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朋友共度了一個愉快的夜晚。我們聊到外面的局勢，也聊到一些朋友的近況；深夜中，在他家的門階前握別。再相見，可能是幾個月後，或許更久，當我再來德黑蘭時。
我決定走回「國際大飯店」(如今已改名為Laleh，伊朗語意為鬱金香，為義殉身之花)，再看一看這座城，好好地想一想。
我快步地走著，品嘗著夜間溫暖的空氣。空氣中糅和了一縷似有若無、令人心曠神怡的氣息 是伊朗城市裡特有的，摻雜著熱氣、陽光曝曬過的磚塊和牛兒糞便的氣味。周遭的黑暗中，各種聲音此起彼落。
喜歡群居的民族
波斯人是世界上最喜歡群居生活的民族，即使深夜，仍然可在街上看到他們－－與朋友聊天、閒蕩、開著車子四處尋找熱鬧－－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勒維國王遜位之前是如此；今天，雖然發生了回教革命，革命改變了許多事，這一點依然未變。
我來過伊朗許多次，漸漸愛上了這兒的人。他們之中，有些既沒有宗教狂熱也不殘酷，有些既狂熱又殘酷，但不管怎樣，他們有許多都死了。
這場革命是用殘忍的手段教人團結起來。所有反對現有政權的政黨都被嚴禁；巴勒維時代的軍人和秘密警察固然遭到殺害，連參與推翻巴勒維的溫和派、左派政黨人士和知識分子，以及其他許許多多人都未能倖免。
然而不論基本教義派的教士是如何地盼望能力挽狂瀾，將伊朗扭回第七世紀可蘭經時代的道德社會，事實卻與願違。伊朗人表面上循規蹈矩，其實男男女女私下仍然照著自己的慾望、價值觀和利益，各過各的日子。尤其現在，革命過後的驚惶已逐漸淡化，種種跡象都顯示出，革命初期的狂熱慢慢在消退。
過去十年中，德黑蘭並沒有多少改變。清早，街上仍然塞滿了培坎(Paykans，用英國進口零件裝配而成，極為普遍的車子)；商店和公司林立的德黑蘭商圈仍然是伊朗的經濟中心。德黑蘭在巴勒維時代就缺乏都市計畫，現在依然沒有－－一味漫無目的地往四周延伸出去。
當然，與過去不同之處還是有的。這個城市比以前更擁擠了。一九七八年時的六百萬人口，今天增加為一千萬。它以往就是髒兮兮的，現在看來更糟。到處都是破銅爛鐵，灰塵滿布；店舖招牌越來越破，有些商店乾脆關門大吉。只有錄影帶店和速食店生意興隆。不過肯德基炸雞店的招牌老人頭換成了一個微笑的伊朗人，上書：「我們的炸雞」。
伊朗政府的耳目
我漸漸走近一座革命衛隊的營房，街尾設有一道路障。這時，我不禁緊張地撥弄起口袋裡的念珠來。
革命衛隊是何梅尼在一九七九年親自設立的，是伊朗政府的耳目和殺手，也是兩伊戰爭中的戰鬥
（他們是獨立於正規軍以外的一支軍隊）。他們和另一個稱做地方革命委員會的民間組織，協助政府防範民亂或兵變，二者控制了整個國家。
地方革命委員會是在革命後滋生出來的組織，每一個工作單位和鄉鎮城市都有，監督著每一個人的行為。伊朗本就是一個相當有秩序的社會，革命後有了地方革命委員會的嚴厲控制，街頭暴力更是幾乎絕跡。
我吃力地往小丘上走，經過許多貼滿人臉海報的牆壁。牆上的臉有微笑的、嚴肅的、模糊的、死氣沈沈的；這些都是親人為在兩伊戰爭中陣亡士兵張貼的訃聞，上面只簡單地寫著死者的年齡、兵籍單位、死亡日期和教會對他的獎勵。
大約有三十萬人在這場戰術幼稚的戰爭中犧牲，還有許多人死於空襲。經濟損失也很可觀。一九八四年，與戰爭有關的活動花掉三分之一的政府預算，煉油廠被炸毀，國家收入銳減。如今汽油、燃料和主食都實施配給；德黑蘭街頭出現了人們手握米、肉、奶油等糧票大排長龍的鏡頭。
然而除了長龍、海報和偶爾擺出來的沙袋以外，從德黑蘭街頭看不出這個國家經歷過一場有史以來最血腥的戰爭。當初熱烈支持回教革命的工人階級，後來也同樣支持兩伊戰爭。戰場上成千上萬的士兵都是志願軍，反戰者不是沒有，有些甚至是在政府裡的人，但是他們的聲音太小，也缺乏組織。
