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武漢中南財經大學古遠清為了誣陷余秋雨，一直借我的名字，利用我的一篇回憶錄到處投稿，大造輿論，捏造余秋雨「文革問題」。為此，我不得不作如下聲明：
一，古遠清一口咬定余秋雨在1968年10月下旬參加由《文匯報》文藝組組織的評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俄羅斯導演、演員和戲劇理論家，是莫斯科藝術劇院的創始人和領導者）體系的文章時，就參加了「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組」。這種說法，純係憑空捏造。當年，由《文匯報》文藝組組織的臨時評論小組五個成員——徐企平、余秋雨、王秀文、周康渝、王亞侖，都歸該報文藝組編輯何倩、褚鈺泉負責聯繫，並由他們兩人指定王亞侖為臨時小組長，跟上海寫作組毫不沾邊。這幾個人沒有留下任何評論文字，他們離開《文匯報》之後也不跟上海寫作組發生任何關係。在1968年12月，余秋雨要在上海戲劇學院做畢業鑑定，在鑑定完成之後，便去了外地軍墾農場。如果是參加了上海寫作組，為什麼立即去了外地？明明是在外地，又怎麼可能參加上海寫作組？這件事除了我之外，還可以由我上述的五位先生和當年《文匯報》文藝組的全部編輯作證，也可以由余秋雨在外地農場時一起勞動的大量人員作證。
二，古遠清抓住我文章中透露王知常所謂「第一號種子選手」的說法，在各種文章中反覆渲染，以混淆視聽。關於這件事，我已在今年春天給古遠清的覆函中作了解釋。現在，我再次重申：所謂「第一號種子選手」完全是王知常在電話中的隨意笑談，其涵義僅指寫作水平、文章有文采而已。文章寫得有文采不只是余秋雨一個人，所以，王知常這種廉價吹捧也常常隨意地送給別人。更何況，余秋雨根本不知道，也沒有接受這個「選手」的名號，在即將「批鄧」的關鍵時刻，他稱病回家，後來又去了浙江農村，至少有一年時間。
三，古遠清還抓住我文章中的話，認定余秋雨「受到張春橋、姚文元的接見」。這話，我是聽人誤傳，在文章中引用，確實起了以訛傳訛的作用。因為我在2000年春天寫文章時，來不及和有關人士核對事實，也無法與余秋雨取得聯繫，文章發表前沒有徵求他的意見，所以，造成這種以訛傳訛，責任完全在我。我的文章發表之後，經多方面核實，我才知道：根本沒有發生「張、姚接見」之事。實際發生的是，姚文元在1975年春天到上海探親，順便作了一個報告，地點在丁香花園禮堂，聽者約有一、二百人。余秋雨只是這一百多位聽眾之一。姚文元報告的內容也只是泛泛而談國內外形勢，並無任何特殊內容。對張春橋，余秋雨大概只會在電視上見過。
2004年7月26日夜
（作者曾任湖北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