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百川/三十六計，動為上策
我對于、高、侯三位教授移植台灣經驗的辦法(參照四月號遠見「為中國統一尋找起點」)，以及陳立夫先生等三十四位中央評議委員的提案都很欽佩，但不表樂觀。
三位教授辦法的重點是：政府撥出五十億美元為基金，以其利息在大陸設立學術講座、台灣經濟研究獎金、兩岸學術交流補助金、合辦學術性研討會、設立中小企業經營諮詢會、提供農業技術研究等。
凡此我都贊成，期待我們政府能夠實施，但我懷疑中共能否接受。而且因為大陸沒有言論自由、講學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和出入境自由，我們不大可能移植台灣經驗於那個封閉的社會。
而且中共是「政治掛帥」，舉凡一切文化、學術和經濟，都須為政治服務，而我們移植台灣經驗，當然要談到台灣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均富，我很懷疑中共能讓我們作出這樣的宣傳和移植。
三教授建議
三位教授文中又指出他們「上述各種建議，建築在「政經分離」、「政學(術)分離」以及「官(方)民(間)分離」的認知上」。我以為這些理論可能為我們的政府所欣賞，但中共是否也能接受，我建議先向中共試探一下。
現在再談陳立夫先生的提案。它的辦法是：「如大陸當局能放眼於中國的未來，及同意中國文化與經濟將大有助於世界之和平，則及時正式響應本黨之決議，鄭重宣言復興中國文化，重振四維八德，以替代「四個堅持」，放棄武力犯台，並願與本黨及政府以平等反相平方式謀求中國自由、民主、均富與統一，先從文化、經濟兩方面之必須率先實現者，與我開誠合作，則苦方願以數十年上下一心辛勤所積之美金外匯資金五十至一百億元，經中國輸出入銀行，作分年長期低利貸款之數，俾與大陸同胞共享民生均富之成果。其詳細方式及其使用辦法由「國家實業計畫推行委員會商訂之」。」
陳案規畫比較周延，它把文化、經濟和政治放在一起，而作「整批交易」(package deal)，要求雙方全盤接受。也就是說，中共不得只接受中國文化和一百億美元的低利貸款，而拒絕放棄武力犯台或四個堅持，台北也不得拒付那筆低利貸款。
三十六計，動為上策
有人以為在雙方關係嘗試解凍之初，我們不應提出政治條件，例如陳案之所為，使對方聞而卻步。其實陳案條件並不過苛。以放棄對台用武來說，在這和解時代，全世界的戰場，包括阿富汗戰爭和兩伊戰爭，都已停火，中共還能對台用武嗎？而且它對用武已經鬆口，因它曾經提過三種用武的情況，我們當然應該促其提出不用武的保證。
至於「四個堅持」，已是支離破碎，例如原來的「共產主義」已經改為「社會主義」，原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改為「人民民主專政」，既已堅持「社會主義」，何能再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我預料中共終將把它放棄，不過現在因為列入「憲法」，不能一下子一筆抹煞而已。我們趁機推動，正好助其實現，對統一會有很大貢獻。
反之，如果陳案不提出這兩個政治條件而只須中共發表復興中國文化的宣言，便給它一百億美元的低利貸款，我們政府能許可嗎？人民能同意嗎？我們能促進自由、民主、均富、和平的統一嗎？
我多年來一直認為「三不」、「三拒」乃是無可奈何，因而無可厚非，但總嫌它過於僵硬，不能制勝，所以呼籲要動，要有作為。「三十六計，動為上策」，動則有功，停不能進，因而建議不通郵也得通信；不通商也得通貨；不通航也得通運；不接觸也得交流；不談判也得談話；不妥協也得放鬆。
本著和解與動的精神，我所以聯署陳立夫先生的提案並支持三位教授的建議，深願中共作出積極的反應。
王昭明/好的制度，才能過好的生活
大家都瞭解，每個中國人都希望中國能夠統一進步。
