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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讀杜拉克?

許士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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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士軍

200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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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讀杜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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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2005 / 1月號雜誌 第223期遠見雜誌

想要寫一篇短文介紹彼得‧杜拉克這位名滿全球、享譽幾有半世紀的當代管理大師,似乎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不論從他浩瀚的論著、多采多姿的人生閱歷、世人對他無盡的讚譽,還是從他無數的真知灼見中,似乎都可以找到下筆時取用不盡的材料。但是,也許正因為這緣故,使人感到有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躊躇,其中,還包括了一份將他局限於管理領域是否得當的猶豫。

閱讀杜拉克的論著,使人感受到的是他那種凌空的眼光,鞭辟入裡的剖析力,特別是一種宏觀動態的歷史感。由於他擁有這種與眾不同的風格與氣勢,使得他贏得世人所給他一些特殊的讚譽,例如「今日美國社會中最領先的思想家」或「現代管理的活神像」。一個人的思想和眼光,與他的親身閱歷經驗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杜拉克的經歷幾乎就是近百年來世界史的個人版,這一點也是少有人能夠企及的。

活生生的近百年史

他出生於1909年音樂之都維也納,享受過一種優雅生活情調的童年。他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恐慌,也眼見了戰後德日從戰爭廢墟中站起來,還有共產帝國的興起和瓦解。這一切重大的世界事件對許多人而言,都不過是歷史的記載而已。但是,對於杜拉克來說,卻都是有血有淚、終身難忘的感受。譬如,當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斐迪南在遇刺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杜拉克正隨同家人在亞得里亞海岸度假,他的父親因這事件而被匆匆召回京城;當希特勒掌握德國政權不久,他恰好在法蘭克福大學工作,親眼目睹納粹分子如何入主這所向以學術研究良知和民主自由為傲的學府;當華爾街股票市場發生崩盤消息傳來,害他失去了在法蘭克福一家商業銀行的差事,導致他改向報界發展……,時代動盪帶給他的直接刺激,相信對於他的思想和眼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杜拉克表現出來的那種旺盛而歷久不衰的寫作精力,也是無與倫比的。撇開他移居美國以前的論著不談,自1939年《經濟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這本他自認為是第一本重要著作算起,至1995年問世的《巨變時代的管理》為止,他至少出版了四十三本著作和上千篇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每當他有新著問世,馬上成了人們爭相走告的新聞。記得在《哈佛商業評論》中,曾有一篇以「為什麼要讀杜拉克?」為題的文章中,便說道:「只要你一提到杜拉克的名字,馬上在企業叢林中,就會有無數雙耳朵豎起來聽。」這可算是生動而真實的形容。

杜拉克的興趣和造詣是多方面的。他在法蘭克福大學獲得的是國際公法學博士。但是,他的著作卻遍及社會、經濟、政治和管理各個領域。其中,還包括兩本小說和膾炙人口的回憶錄。他在大學中教過歷史、哲學,甚至東方藝術,但是,當別人問什麼是他最感興趣的領域時,他回答是管理。因為他認為,管理乃是現代社會中主宰機構績效的器官。

據他自己說,這一興趣開始於他寫作《工業人的未來》(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一書時。在這本書中,他一開始便指出「機構型社會」的發展趨勢和管理的重要性,致使他日後將其寫作的重心置於管理問題上。譬如,在幾年後他應通用汽車負責人史隆之邀,為這家世界上最龐大的製造業公司寫作時,他寫下了自己第一本屬於管理的專著:《企業的概念》。此後又陸續出版了《管理的實踐》、《成效管理》,尤其是《管理:任務、責任、實務》集其管理思想之大成。依《追求卓越》作者之一畢德士(Tom Peters)的說法:「在杜拉克之前並無真正管理學的存在。」

超越時代的前瞻眼光

也許我們不能說在杜拉克之前沒有管理學的存在,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說在他之前有關管理問題的討論,是採一種關閉式系統的觀點。而杜拉克所強調的是,外在環境和潮流所帶給管理的衝擊,以及管理所應採取的因應方法。譬如,杜拉克在《不連續的時代》一書中,就提出願景和長期規劃的觀念,在近三十年後的今天,這已經成為企業經營和管理的核心觀念和普遍採行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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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的概念》書中,他提出分權結構的組織概念,使人們不再認為威權式的層級結構,代表工業社會唯一有效的組織模式。早在那時,他即主張將員工視為資源,而非成本。企業應採取人性化的管理,而不贊成裝配線式的大量生產方式。又如在《不連續的時代》書中,他已經看出政府功能的有限性,因而強調「民營化」的必要性,時間比英國柴契爾夫人還早。近日他更進一步指出,在世界經濟的大環境中,政府沒有辦法控制經濟的氣候,因此,如何重新思考政府角色,將是人類在下一世紀中的一項重大工程。

