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將來的歷史會這樣記載： 「民國七十七年初，蔣經國逝世，台灣進入政治轉型期。……入冬，儘管政壇最時興的政治口號是「團結」，但當時最熾熱的政治行動卻是「內鬥」。這場鬥爭持續數年，改造了當時的政治制度與文化，決定了日後民國的盛衰……。」
國民黨「化作兩黨」？
不到兩個月，李登輝總統在接見國民大會主席團、黨政談話會、光復節文告、中常會等不同場合，先後五次使用不同措詞，強調「團結」、「同心協力」、「家和萬事興」。
李總統的話似有所指，究竟他是說給誰聽呢？
首先是最近兩個月，黨政之間出現意見衝突。單是檯面上，黨部對行政部門的批評就有：行政院草擬重要的「行政院組織法」時竟不做黨政協調；草擬中央民代退職金條例時擅自背離中常會決議；恢復開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事前不知會黨。
國民黨一位高級幹部就不止一次抱怨說：「行政－－特別是有些政務官，忘了今天是因為黨在執政，他才能做政務官……不單黨要跟政務官配合，政務官也必須跟黨配合。」
另一邊，行政部門也抱怨說：「今天黨的組織太鬆散了……行政院執行中常會的決定，黨部應該要支持才對呀！」
最近抨擊內閣施政最為激烈、甚至要院長下台的，往往是同屬國民黨的立委。部分敏感的立法院記者也發現，平時在議場協調溝通的「黨鞭」並沒有適時疏導，只作壁上觀。在十月中旬爭論證所稅的立法院會議裡，上述現象尤為突出。
彷彿國民黨一時之間化作二黨，一個是「行政院國民黨」，另一個是「立法院國民黨」。
直到李登輝主席在國民黨中常會接納俞國華的意見、駁回李煥有關要郭婉容專案報告證所稅的建議後，黨、政對立己經表面化，一位熟悉內情的人甚至說：「李登輝要自己管黨，俞國華要自己管政，李煥已經被架空了。」
派系之爭
混亂來自衝突，衝突來自矛盾，矛盾的種子則深植在歷史與傳統之中。
中國近代之亂，一方面肇因於西方文明、武力的入侵與本身應變無力；一方面是本身持續經年的內鬥。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澎後，早年在「退一步而無死所」的同仇敵愾心理下，頗能團結在先總統麾下。管也有派系之爭，但都無損於大局，政治強人的威望也足以裁決利益及權力的分配與抗爭，派系之間大致相安無事。
再加上在選舉及組織策略上採取利益包容戰術，幾乎誰都可以加入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黨員品流複雜的超級大黨，但也助長了早期的政治安定。
直到解嚴、強人政治時代結束，權力分配失去了仲裁者，開始以實力見真章，於是整個社會，包括政治家與官僚、知識分子、地方派系、財閥、資本主義信仰者、社會主義分子紛紛在同一個組織內抬頭，扣開了鬥爭的大門。這種現象，國民黨如是，民進黨如是，社會亦如是。
實力見真章
在朝者在鬥，社會也瀰漫著浮躁之氣。一件證所稅事件，經過輿論與議會推波助瀾，台灣社會立即被過度簡單化地一分為二－－一邊是「不義」的「投機分子」；另一邊是代表「正義」的「反投機分子」。雙方劍拔弩張，但更重要的事如決策過程、政治責任、社會風氣、租稅公平、內線交易、金權政治等，都在情緒反應下犧牲了冷靜的反省與檢討。
事件過後，股市再度蠢蠢欲動，似乎在準備迎接另一波的狂飆、干預與街頭抗議的循環。
十月三十一日，一位家庭幸福美滿、身體健康的七十三歲榮民鄭元澤在西門町路橋上自焚死諫，遺囑裡，他抗議這個社會「政府公權力不彰，民意機構運作失序，少數同胞受人利用而不自知」。他的死，除了引起幾句推崇和幾句嘲諷外，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國民大會和立法院這兩個國會之間，也是暗潮洶湧、互別苗頭。自從立法院在上個會期刪減國民大會的預算，並有人批評國民大會「不做事、光拿錢」、「阻撓國會改革」以來，便埋下了爭執的伏線。
一位增額國大代表一談到立法院，就氣憤的說：「過去有蔣總統在，國民大會才相忍為國……如果我們恢復一切法定權力，行使創制、複決、修憲權，威力比立法院還大。」
「實力見真章」的結果，中華民國可能正在重塑自己的體制。
例如在「動員勘亂時期臨時條款」面臨修改或廢止命運之前，中華民國應該是總統制還是內閣制，仍然意見紛歧。如按日前比較多數的意見走向內閣制，「李登輝主席是否願意削李登輝總統的權？」一位國民黨國會議員質疑說。
不得不「靠行」
又如立法院如果權力意識高張，動輒要行政院修改重要政策時，行政院是否會反彈，而一意孤行，在三分之一的少數立委支持下運用憲法五十七條，退回立法院通過的決議甚至法律？
再如國民大會未來在資深委員退職後，增額國代以五分之二連署(將來可能只需一百人)，就能隨時召開臨時會，如果國大代表要密集行使創制、複決權，是否會變成另一個「超級立法院」，使中華民國國會演變成類似美國的參、眾二院制？
甚至台灣省政府如果要「回歸憲法」，實行地方自治，省長民選，在中華民國政府實質管治地區只限於台灣地區的局面下，如何排解中央與地方之間潛存的權責衝突？