我們回憶過去對大陸問題的態度，是有它的背景的。我們過去毫無疑問地是採取一個互不往來的大陸政策。在民國四十年代，你不採取這種態度能怎麼辦？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是要保全自己，是一種守勢。
但是今天我們在台灣的經濟力量，在世界上已廣受重視。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忘記了中國要統一、求進步的理想。因此由守勢變成主動的出擊，來促成理想的實現，是一個基本的態度轉變。
今天我們在台灣的成就和大陸的貧窮落後，基本差異就在於不同的制度造成不同的結果。所以我們一定要讓那些在不好制度下生活的中國人，增加、培養他們對於要選擇好的制度才能過好的生活的認識。
照這樣說來，陳立夫先生提案裡說要和中共先談政治，要求它放棄四個堅持等，我覺得是非常困難。
最近一、兩年裡我們看得很清楚，中共已經走修正主義，已經在修改「憲法」，允許個體戶與某種私有財產的存在。它創造了一個矛盾的說法，認為現在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在這個階段當中強調市場經濟。這已表示它的傳統已經在變，雖然我認為它改得很有限，改得很艱難，可是它的方向有調整。
這種方向是它不能不走的。特別是近年來國際風吹進大陸，讓大陸人民自覺到過去四十年來他們的生活改善得不多，為什麼他們要過這麼低所得、低品質的生活？這種現實的感覺，使中共如果不在改善人民生活上做一些事的話，可能會被人民背棄。
在這個當頭，如果我們能用一種力量來促使這種認識快速的成長，是一種逐漸消除共產主義最根本的辦法。這樣的道路，比一開始就談政治，要自然而有效。
最近幾年，我們在若干事情上也有一些突破性的想法。譬如在經濟方面，我們一直強調自己是開發中國家，從接受美援，一直到最近美國取消普遍優惠關稅(GSP)，我們在觀念上還是「我需要人家幫助」。
但是在半年前，我們提出「海外發展共同基金」的構想。從馬歇爾計畫開始，一直到日本海外協助基金，就是拿經濟開發國家的力量來幫助其他國家做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們為達到這種理想，也成立這種基金。
我們為了要幫助東南亞的國家而成立基金，但是對我們同胞的大陸人民，有什麼理由不去幫助他們？難道是他們活在共產社會裡，我們就不援助他們？消極的想法，是大陸貧窮的生活足以證明共產主義的破產；積極的想法，是我們設立專對中國大陸提供助力的基金，使大陸的人民能夠分享自己同胞的幫助。這未嘗不足一個促進統一最好的手段。基本上，我是支持這個辦法和觀念的。
于宗先/先影響知識分子
關於「向大陸移植台灣經驗」，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呼應陶前輩的意見。
自從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國植根以來，我們從末看過任何一個共產國家揭竿而起，推翻共產政權，成立另一個政權。另一方面，過去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我們失去了好機會，今後再要有類似機會，我認為不太可能。所以必須另找途徑來收復大陸、統一中國，也就是今天政府官員和社會大眾同意的「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必須瞭解當前的形勢。我們深深體驗到台灣經濟在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成果，國內重視的程度還不及國外，尤其是中國大陸。台灣四十年來的輝煌成果，對中共推動經濟改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過去幾十年以來，中國大陸因階級鬥爭、人民公社造成極大的痛苦，我認為它改革的方向應不會變。如果不會改變，我們對中國大陸應該採取有層次、逐步進行的策略丟影響他們。