只有在中產階級的臉上，可以看到最強烈的反戰表情。他們的生活水準大幅降低，戰爭所帶來的物資短缺對這些人的影響最大。他們才是厭戰者。
中產階級是犧牲者
經過一個政府機關時，我繞過門口的沙袋，走近細看外牆上懸掛的一幅印著何梅尼肖像的條幅。今年八十五歲的何梅尼，是回教革命的創建者、天神化身、最高權力中心。他的政治權力不僅基於他身為革命領袖所擁有的巨大影響力，也由於他在憲法上的至高地位－－法祭(faqih)－－使他成為一切事物的最終倚恃。一九八五年，特別顧問會已指定蒙塔哲利長老為何梅尼的繼承人。
因此，在何梅尼死後，一切應該不會有突然的改變，日常事物無疑會由現在掌權的這一群人繼續掌管。唯一將隨著他的死亡而消逝的，是他對各方政客的監督；以後權力酣爭可能會取代政治協商。
我走過一些未完工的公寓建築。對都市裡的窮人而言，今天的居住問題，跟巴勒維時代一樣的令人頭痛。不斷擁人城市的窮人，只好住在臨時搭蓋的陋屋區。
雖然街頭很少見到乞丐，貧民區的人也少有營養不良的跡象，事實上，貧窮還是存在的。不過，由於一方面政府還算重視社會福利，一方面社會上不同的經濟階層大致拉平了一些，使窮人在心理上獲得很大的補償。
真正在革命中犧牲的，是那些拿薪水的中產階級－－辦事員、老師和公務員。他們之中許多人在教士掌權後就離開了伊朗；留下來的人只靠一份薪水實不足以應付通貨膨脹戶我遇見過老師在教課之餘開計程車，計程車司機晚上做搬運工，而搬運工正受訓當老師。 一輛車子正往山上開，卻突然被一群執火把的志願軍包圍起來。志願軍通常只受訓一個月，就被送上戰場。現在，他們設了路障，是要檢查贓車和醉酒的人。
埋怨生活乏味
非回教徒喝酒或自釀並不違法，但是釀酒供別人喝就違法了。不論是否違法，釀酒和賣酒仍然是伊朗相當好賺的一門行業。買酒用的是暗號，指定的數量會送到家門。在我前方，有一對情侶從小巷中晃出來。他們看來蠻有錢的，那位女士在罩袍裡還穿著牛仔褲和高跟鞋。
有錢人如今當然不如過去有錢，但是日子也並不真的難過。在富裕的德黑蘭北區，商店裡仍然陳設了勞力士金錶和伯爵鑽錶，歐洲名牌剃鬍水和香水。
他們經常抱怨的倒不是錢的問題，而是在現行政權下的生活單調乏味；最關心的則是如何逃避入伍，和弄一部最新的好車。
這對情侶進入一家餐館前，我看到那位女士頭蓋半掩下的唇上一抹紅彩。照理，伊朗女人應當將頭髮和身體的曲線用罩袍遮蓋起來，這在西方人看來是壓抑的象徵，其實她們的角色在這個國家是複雜的。
在波斯人的生活中，女人一向扮演重要角色，革命後依然如此。她們擁有產業，經營生意，並且出任公職。雖然我曾見過化了粧的女人，在街上被地方革命委員會的人攔住教訓；不過現在規矩鬆一點，街上已有化粧的女人，而且很多女人的罩袍短得不再遮蓋全身了。
變化操在人民手中
我繼續往前走，經過一所醫院旁的小公園時，看到兩個穿著睡衣的病人，坐在矮樹叢裡的凳子上聊著戰事，一會兒爭論，一會兒唏噓。其中一個大約只有二十出頭，一根拐杖柱在椅背後；當晚風輕輕拂動他的褲管，我看到，他的腿已齊膝鋸斷。
回到旅館，我站在窗前往外望。德黑蘭古老的城中心，在眼底的黑暗中靜靜地延伸，幾點燈火和街道的影像，在塵霧中淡去。無論過去或現在，每當我如此外望，總有一分悸動，似乎什麼事就要發生，擊碎這份靜謐。
伊朗已經安定下來。八０年代早期的宗教狂熱也漸漸緩和；然而整個體制仍然太極端，很難長保現狀。伊朗一定還會變，至於怎麼變，則完全操在它的人民手中。
(John Simpon原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