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能不能從你的童年談起？
答：我的教育和童年都在北京過的，我出生(一九三六年)以後，第二年就發生七七事變。那時候北京被日本人占領，條件當然很苦。
多病的童年
小時候身體非常不好，很多病都得過，我經常到協和醫院去看病，我母親說我的病歷是最厚的(笑)。我現在身體很好，唸我們物理，得病也是永恒的，如果你年輕的時候把病得完了，以後也就少得病了。
問：你在功課方面的傑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答：我到中學一年級以前，功課並不是特別太好。一直到二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上學期才好起來，那是一種開竅，初中二年級到初中三年級那個暑假，一下子興趣就來了。實際上，我那個暑假把三年級的平面幾何都看完了，題都算完了，所以後來就非常輕鬆。
理科好起來是在初中三年級。我記得二年級的時候，上小代數，我那年考了六十分，剛剛及格。可是到了三年級以後，數學幾乎全一百分。
問：你是不是在健康不太好的時候看了很多小說、古書，所以你的中文非常好？
答：沒有，我寫文章那是更晚。一直到高中一年級以前，我寫作文不超過五百字。其實我小的時候，也不怎麼特別愛看小說，我記得那個時候小孩愛看的水滸傳、西遊記，我都看得比一般小孩還晚一點點。
那時候流行的武俠小說，我根本沒有興趣。當然也各別的看過，比如巴金的，但是並不是有興趣，也看不懂，紅樓夢更看不懂。
問：什麼時候開始．對物理感興趣？
答：其實我的興趣，最早的時候是喜歡動手做東西。我從小學到初中，就是做收音機，我是從做這些東西，然後對這些理論有興趣，是這樣的過程。
定型在北大
問：你十六歲就進了北大，同班同學都比你年紀大，會不會有調適的困難？
答：沒有，一點都沒有。特別是我自己的課程一直在班上是在第一流裡，沒有覺得害怕，也沒有自卑感。
問：北大四年除了物理以外，對你整個的人格與看法有什麼影響？
答：這當然影響很大，我的定型的確是在北大，北大對我的影響，我想是北大整個的氣氛。科學跟民主的精神，我覺得的確是在北大養成的、最後定型。北大教師有他教師的味道，學生有學生的味道，我想最基本的特點還是科學、民主。
問：我六月一日在北大經濟學院演講的時候說，北大精神除了民主與科學之外，是不是還應該加個尊嚴 做人的尊嚴。科學是求真理，民主是求平等，尊嚴是求人的生存意義，你覺得這是不是也是一個蠻重要的觀念？
答：當然是這樣子。我想做人和做學問是不大分得開的。實際上我們那時候也提出了這個問題，那時候開始受黨的形態的影響，要求把學生都培養成類似的、一樣的，缺乏個性。對做學問來講是不行，做學問也是要有個性，所以那時候通常有一個標準，大家做「三好」學生－－就是那時候毛主席提倡，學生應當是身體好、工作好、學習好。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但是後來就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律，所有學生都要這種模式，這樣子就是好。
獲選「三好」學生
北大第一次評「三好」學生是一九五四年，全校八、九千人，評了二十八人，這二十八個當然要求很高，就是「三好」－－體育要有一定的水平，要得名次，工作好當然是指參加社會活動，學習好就是一定全優，所有課程都要優等。當時我們兩個(方與他夫人李淑嫻)都是。 儘管這樣，後來在一九五五年的新民主青年團，我們就發言說，雖然我們是「三好」學生，但是不贊成這樣做。因為這樣做是硬的，都是一個模式，而且我們特別提倡要獨立思想，實際上就是獨立精神的一部分。
在學習中，並不是每樣學習都要好，可能我有這個興趣，沒有那個興趣。身體當然要好，但是不一定要通過所有的考核，比如跳高跳得多高，跑步跑得多快……這個太死了，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要求所有的學生。
問：那時候你還不是共產黨員？
答：不是，即將是。主要是我們那個物理系小組做的，我去發的言，因為我的講話聲音音量比較大、氣勢比較大。
當時的會議主持人是胡啟立，他當時是北大的常委書記。所以他當時立即地表態，說這個問題提得很重要，那個時候很大膽，我才十九歲。
問：你們到大三、大四，感情也穩定了，那個時候，希望畢業之後做什麼？
答：當然就想做研究工作，不一定要留在學校。那時候有點開發精神，那怕到邊疆去開發一番事業。不過，畢業後，我到科學院，那當然是最好的工作。
問：你在科學院的同事會不會因為你被開除黨籍(一九五七年)因此對你有歧視？