在經濟上，我們已和大陸接觸了，譬如間接貿易、間接投資。何以採間接的方式？就是為了保險。如何幫助民間企業進行順利、減少損失，這是政府的責任。
在學術方面，學術交流很重要。過去兩、三年以來，我們和大陸已有間接的學術交流。譬如過去兩、三年在香港開過很多研討會，有大陸的專家學者去參加，台灣也派了很多專家參加。最近這一年以來，尤其是柏克萊大學，有很多會議召開，大陸、台灣和其他地區來的中國人也聚在一起探討有關大陸的問題。
先影響知識分子
我們與大陸學術交流，最大的好處，是大陸知識分子瞭解台灣各方面的進步之後，產生的擴散影響。這一點比其他都重要。我們傳統所用的宣傳方式，譬如空飄汽球、宣傳單等等，都效果不彰。我相信推動兩岸學術交流，在大陸會產生非常大的效用。
至於交流的方式，我們也提出了幾個方向。
第一，未來幾年我們開國建會，可以邀請大陸的學者參加。讓他們看看台灣同胞今天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第二，我們也可以與大陸做直接的學術交流，譬如做研究、訪問、大陸學者到台灣寫論文、台灣學者到大陸寫論文等等，這個途徑發生的效用比其他方式還大。
進一步，體育交流、文化交流等等都可以進行。
我們對大陸關係應該採取「潛移默化」的途徑，比打著政治旗號回鄉好。目前的形勢是我們強，我們應該把握有利的情勢，不能再等待了。
候家駒/化共產主義於無形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現在我們和大陸分隔了四十年，情勢一定是要統一的。
我想陳立夫先生的提案，最大的意義不在於它的方式和內容，而是在於它的意義。他們都是黨國元老，都擔負國家的重責大任，畢生與共產主義作戰；到晚年，峰迴路轉，不談反攻大陸拯救同胞，而提出這種方式。不管如何實行。不管共產黨能不能接受，這代表思想上個很大的轉變。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三點建議
我們現在是，反共無方，化共有力(化共產主義於無形)」。你叫它把共產主義改掉，叫它放棄四個堅持，以武俠小說的術語來講，是「欺師滅祖」的行為。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希望「共產主義無教宗」，共產黨可能在。共產主義沒有了。
我們貸款給他們所做的事。除了我們三位在那篇文章裡面提到的，我另外加幾個建議。
第一個就是加強對中共經濟制度的改革，做有系統的學術性的研究。判斷它可能發展的方向，我們的研究結果也可以建議中共做各方面的改革。
第一，中華經濟研究院對中共經濟型態的研究要更擴大，更仔細，提供我們赴大陸投資的廠商參考的資訊。
第二，允許我們的廠商在以下兩點條件之下，可以赴大陸投資。一個是廠商經營的理念與市場機能有發揮。足供大陸作示範。所以廠商赴大陸投資等於是「化共」開路的先鋒。這很重要。另一個條件是，廠商必須向政守有關當局承諾兩件事：一是和大陸個體事業合資經營，不是和中共的公營事業，從而鼓勵大陸民營；一是廠商要提出在台灣本廠汰舊換新的計畫。
政府可以協助我們的廠商有系統的到海南島投資。中共現在正開發海南島，我們可以有計畫的讓上、中、游的企業到海南島，再透過國際海外經濟合作發展基金。貸款來達成。
我想這是我們的基金會目前第一階段所能做到的事。
假使中共能接受我們的貸款，就以我們銀行的名義，像過去接受美援時的服務團或開發總署一樣。到大陸上去做它的經濟顧問，這是第二階段要做的事。
我認為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都是當前可以做到的。
章孝慈/這一步跨得太大
最近一位朋友返大陸探親的故事使我深感；我們是不是在四十年慘澹經營有了成果之後，並沒有深入的去瞭解大陸，完全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看他們政策的制定或推行？一個政策如果建築在事實上，它的可行性可能蠻高的；如果建築在純粹想像上，可能就要冒很大的風險。我想就陶百川先生在敘述中提出的三個問題，就我所知道的提出一點看法。
