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沒有名記者。」復旦大學新聞系碩士研究生李光斗沈吟著說：「沒有一個記者是因為純粹的新聞報導而出名的。」
並非他們的才情不足，而是他們根本無用武之地。
傳播媒體為「黨」喉舌
「大陸的報紙、廣播、電視，都是黨的喉舌，它們存在的目的就在宣傳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李良榮明確表示。
全「國」一、七七七家報紙中，絕大多數是共產黨的機關報，由各單位出公款訂給職工看，郵局代理發行。三八七家廣播電台和一八五家電視台，幾無例外都屬於黨或政府。這使得新聞記者的地位非常特殊：一方面他們像是「黨」和「政府」的代言人或化身，走到那裡，大家都怕、都捧。到任何地方去採訪，當地「領導」都熱誠接待、請客吃飯、安排交通工具，「無冕王」的滋味似乎很甜。
但是如果這位記者富正義感，要善盡職責，不肯片面的吹、捧，要挖掘一點事情的真象，而且堅持要寫出來，「那你就可能從無冕王的寶座上一下子掉到深淵裡去。」在廣東電台當了六年記者、編輯的彭建芬敘述她的經驗說。
「當地「領導」會利用職權，壓迫你的採訪對象，讓你訪問不到真實情況；他也會向你的上級施加壓力，讓你的報導不能照原樣刊登出來。更嚴重時，還會敲掉你的飯碗。」如果是常駐當地的記者，那更慘了，可能連住處的水電都會莫名其妙地被切斷。
記者不能這麼傻，他們的上級也不容許他們做這種傻事。省級報紙的總編輯，是「省委」派任的；縣級報紙的總編輯，是「縣委」派任的。如果一定要開火，槍口只能向下－－最好對方沒有硬靠山。
報紙一旦刊出批評文字，受批評的單位是萬萬不敢忽視的，通常單位「領導」當天即召開會議，討論「我們接受不接受這批評？」如果接受，儘早通知報社：「我們己經改過了。」如果不接受，立即設法透過關係，向報社施壓，或向上級抗告。
開始報導社會新聞
彭建芬形容，大陸的新聞記者既擁有非凡的權力，也受到非凡的限制。李光斗則感覺這整個新聞體制像一個龐大的樣器：「你在外面，很容易看出它的這樣那樣缺點。」一旦加入，就像被綑綁在上面。「機器在轉，你無法改變它的運行，只好跟著它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
但是這機器的控制者近年來有了一點要改的意思。「現在他們知這過去那一套宣傳方法不靈了。」李良榮說，他們開始重視新聞事業的本質－－傳播訊息。「即使搞宣傳，也要在傳播訊息的前提下才行。」
這已經是一個絕大的改變。過去，他們是否定甚至鄙夷自由世界對「新聞」的定義的。他們的新聞媒體不報導社會上的突發性事件，大標題永遠是「某所學校質量（品質）高或「某家工廠產品質量提高」之類的。至於老百姓身邊的事件，卻隻字不提。
政策放寬後，有些晚報已開始沖淡政治氣氛，改走知識性、趣味性的路線。上海「新民晚報」是少數不靠公費訂閱的報紙之一，相當多人搶著買來看，「因為它會登那兒發生搶劫案、那兒有人撿到東西之類的消息。」一位退休中學教師解釋。她不厭其詳地把最近發生的一樁分屍案案情說給朋友聽，原因就是這新聞不是人人都知道。
隨著一批新聞學者的呼籲與議論，當局也略為放寬了「輿論一律」(所有新聞媒體須表達一致意見)的規定。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就因為有時會提出與現行經濟政策不同的意見，而受到知識分子的重視。
可惜，人民的思想被束縛久了，一旦放開他們竟不知所措。四十年來，他們習慣了「報上說的」代表政策，現在有些報紙刊出僅代表作者個人或報社立場的文章，讀者反而無法接受。
反面文章正面做