答：當然會，有很多工作就碰到麻煩了，不能做。實際上我第一個工作，不但是受到重視，而且是很少人能夠做的工作。我剛畢業時，中國剛剛開展核能，是極極機密，只有極少數人，政治上、學術上能夠格，才能去做那個工作。
不想做殺人武器
我們那個組的人，都要去做原子彈。當時是不得了的事，那時我已經宣稱，我不想去做原子彈，我說我不想做殺人武器，雖然我懂這個，後來也是被批判。
問：後來你被下放，八個月回來之後，被調到科技大學，是否因禍得福？
答：這點倒是因禍得福，我倒是幾次因禍得福，大禍小福(大笑)。小福就是說，我在科學院的工作如果做下去，當然也可能，可是我實在不喜歡，而且從政治上殺人的事我不喜歡。
從業務上我也不喜歡，因為那種已經是重複別人做的，就是蘇聯做了我們跟著再做，沒有多少想像力。後來到科技大學還是有點好處，因為它是學校，比較自由，你願意選擇什麼問題研究都可以。
問：你一九八０年從普林斯頓回來，能不能談談那段時期的感受和經歷，以及對你後來提倡民主自由的影響？
答：當然出國看了以後會有影響。別人問我，你學物理的人為什麼如此關心社會？我說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國封閉了二十多年，真正學西方文化的，我想是物理學，因為我們的作風完全是最早西方的。所以這種精神一直在，是不可避免要滲進來。所以通過這東西，我們對西方的精神，特別是跟科學有關的精神早有所瞭解，當然沒有直接看到、感受到，這是很大的缺點。
開放以後，我是比較早一批出去的，第一次出國是一九七八年。因為那時我做的學術工作，國際上已經有人注意，得到很多邀請。
義大利的衝擊
出去以後，對我影響當然很大，簡單說是「一拍即合」，就是共振。自己原來就有那些觀念、看法，到了西方以後，特別第一次我是到了歐洲，歐洲那些從文藝復興以來的精神，很快地吸收。有人說我去的時間不算長，我說並不是因為這幾個星期我才懂這些，原來也就知道這些。當然去了之後，感受更真實，而且看到真東西。
我第一次到德國，然後到義大利。我覺得特別是義大利，是最早追求自由、平等精神、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在科學上，它有伽利略、哥白尼，所以這種精神對我有非常大的衝擊。我最早講所謂政治性，就是因為這些。
而且就是因為我以前有準備，看到的比較多，我也不顧忌什麼，大家也有點興趣，說請方勵之來講講社會的問題。其實並不是我對社會有多少研究，我到現在也沒有想做像物理那樣的研究，只是直接的感受，直接的觀察、比較。
普林斯頓對我也有影響，其實在沒去之前，我當然也很瞭解，因為普林斯頓是我們祖師爺愛因斯坦最後在的地方。當然去了以後，更直接地感受到，和我們去歐洲有類似的效果。
問：你在大陸談民主、自由，真正開始被大家重視，是在什麼時候？
答：這是慢慢累積的，最早一次大家開始注意到是一九七七年。四人幫是一九七六年倒台，一九七七年思想就開始活躍，民主牆就是在一九七八年開始。那時候我沒有介入，知識分子當時很少人介入，工人比較多。
我走到民主、科學這條道路，是跟我的專業非常有關係，因為我們一九七七年時主辦了一個自然辯證法講習會。在那個講習會上，就請大家介紹新的科學，到底對我們的哲學觀念有什麼影響。
馬克思主義過時了
那時候國內有關宇宙學，是我最早開始主張研究的。那個會上我就提出來，恩格斯的一些說法已經過時了，在七七年講這個故事，又是引起騷動。當時我報告一個下午，中間有一段休息時間，很多人就遞上條子給主席，說今天的報告是有反革言論。
這個主席還不錯，說你該怎麼講就怎麼講。現在當然大家是覺得不反了。
恩格斯說的一百年前的物理學早就過時了，他的哲學概括也已經過時了。這是非常簡單的話，但是那時影響很大，有的人很反對。那是第一次大的影響。
七八年我出國到西德，到義大利，七九年又到了英國，在劍橋住了半年，八０年我回國。又一次大的會議，叫做科學學、人才學、未來學。本來我也不想參加，後來他們說請你去講兩天，會議就在科大隔壁開，所以他們順便請我講。
那一年大家都講政治，我也講，我就講馬列主義過時了，馬克思主義過時了。那次說得很厲害，很短的一個發言，但是我就是列舉馬克思主義過時。
我就講，政治經濟學我不十分懂，至少我看到的資本主義，不像馬克思說的那麼……(笑)，因為我已經去過資本主義國家，我敢說馬克思過時了，因為我研究物理，有很多東西跟哲學有密切關係，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過時了，現在已經證明了我們是如此之失敗。 所以這次會議我講了以後，跟那次在北大講了一樣，後面安排的人都不能講了，不知道講什麼好，所以那次會議也是影響很大。那是第二次。
當選院士