在杜拉克的心目中,企業所從事的各種活動中,以行銷和創新兩項代表真正具有生產性的功能,也是企業對於社會有所貢獻的來源。相形之下,其他企業功能都算是成本。他早已看到行銷在管理上的重要功用,他認為凡是企業內的各部門都應有其服務的顧客,包括外在和內在的顧客。假如發現在組織內存在有非面對顧客的工作,就要考慮將它外包出去。

杜拉克和一些管理學者另一個不同點,在於他對創新和創業精神的重視。所謂「不創新即死亡」(innovate or die),他對於創新的看法和經濟學家熊彼德不同。首先,他強調的是組織的創新行為而非個人;其次,他認為創新是可以經由組織和管理所培育的一種能力,而非等待天才或機遇。要發展一個創新性組織,是不能經由一般的管理觀念和作法的,杜拉克在他許多著作中都指出其關鍵性的差異所在。

杜拉克對於管理的看法和主張不是一成不變的。譬如,在他較早期的著作中,多以大型企業為其探討的對象,從而提出分權組織、目標管理和長期規劃等觀念。但近二十年來,他轉向給予小型企業較大的關心和期望。他認為,小型企業在創新方面的表現遠勝過大型企業。譬如,在化學和電機產業,奇異和卜內門這種組織龐大的公司,竟然在市場占有率上輸給中小型的後起之秀。

杜拉克對於創業精神的重視也領先當代其他學者。他在1973年出版的《管理:任務、責任、實務》一書中指出,將行銷和創新視為創業性功能,因此在這兩方面有良好作為的大企業同樣可以發揮創業精神。更進一步,他將創業精神擴及非營利或經濟性事業,他特別舉出近代的大學教育和醫療機構所表現的創業精神,是十分令人欽佩的。

知識社會和知識工作者

杜拉克對於非營利機構的重視,並將其納入管理的主流,也代表他的遠見。傳統上,這類組織被視為社會的邊緣產物,而且管理不當。杜拉克卻指出,隨著社會服務性質工作的增加,政府和市場機構漸感無能為力。他預言,在未來的公民社會中,這種機構將形成一個第三部門的「社會部門」,和政府與企業兩個部門鼎足而立。再者,這種與營利目的無關的機構,在他看來,更能掌握管理的本質。

1959年杜拉克即提出知識社會和知識工作者這些名詞,近年來,這一時代潮流已成為他討論管理和領導問題的主要背景。譬如在他的《管理未來》(Managing for the Future)一書中指出,已開發國家的製造產業,唯有自勞力密集轉移至知識密集,才能夠生存。但在《新現實》(The New Realities)一書中,他花了好幾章的篇幅,用於討論新知識社會的發展和意義。他認為,知識社會的出現,代表人類社會發展上一項史無前例的大變化;知識成為先進國家經濟的資本,知識工作者成為社會價值與規範的決定者。

到了1993年出版的《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時,杜拉克更用整本書探討知識社會的由來、意義和所帶來普遍的影響。他寫道:知識已經成為支配性資源,徹底改變了社會結構,造成動盪、衝突,也創造了新的政治型態。

個人為了寫這篇序文,有機會再次查閱自己過去所作有關杜拉克的劄記,也翻閱其原著,在這中間,也發現到一些對於他的批評。譬如,有人認為他的論著不夠嚴謹,新聞創作成分多於學術成分;也有人指出他的論點前後矛盾;還有人說,杜拉克所倡言的,甚多都是眾人皆知的常識。事實上,杜拉克的論著風格的確與一般學院派不同,有其非後者所能達到的效果;他的論點前後不一,往往是配合環境變動所做不同的觀察與分析的結果;再說,今日他所提出的觀念已眾所周知,正代表這些觀念具有普遍性和持久性。(摘自《許士軍為你讀管理好書》,作者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理事長,作於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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