兩年前，一家報紙刊出兩幅漫畫，一幅是鄧小平打橋牌，手裡的牌是「四個現代化」；另一幅是胡耀邦手持指揮棒，指揮大家唱歌，唱的是「邁步向前進」。這兩幅漫書其實絲毫不帶諷刺意味，完全是頌揚性的，不料讀者反應激烈，指責報社「是不是又要走回「四人幫」的老路，搞「魏化領導人」的那一套？」
大部分主管新聞工作的幹部也仍然放不開，一般媒體仍然是：上面有什麼言論，下面就吹什麼風。確實，觀了四十年的政治風向，尚且不時會遭無妄之災，現在又豈能輕易相信可以不必觀風向了呢？況且最近胡啟立又放出話來，要「清理輿論環境」，新聞界敢不戒慎恐懼？
災難新聞是不可以立即報導的，要等到災難告一段落，或過去一段時間，再來個「反面文章正面做」，報導「某地黨政軍民舊勇合力抗災，成效卓著」，於是大家才知這，原來某地曾發生某種災難。
大興安嶺發生火災時，情況也是如此。負責把關的「新華社」值班編輯根據經驗與慣例，把新聞壓了兩天。但這次的災害實在太大了，後來李鵬到災區去看過，認為這事壓不住，才指示新聞界報導出來。
雖然報導了，仍有很多禁忌。不少記者忠於職守，千方百計要挖新聞，現場人員則千方百計的壓、攔，新聞單位也有百般顧慮。結果是任何一家報紙都沒有關於這次火災的詳盡報導。
投身「紀實文學」
這樣的環境，怎能產生「名記者」？有思想、有抱負的記者又怎能滿足於這樣的環境？於是他們一個一個，投到「報告文學」與「紀實文學」的行列裡去了。
正在研究中國大陸報告文學興衰的李光斗發現，報告文學的產生，正是由於新聞渠道淤塞，有很多重要訊息不能透過報紙來傳播，而讀者顯然需要知道，於是熟知內情的記者，改以文學作品的形式寫出，完全用真名真姓真事件，發表在文學雜誌上，以逃避新聞檢查。
帶動這股風氣的，是老記者劉賓雁。他於一九七九年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人妖之間」，引起海內轟動，形成一股潮流，劉本人也聲名鵲起。
但是幾乎每篇報告文學作品都會給作者帶來麻煩，因為用真人真事寫作，只要有一個環節查證不夠周密，而所寫的又是有權有勢的人，便會讓作家「吃不了兜著走」。一九八六年，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報告文學隨之衰落。
紀實文學代之而起。這種作品分成兩類，一種是「翻案文章」，最成功的是「光明日報」女記者戴晴，所翻的都是共產黨的黑幕，從章士釗案開始，一直到最近發表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可說篇篇都引起騷動。
「這是因為我們所知道的歷史，與真正的史實有很大區別。」一位新聞研究者坦率分析。戴晴這樣的人本身具備特殊身分(她是葉劍英的養女)，可以看到別人看不到的內幕資料，而又有相當的道德勇氣，敢於「揭開歷史的蓋子」，不少人認為她頗有「俠氣」。
文學取代新聞
另一種紀實文學也可稱為紀實小說，延續報告文學的風格，但在寫作中省略主人公的真名姓，以小說面目出現。近年來較突出的作者是曾任「河南日報」記者的蘇曉康。
他在深切體會大陸記者的難以施展之後，毅然拋棄記者身分，先後寫出「洪荒啟示錄」(描寫洪河、汝河洪水氾濫之後，兩岸百姓的困苦)、「陰陽大裂變－－對現代婚姻的痛苦思考」、「神聖憂思錄」(探討教育問題)等作品，被認為和劉賓雁一樣，具有「接近現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
大興安嶺火災之後不過一個月，有關火場實況及前因後果的報告文學也紛紛出籠，報紙上不能登的、廣播電視不能報的，都在文學刊物裡出現了。
但是，這些作者已經不是記者，而是作家。「三十多年新聞控制的結果，是新聞的功能被文學取代了。」一位女記者同意：「中國大陸那有名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