本，華新民細數有七百年歷史的磚塔胡同、大金絲胡同、曹雪芹故居、齊白石故居、小羊圈胡同的老舍故居……，一幀幀垂花門、抱鼓石、梁柱彩繪精緻，院落綠意盎然的宅邸躍然紙上。但是除了名人故居，其他都是已經被拆除的院落，徒留照片與地名。
「你現在知道我為什麼不能放棄了吧？」她反問，「絕大部分的人在沈默，我要拿美麗的照片作武器，用照相機對抗推土機！」華新民激昂地說。
「不管美醜問題，胡同被動遷的居民，對自己所住的地方沒有發言權，」北京大學建築系教授柏藍芝觀察指出。
為門面 40萬人被迫搬遷
動遷，在今日的北京，隨處上演。
在城市邊緣，近幾年為了奧運會的建築，北京市動遷了四十萬居民。而二環內舊城區的胡同動遷，更是無比激烈；尤其見證著古都的變貌，更凸顯北京城市規劃的問題。
二環內的舊城區，是北京的市中心精華地段，自1949年以來，便聚集著中央政府辦公室，再加上北京市府辦公室、各國大使館、各省駐京辦事處。偏偏政府單位不斷擴充，開發商要圈地蓋高樓、修大路；被騰退的，是老舊的建築。胡同的老北京居民，變成了北京追求現代化的絆腳石。
「一個城市新到一個程度，不禁讓人開始想，這是用什麼換來的？」清大教授吳煥加之女、建築碩士吳華感慨。
1970年代初，舊城牆拆了，變成二環道路。這十年來，舊城裡六千多條胡同，只剩下二十五片星星點點的遺跡，供觀光客憑弔。
北京建築群得以換上現代化的嶄新外衣，是以皇室紫禁城的孤伶，與庶民胡同的消逝所換來的。
國外建築師指出，中國不能以文革時期那種「破四舊、立四新」的紅衛兵抄家心態，來進行城市規劃。
吳華認為，許多開發商藉著北京市政府急於更新城市的名目來炒地皮，是在理論前提對的情況下，做錯的事。
「一個城市應該是進化，而不是革命，」吳華憂心地強調，「北京最大的資產就是城市的記憶。忘記歷史，是沒辦法有遠見的。城市規劃沒有遠見，不全面關照，這一刀下去，就是一片胡同不復返。」
惡循環 古蹟讓路給車走
讓老建築做出犧牲的，還有北京的交通困境。
「交通的骨架，決定一個城市的輪廓，」曾撰寫《城記》一書，探討北京歷來城市規劃的《新華社》記者王軍點出，「而北京是用汽車的尺度，不是用人的尺度來做規劃。」
北京市區塞車問題嚴重，去年更是一天成長一千輛小汽車。為了解決塞車問題，市政府永遠需要徵收更多土地造路，形成惡性循環。
「北京是個沒譜（意指沒準頭）的城市！」王軍提到，他只要約人碰面，絕對約在美術館東街的三聯書局，對方因為塞車遲到個半小時、一小時都不算稀奇；約在書局碰面，他可以邊等人、邊看書。
沒有從汽車數量這個源頭控管交通，王軍分析，北京的道路再寬、長安大街縱有十線道也消化不了。
1950年代，中國知名建築學家、梁啟超之子梁思成，預見北京舊城的胃納有限，曾向毛澤東提出建言，最好保留北京舊城，在西邊建立新的首都，卻不被採納，抑鬱而終。
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1990年發表《大匠的困惑》，重申梁思成北京規劃藍圖，重啟北京規劃方向的討論。
現在，北京舊城六十二．五平方公里內，相當於台北市的四分之一，卻已經擠滿了一百三十萬居民。
人口、汽車同步膨脹，政府單位、開發商都需要土地；結果是，老建築物不見了，老居民則被擺到了偏遠、房價便宜的五環、六環邊上。
一環住高幹 六環窮光蛋！
珍．雅各（Jane Jacobs）於1961年所著的《美國偉大城市的死與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提到，城市是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的引擎，而城市規劃則是涉及「分配」的政治。
她指出，1950、60年代，美國城市展開更新運動所導致的嚴重後果是，把貧民窟搬到了郊區去。
她指出，窮人是不能離開城市的。好比在北京，在王府井賣糖水就可以謀生，到郊區去，就沒了這樣的機會。
「一環二環住高幹，三環四環貪污犯，五環六環窮光蛋！」大喜胡同的老夫婦哼著的順口溜，說明了北京可能正以不恰當的城市規劃，製造貧富差距的社會問題。
「一個城市要有自覺，不能拋棄自己，不要有幾個玻璃牆，就以為自己現代化，」王軍嚴詞批判。他指出，北京自元大都以來規劃工整，每個城門是將軍，胡同是士兵，有秩序；「現在是誰（指建築物）都想當將軍，但只帶幾個兵。建築和建築之間沒有禮貌、沒有和諧，而是互相吵架、打架、吐口水。」
身為力倡北京城市革新的清大教授吳煥加之女，吳華卻與父親持相反論調。
堅持捍衛老胡同的她，曾隨父親旅居羅馬，受到相當大的震撼。她發現，羅馬以大理石建造的老建築毀壞不易，但中國人的木造、磚造房子，一把火燒掉就沒了。
「保護胡同的時候，這也是一種啟示，我們現在就不要再做出人家一把火就可以燒掉的建築！」吳華心疼胡同的不經住，因此，她憂心目前北京不少建案都強調一蓋上萬戶，而且蓋得潦草又倉促。
沒了胡同 北京就失了魂
「胡同是北京的根，四合院是北京的魂，沒了胡同，北京簡直是失了魂似的！」退休教師、自然之友會（梁思成之子梁從誡所成立）會員李樹榮，領著年輕人欣賞四合院前廊後廈的格局，指著四合院門口的抱鼓石上刻著的喜鵲、梅花，解釋這是「喜上眉梢」之意。
她成天拿著相機漫步在各處僅存的胡同裡，進行記錄工作，希望讓人瞭解，「胡同像一串珍珠似地串成一本書，記載著北京的歷史。這串珍珠不能散！」
大喜胡同的老夫婦望著糾垂在半空中的葡萄藤，喃喃地問著：「北京是富起來了，也長高了，但到底是前進了，還是後退了？」
這個答案，在四周都是大吊車的隆隆聲中，顯得很模糊。而令人懷念的老北京，已在快速消逝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