以致於當時的副總理方毅，負責科技的最高的官員來找我，說你講話太厲害(大笑)，因為恰恰當時我也被選上科學院的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這是老的科學家們選的，他們很多是我的老師，也很擔心說，你這樣一說，是不是把你的院士給取消。當然他們沒有取消，因為後來他們透露，我的票數是最高的。
再大的一次就是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浙江大學講話「知識是改革的關鍵」(編按：刊登於遠見叢書「我們正在寫歷史」頁四十九－九十八)。這又是另一個階段了，那次其實完全是業餘的講話，因為我是原來講愛因斯坦的，但是學生喜歡聽我對改革的看法，其實裡面的觀念，現在看來也不特別的新鮮。
我講中國的改革可能失敗。當然當時鄧小平他們說一定會成功的。那時候我跟他們說的不一樣，我分析了一些，並且第一次提出教育的問題、知識分子責任的問題、改造的問題、提出一切的問題，這個講話在年輕人裡頭，影響非常大。主要是當時浙江大學的一批研究生錄了音，那時國內傳佈錄音、到處都是，然後一個學生把它整理成文稿印出來，傳得更快。
這個東西，有時候街上個體戶翻印就賣，所以這個影響非常大。八五年，很多很多人看，雖然那時候並沒有太多緊張的事情，反應很大、很多，至少更大範圍知識界的人知道我。
那次講話，後來也是受到當局不滿意，當時還沒有爆發，一直到八五年底才爆發。
八五年的五四學生運動，規模不算很大，就是學生要紀念九一八，當局不讓，這時候九一八學生鬧了，當局非常緊張，學生宣稱一二九還要鬧，所以這段時間非常緊張。就在這中間，十一月的時候(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北大的學生又來請我講話。這次講話就是火上加油了(笑)。
惹火張百發
當時我就是講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我們正在寫歷史一頁二一七－二五四)這個觀點，我想贊成九一八當然是沒話說了。待別是點名批評了北京市長(張百發)，張百發非常惱火。學生就在北大的一個屋裡頭，聽眾大概就是二、三百人，擠滿了，但是在北大影響很大，一下就傳出去了。當局當然就對這個非常惱火，就把年初那個(浙大演講)加在一起算總帳。因為張百發跟胡喬木有直接的關係，胡喬木也非常惱火。
所以當時他們已經建議要勸方勵之退黨。所以我原來一九八六年年初就要到普林斯頓去了，他說你暫時不能去，因為你有政治問題。那時候很緊張，我當然還當副校長、但是當局已經到處放出風聲要方勵之退黨。高層的人建議，老的一二九戰士跟年輕學生講的時候，就點名批評方勵之。
後來當局看到形勢可能也不是這麼，這麼處理不一定好，所以後來轉了，胡啟立在一九八五年年底找了我一次。意思是你的觀點沒錯，可是說得太厲害了。而且說我們不會整你，出國也可以。所以那個時候才訂了我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份到普林斯頓，實際上，我應該是一月二號到，因為房子給我訂好了，一月二號開學。
問：普林斯頓回來呢？
答：普林斯頓回來以後就熱鬧了，還沒回來，八六年國內整個已經比較熱鬧，文化熱，討論文化問題，然後就變成政治改革熱。然後最後是遊行熱。其實文化熱我正好在國外，沒有趕上。回國沒有幾天，就請我到青島去講，那時已經是政治改革熱開始了，又講文化又講政治改革。
白天我講文化問題，晚上就講政治改革、體質改革。那些話還沒有引起當局的困擾，後來一直在講，一直有機會，從八月份、九月份在北京講，十月份到安徽講，十一月份到上海講，十二月份又是到科大講，愈講愈多。
有坐牢的準備
問：那時候你已經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答：(笑)主要這種情況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問：照過去，那是要坐監牢的。
答：當然，完全可能。
問：你的心理上也有準備？
答：完全有。我已經說到這樣，我現在不可能改變。所以當然有的朋友很擔心。我說我已經無所謂擔心(笑)。
問：八七年你被開除黨籍，撤銷科大副校長職務而調任北京天文台工作，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天文台？
答：天文台我覺得還是很對口的。我對天文台的研究員也很熟悉，因為是同行。
問：你調過來，同事會不會用奇怪的眼光看你？
答：都是歡迎啊！(笑)當時天文台最典型的一種說法就是說，北京天文台混水摸魚，摸了一條大魚回來。
(曹郁芬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