第一個問題：他在敘述裡面提到，陳立夫先生的案子為什麼在幾家重要的民營報紙裡，看不到回響。我覺得可能這幾家民營報紙代表某種心態，就五十億美元也好，一百億美元也好，這是在台灣經過長期努力的血汗錢，為什麼要把這些錢一下子丟到那邊去，有沒有結果都不知道，所以心理上感覺這件事似乎與目前的民情不很契合，只是為了達成某些人的想法，因此就不提了。
第二個問題：陶先生提到中共的回響很快，趙紫陽就說他很歡迎這樣的建議。事實上，就我的瞭解，一九八一年中共政策就改變了，它提出「振興中華」的口號，不主張社會主義優越性，不強調共產主義超過其他的資本主義或民生主義，要海峽兩岸以及海外的所有華人認同中國文化，認同一個中國。它以這樣的方式，使所有的人向它歸隊。我認為由於這個案子和中共音樂的節拍相符合，所以就主張這個提議是好的。
第三個疑問：陶先生說陳立夫先生的案子有個精神，就是既然美國和蘇聯都在變，原來是非當堅持對立的，現在都在妥協、讓步，我們應該也和中共妥協讓步。
我個人認為性質上可能有很大的差異。蘇聯和美國的妥協是世界勢力畫分的一種讓步，利益的喪失是間接性的，跟它本身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一旦涉及本身利益的時候，美蘇就互不相讓。
所有政策的制定，應該建築在事實瞭解上，而不是建築在一個美好的想像上。現在一個殘酷的事實是，中共始終沒有放棄對台灣的敵視。統一是雙方都追求的目標，大家也都瞭解，統一已經不是經過一場戰爭能夠解決的問題，已經把層次提高到一個歷史使命感的問題。
在中華民國的立場，有必須對歷史交代的任務，中共何嘗不是如此。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幾十年不統一的，所以雙方都共同要求把層次提高，不是戰爭能夠解決，而是透過歷史使命的一種完成。在這個情況下，中共沒有放棄對台灣敵對的態度，包括外交上的孤立。戰爭時大家比衝勁夠不夠，而歷史性的使命則是看耐力夠不夠。
所以我認為陳立夫先生的案子，在可行性上來講，可能會有相當大的困難，因為這一步跨得太大。
黃主文/有開創性，無可行性
我一直認為，我們如果沒有大陸政策，就只有台獨政策。
把台灣經驗移植到大陸去，起碼有四個意義存在。
第一個意義：四十年隔離，我們好像在台灣海峽砌了一道高牆，阻隔了兩岸的來往，漸漸的我們就走向獨立之路。如果我們把台灣的經驗移植到大陸去的話，就可以避免讓人家誤會國民黨在走向獨立之路。
第二個意義：逼使中共逐漸承認我們和它處於相等的地位。如果我們不積極推行大陸政策，不積極做政治反攻，則中共就一直把我們當作地方政府看待。
第三個意義：我們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在台灣的各種成就和經驗，移植到大陸，慢慢的使大陸與台灣在貧富、制度上懸殊的差距縮小，也就會慢慢走向統一之路。
第四個意義：兩個存在的政治實體之間如果堅持「三不政策」，就等於只有打仗一途。所以移植台灣經驗到大陸，可以減低雙方敵對的態度。
不能操之在我
關於陳立夫先生的主張，我們貸款給中共的目的，是讓中共十億人口，也享受到我們台灣均富的成果。事實上，我們在台灣這麼富庶，並沒有達到均富。這種富庶的局面是我們全民長期努力的結果。如果我們貸款五十億到一百億美元，讓大陸十億人口和台灣兩千萬人口同樣的均富，我想是絕對沒有辦法做到。
我們貸款給中共，應該對我國有利，但如果我們貸款給中共之後，它的用途又不一樣，老實講，這不能操之在我。所以目前如果談到貸款，我認為是不合時宜。
所以我認為立夫先生的見解很具震憾性和開創性，但是事實上，沒有可行性。
不過，我們不希望大陸永遠貧窮，拉大了兩邊懸殊的距離，讓兩邊就像是兩條平行線，沒有交叉點，根本就沒有統一的機會。所以我希望政府設置大陸專責機構－－大陸事務部。
(陳家瑜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