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天，我在威大開了一門「文革後的大陸小說」。因屬大學部的課，各院系任何有興趣的同學都可以選修。教材也因此得全部用英文翻譯。八０年代初，美國大學出版社出了不少當時所謂傷痕文學的選集。顯著的例子有蕭鳳霞的Mao’s Harvest和林培瑞(Perry Link)的Subborn WeedS、Roses and Thorns。
拿出「大西洋月刊」
以文學價值論，「後八股時代」的小說比傷痕和「反思」作品強多了，可惜收集了阿城和莫言等人代表作的英文選集，尚未面世。
一個學期下來，讀了「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人到中年」這類令人心頭沉重的作品後，到最後的一課時，一位好學深思的學生問我：「中國的前途，究竟有沒有希望？」
這問題令我一時不知如何作答。一般受過凡事要言之有據訓練的研究生，大概不會在班上提出這類只能私下表示意見的問題。但那位同學是二年級生，除了我這門課外還選了其他與中國歷史文化有關的課。他不關心中國，不會有此「怪問」。
要答覆這問題不難。油腔滑調一番，最後表示一下對前途「審慎的樂觀」就成。既然對學生打外交辭令有失職守，我就請他們稍等一下，跑到辦公室找出五月號的「大西洋」月刊來。那一期有一篇Orville Schell(薛爾)報導方勵之的封面特稿，題名「中國的沙卡洛夫」，長達十五頁，是我所看到英文同類文章中最詳盡的一篇。
我把薛爾這篇特稿鄭重的介紹給同學後，就在結尾的部分抽了幾段唸給他們聽。中國的前途如何，讓他們自己下結論好了。
「中國的沙卡洛夫」內容約分兩部分。前半部介紹他身世、職業、坐「牛棚」的經驗和被逐出黨的經過。資料取自大陸、香港和台灣刊物的有關報導。當然還有方勵之本人的演說稿和訪問。中國讀者會感到興趣的，想是方勵之跟薛爾的對話和薛爾對他的評價與印象。
相處越久，越被吸引
薛爾說，你初會方勵之，印象不過爾爾。可是他一開口說話，馬上改觀：「你即時會感覺到，站在你面前的人，不但智慧超人、信念堅決，而且「勇者不懼」。果然是「東風吹、戰鼓擂，現在誰也不怕誰」的強烈寫照。」薛爾認為，你跟他相處越久，越會被他這些特質所吸引。
方勵之這種一士諤諤的勇氣，在薛爾看來，是他人格的一部分。他的自信心顯而易見，但你絕不會發覺到任何傲慢的跡象。不但態度誠懇，更可貴的是：他半生雖然受盡政治迫害，但言談間從未表露過半點憤怨之情。薛爾說得好：「方勵之急著要推動的事，遠超個人恩怨之上，因此在他知性、政治和感性的思維中，早已沒有「仇家」的觀念。」
薛爾對方勵之的印象，從六月三日刊於「信報」關愚謙的「西德來鴻」得到印證：「……這次訪問我是突然襲擊，不速之客。我喧賓奪主地向方勵之提出了不少問題。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這方面他和劉賓雁的文人作風很相似，但在氣質上截然不同。和劉賓雁談話，他有時激動，有時傷感，有時晦氣，有時大笑；而方勵之是以一個自然科學家，四平八穩，一加一就是等於二，然後解剖為什麼「一加一等於二」的道理。
「他內心充滿了感情，但表面上毫不動聲色，甚至連身都不動一下，……方先生和劉賓雁都是憂國憂民的人。我的印象是他腦子裡所想的一切都是如何使中國富強起來。他頗有愁思的說：「什麼樣的模式才能適合中國呢？這很難說。但是，中國它必須有一個突破，突破了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
言行一致
一九八七年元月十二日方勵之撤職科大，調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大概事隔一月後，薛爾去看一個高幹級的朋友。他們瞌著瓜子聊天，漫不經心地看著一個電視節目。
忽然高幹朋友站起來走到睡房去，出來時面帶一種「同謀共犯」的微笑，把一疊厚厚的影印文件交給他。原來這是用斗大字體印出來的方勵之演講稿和訪問錄。字體大得即便是目力衰退的人在昏暗的燈光下也可以看得清楚。文稿附了目錄，依時序排列：一九八五年三月至八六年十二月。
方勵之以五大罪名被開除黨籍。這個「叛徒」的言論居然這麼體體面面的影印出來。難怪薛爾當時的反應是：不消說，一定是另一些「黑籍」人物幹的好事，以「地下文學」方式流傳。
內部參考資料
誰料高幹朋友告訴他，這是黨交下來給黨員的「內部參考資料」，人人得正襟危坐而讀之，以利批判。
「那你們的單位批判了他沒有？」薛爾問。
當晚在場瞌瓜子的還有高幹的妹妹(或姊姊)。她答道：「你知道嗎？在黨發下這些文件前，我們單位的同志對方勵之所知實在不多。我們知道他是科大的第一副校長，因學生示威遊行事件跟黨碰上了。如此而已。我們一來沒有特別注意他，二來，也不清楚究竟他代表什麼立場。
「現在黨既要我們讀分發下來的文件，我們對他的瞭解也加深了。不少人突然有了意見，覺得：「唔，這傢伙壞不到那裡嘛！他講的話，實在很有道理啊！」在我還不知事件會怎麼發展前，單位內已有不少同志不但對他要講的話極感興趣，而且對他的遭遇也非常同情。」
「那你們的討論會究竟開了沒有？」薛爾問。
兄妹二人都笑了。
「本人不幸是單位內召開批判方大會的負責人，」高幹說：「你叫我怎辦？黨的原意是要我們讀完他的言論後批判他的，現在這麼多同志跟他一鼻孔出氣。這種會，那能開？」
「那你怎辦？」