民國三十五年制訂、為全中國設計的憲法，壓縮在台灣一地實施的窘局，在拖延了四十年之後，今天終於無法逃避。
此外，年長一輩的政治人物紛紛交棒，年輕一代汲汲在政治舞台重組中搞位子，成為立法委員康寧祥所說的「強人時代結束後的權力大轉移與再分配」。
自稱「超派系」的立法委員朱高正指出，在派系鬥爭兩極化時，個別政治人物要有影響力，「有時不得不「靠行」(依附派系)」。
議會內，權力重分配助長派系縱橫。先有饒穎奇、黃主文、吳梓等增額立委在今年四月籌組「集思早餐會」，得到執政黨中央允許。
集思會半年內已擴大為成員二十八人，位居增額立委第一大派(整個民進黨立委黨團，也只有十三人)。「我們是要奪取增額立委在立法院的議事主導權。」集思會的黃主文說。
議會炮聲隆隆
由於集思會的示範，「一心問政研究會」、「五五政策研討會」、「日新會」……等相繼在中央及地方議會成立(見附表)。
其中又以吳德美、許勝發等財雄勢大的立委合組「建設研究會」，一度號稱與立法院最大的老派系「座談會派」(又稱「團派」，成員超過一百人，包括立法院長倪文亞)結盟，極引人注意。
立法院在短短一個月，就有陳適庸、趙少康、黃主文發動委員連署，要創憲政史上新紀錄，企圖動用憲法，強制行政院修改證所稅及大陸政策。一位增額立委解釋說：「黨也好，政也好，事前不讓我們參與決策，我們就要在議會開炮。」
縱使議會炮聲隆隆，鬥爭白熱化，國家大政卻因此面臨停滯的威脅。
至今為止，立法院已經積壓法案九十四件，樂觀估計，即使不再有新案，清理舊案就要二年。但在十一月初，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行政院所提立法計畫，立法院又新添了五十五件法案，但立法委員們照舊不慌不忙，每次院會單是程序問題，不同政黨、派系，就爭執大半天。
重內鬥、輕立法的狀況，使得更重要的政治、金融、司法等革新，在「舊法落伍過時，新法未定」的困局下舉步惟艱。
國民黨內部傾軋，民進黨也無法趁機獲漁翁之利，因為它也在內鬥。這也是為什麼當一位少壯派國民黨中常委為黨政最近的「政績」感到憂心忡忡時仍說：「我們是表現不好，可是黨運好，因為對方的表現更差。」
尋求「百年大計」
「人人有責任，但誰都不負責，」這位國民黨中常委批評這種社會巨變下，行政、立法雙重膠著、無力應變的悶局說：「再這樣下去，政府會癱瘓。」
但對台灣兩千萬老百姓來說，最重要的，是對於關乎國家前途的制度與施政問題，究竟該聽任私心、「內鬥」來尋求終極的解決；還是該從「百年大計」的審慎立場，以大局為重，讓子孫因這一代的高瞻遠矚而得享長治久安的制度與政治運作模式。
民進黨的理論家張俊宏，曾經在「當前台灣的危機與轉機」一文中這樣說：
「生態學家在熱帶海島中曾經發現迷途的大陸飛鵬，受到海洋風浪的驚嚇之後，從此不再敢振翅高飛，躲在珊瑚礁洞中，終日只敢搶食誤入洞內的昆蟲螞蟻，久之，鵬鳥成雞，不再有能力展翼高翔，終而成為瀕臨絕種的禽類。如同一個在外鬥中受傷受挫的人，常常因轉而專搞內鬥，而墮落而枯竭而敗亡。」
這段話，對國民黨、民進黨；對專擅權術、勇於內鬥的人；對台灣的中國人與中華民國政府，都是一個警告。
他們為什麼組派系？
黃主文(立法委員/「集思會」發言人)：
集思會的成立是為了奪權－－奪取增額委員在立法院的議事主導權。
派系有正面的功能，半年來，立法院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及都市計畫法時，集思會都發揮了相當正面的影響力以及協調溝通的功能，得到國民黨最高階層的肯定。
派系還能有效反映多元化社會的多元化利益。我們成員來自不同地方，代表不同利益，但只要決議前內部經過充分討論，決議後便能團結採取一致行動。
朱高正(立法委員/民進黨立委黨團幹事長)
結派是好現象，代表僵硬組織中的權威產生動搖。但在目前民進黨派系間的競爭尚缺乏合理規範前，我不會介入派系；國民黨的派系只是國會議員俱樂部，沒有串連到地方，是無根的，以後仍會分分合合，要經過一段時間後才能看出究竟。
林棟(資深立委/國民黨立委黨部書記長、「座談會」派大將)：
黨籍立委要組「感情」團體，如果只是「純聯誼」，黨部不會干涉，但必須服從中央指揮，不能造成內部對立。
石理文(國民黨籍國大代表/跨黨派「假日聯誼會」籌組人之一)：
國民黨現在走向「黨外有黨，黨內有派」，難免會製造更多內部紛爭、對立，甚至政冶分贓；但從積極的觀點來看，反而可以加強黨內外民主制衡。而民主政治，本來也可以說成是分贓政治。
我們不像老委員，沒有選舉壓力。組問政團體，著眼點也是希望經由增額國大代表的集體運作，擴大影響力與問政空間，向選民交代。
但既然本黨對民進黨的台獨主張有顧忌，反對跨黨聯誼，我們黨員也願意接受。
高文良(國民黨籍省議員/「日新會」發言人)：
最近政壇為什麼內鬥？因為強人政治過去後，現在是集體領導，中央每個人都有班底，誰也不服誰。連我們民意代表也只服選民，不服別人，誰有選票，誰就上台。
現在中央的權力已經過度膨脹，侵犯到地方自治，他們高高在上，有些官員甚至不知道地方需要，在這種情況下，省議員有必要組織團體，以集體力量，維護省政府依法該有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