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在威大開了一門「文革後的大陸小說」。因屬大學部的課，各院系任何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選修。教材也因此得全部用英文翻譯。八０年代初，美國大學出版社出了不少當時所謂傷痕文學的選集。顯著的例子有蕭鳳霞的Mao’s Harvest和林培瑞(Perry Link)的Subborn WeedS、Roses and Thorns。
拿出「大西洋月刊」
以文學價值論，「後八股時代」的小說比傷痕和「反思」作品強多了，可惜收集了阿城和莫言等人代表作的英文選集，尚未面世。
一個學期下來，讀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人到中年」這類令人心頭沉重的作品後，到最後的一課時，一位好學深思的學生問我：「中國的前途，究竟有沒有希望？」
這問題令我一時不知如何作答。一般受過凡事要言之有據訓練的研究生，大概不會在班上提出這類只能私下表示意見的問題。但那位同學是二年級生，除了我這門課外還選了其他與中國歷史文化有關的課。他不關心中國，不會有此「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