「這種事荒唐透了。最後我只得對大家說：「算了！算了！」隨後給領導同志寫了報告，說我們遵命讀了文件，大家也討論了，獲益良深！」
「照你所知，有沒有別的單位真的開過批判大會？」
「該有的吧。但依我想，黨的其他組織做的也是表面工夫。」
唱反調蔚為風尚
薛爾文內提到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江河日下」的例子，我們已耳熟能詳，不必在這裡覆述。他認定大陸這一代的菁英分子，特別是在外國受過教育的，早已覺得黨的一切對他們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日漸認同的外在世界。
黨內的僵化頑固派把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等所謂「離心分子」逐出家門，可能得一時之快，但實在是自毀長城；他們正需要這種不畏犯顏直諫的人物存在以維持民眾對黨的信心。方勵之事件後遺症，遠非中共始料所及。現在唱反調不但蔚為風尚，更是為人稱道的知識分子道德情操之表現。
在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等人出了「問題」之前，歐美國家的文人學者，一聽到中共向某某作家「開刀」的消息，馬上聲援。這種事做多了，當權的也見怪不怪了。但方勵之被開除黨籍，在科大「掃地出門」後，聲援他最熱烈、最徹底的倒不是我們這種海外獻殷勤的中外知識分子，而是身在大陸的老百姓。
這是中南海的「反動分子」最受不了的事。
方勵之這麼對薛爾說：「我能得到民間廣大的支持，感到非常安慰。有些人給我寫信，只寫「方勵之收」，居然收到！但我太太和我最感動的，莫如那些寄明信片給我的人，不但對我被撤差逐黨表示義憤，還自署姓名和回郵地址，好像全不把吃檢查思想飯的老爺看在眼內。也說明了一點：群眾再也不會因畏懼權威而默不作聲了。」
「中國的前途，究竟有沒有希望？」這是學生問我的話。我唸到這裡，特別提醒他們：如果我們有理由對中國的前途持「審慎樂觀」態度，非因方勵之這個人物的出現，而是這個科學家的言行操守，「喚起民眾」。中共怕的不是方勵之，而是人民雪亮的眼睛。
趙紫陽怎麼說？
薛爾報導最有特色的一節，該是方勵之在北京看到趙紫陽接受美國NBC電視台記者Tom Brokaw訪問，談到方本人的一部分。該節目特為美國觀眾而設，不在中國播出，因此方勵之看到的是「外部參考消息」。
原來一九八七年底，薛爾夫婦請方勵之夫婦在一家「觀光旅館」吃晚飯。飯後薛爾介紹他們跟Brokaw認識。Brokaw為製作一個中國特輯留在北京，剛巧前一天會見了趙紫陽。Brokaw因此問他有沒有興趣到試映室看看這位「國家首長」對他的「案子」怎麼解說。
薛爾陪看方勵之進了試映室，覺得能夠看到中國第一號人物通過美國大眾媒介對中國第一號「異議者」說話，實在是畢生難忘的經驗。
「最近我們有些黨員被逐出黨，或是被請自動脫黨，」趙紫陽喝看青島啤酒，親切地對Brokaw說：「可能有些美國人認為我們又吹冷風，又迫害知識分子了。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想你已經熟悉方勵之這個名字吧？」
趙紫陽說到這裡，薛爾瞄了方勵之一眼：他正襟危坐，嘴角掛著笑意，面上微露迷惑之色。他全神貫注地聽著。
趙紫陽對Brokaw說的話，大意不過是方某雖然做了不少離經叛道的事，但一來沒有失去自由，二來還在重要的研究單位工作。作為一位科學家，他極受尊重。他被逐出黨，理由也簡單。身為黨員，就得守黨的清規戒律。不能遵守的話，那只得施「家法」了。
薛爾的印象是：趙紫陽說話既誠懇而又信心十足，使人憂慮頓消，一時忘記了他在一九八六年的冬天才「保證」過今後再不會難為知識分子了－－可是還不到夏天，又吹起一陣冷風。
道德和宗教都不存在
儘管中共對待知識分子在年來變得比較溫柔敦厚，方勵之對自由民主的要求一樣絕不妥協。薛爾問他，他這一代人會留給中國下一代什麼精神遺產？
方勵之說：「讓他們知道共產主義的路子走不通。我們當然不能說馬列主義沒有一句話是對的，但至少得承認，立論基礎是錯了。」
「在黨內究竟有沒有馬克思主義的虔誠信徒？」
「沒有幾個了。今天中國的情況很糟。道德和宗教都不存在。或者，乾脆說沒有任何人去關心和理料我們的道德教育吧。黨以前多多少少會注意到這些問題，現在大家對黨和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已破了產。你問年輕人他們相信些什麼，他們會告訴你他們也不知道。
「他們對現代中國文化失去了信心，想不到有什麼東西可以值得驕傲的。除了那些因嚮往民主而保存若干理想主義色彩的年輕人外，我們可說是處於文化與政治的真空時期。」
「你對黨內改革派領袖存有希望嗎？」
「可能有幾個人還是蠻有理想的，但大體說來他們實在關心的還是權力。」
薛爾最後的一個問題是：難道你看不出黨內部革新一點兒希望？
到此關頭，方勵之的語調稍微緩和了一點。他說：
「即使領導階層的人缺乏改革誠意，我們也只好接受現實；事情就這麼來著。我們不能說成功絕對沒有希望。以目前形勢看，中共既是唯一的當權派，又沒有其他民主的管道流通，我們只好任由這些領導人掌舵，希望改革派有成功的機會。」
「中國的前途，究竟有沒有希望？」最老實的答案也正如方勵之所言：「希望改革派有成功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