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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勵之的成長歷程

高希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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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均

1988-08-15

瀏覽數 14,850+

方勵之的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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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1988 / 9月號雜誌 第027期遠見雜誌

問:能不能從你的童年談起?

答:我的教育和童年都在北京過的,我出生(一九三六年)以後,第二年就發生七七事變。那時候北京被日本人占領,條件當然很苦。

多病的童年

小時候身體非常不好,很多病都得過,我經常到協和醫院去看病,我母親說我的病歷是最厚的(笑)。我現在身體很好,唸我們物理,得病也是永恒的,如果你年輕的時候把病得完了,以後也就少得病了。

問:你在功課方面的傑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答:我到中學一年級以前,功課並不是特別太好。一直到二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上學期才好起來,那是一種開竅,初中二年級到初中三年級那個暑假,一下子興趣就來了。實際上,我那個暑假把三年級的平面幾何都看完了,題都算完了,所以後來就非常輕鬆。

理科好起來是在初中三年級。我記得二年級的時候,上小代數,我那年考了六十分,剛剛及格。可是到了三年級以後,數學幾乎全一百分。

問:你是不是在健康不太好的時候看了很多小說、古書,所以你的中文非常好?

答:沒有,我寫文章那是更晚。一直到高中一年級以前,我寫作文不超過五百字。其實我小的時候,也不怎麼特別愛看小說,我記得那個時候小孩愛看的水滸傳、西遊記,我都看得比一般小孩還晚一點點。

那時候流行的武俠小說,我根本沒有興趣。當然也各別的看過,比如巴金的,但是並不是有興趣,也看不懂,紅樓夢更看不懂。

問:什麼時候開始.對物理感興趣?

答:其實我的興趣,最早的時候是喜歡動手做東西。我從小學到初中,就是做收音機,我是從做這些東西,然後對這些理論有興趣,是這樣的過程。

定型在北大

問:你十六歲就進了北大,同班同學都比你年紀大,會不會有調適的困難?

答:沒有,一點都沒有。特別是我自己的課程一直在班上是在第一流裡,沒有覺得害怕,也沒有自卑感。

問:北大四年除了物理以外,對你整個的人格與看法有什麼影響?

答:這當然影響很大,我的定型的確是在北大,北大對我的影響,我想是北大整個的氣氛。科學跟民主的精神,我覺得的確是在北大養成的、最後定型。北大教師有他教師的味道,學生有學生的味道,我想最基本的特點還是科學、民主。

問:我六月一日在北大經濟學院演講的時候說,北大精神除了民主與科學之外,是不是還應該加個尊嚴 做人的尊嚴。科學是求真理,民主是求平等,尊嚴是求人的生存意義,你覺得這是不是也是一個蠻重要的觀念?

答:當然是這樣子。我想做人和做學問是不大分得開的。實際上我們那時候也提出了這個問題,那時候開始受黨的形態的影響,要求把學生都培養成類似的、一樣的,缺乏個性。對做學問來講是不行,做學問也是要有個性,所以那時候通常有一個標準,大家做「三好」學生--就是那時候毛主席提倡,學生應當是身體好、工作好、學習好。這種表面上看起來沒有什麼,但是後來就把這個東西變成一律,所有學生都要這種模式,這樣子就是好。

獲選「三好」學生

北大第一次評「三好」學生是一九五四年,全校八、九千人,評了二十八人,這二十八個當然要求很高,就是「三好」--體育要有一定的水平,要得名次,工作好當然是指參加社會活動,學習好就是一定全優,所有課程都要優等。當時我們兩個(方與他夫人李淑嫻)都是。 儘管這樣,後來在一九五五年的新民主青年團,我們就發言說,雖然我們是「三好」學生,但是不贊成這樣做。因為這樣做是硬的,都是一個模式,而且我們特別提倡要獨立思想,實際上就是獨立精神的一部分。

在學習中,並不是每樣學習都要好,可能我有這個興趣,沒有那個興趣。身體當然要好,但是不一定要通過所有的考核,比如跳高跳得多高,跑步跑得多快……這個太死了,我覺得沒有必要這樣子要求所有的學生。

問:那時候你還不是共產黨員?

答:不是,即將是。主要是我們那個物理系小組做的,我去發的言,因為我的講話聲音音量比較大、氣勢比較大。

當時的會議主持人是胡啟立,他當時是北大的常委書記。所以他當時立即地表態,說這個問題提得很重要,那個時候很大膽,我才十九歲。

問:你們到大三、大四,感情也穩定了,那個時候,希望畢業之後做什麼?

答:當然就想做研究工作,不一定要留在學校。那時候有點開發精神,那怕到邊疆去開發一番事業。不過,畢業後,我到科學院,那當然是最好的工作。

問:你在科學院的同事會不會因為你被開除黨籍(一九五七年)因此對你有歧視?

答:當然會,有很多工作就碰到麻煩了,不能做。實際上我第一個工作,不但是受到重視,而且是很少人能夠做的工作。我剛畢業時,中國剛剛開展核能,是極極機密,只有極少數人,政治上、學術上能夠格,才能去做那個工作。

不想做殺人武器

我們那個組的人,都要去做原子彈。當時是不得了的事,那時我已經宣稱,我不想去做原子彈,我說我不想做殺人武器,雖然我懂這個,後來也是被批判。

問:後來你被下放,八個月回來之後,被調到科技大學,是否因禍得福?

答:這點倒是因禍得福,我倒是幾次因禍得福,大禍小福(大笑)。小福就是說,我在科學院的工作如果做下去,當然也可能,可是我實在不喜歡,而且從政治上殺人的事我不喜歡。

從業務上我也不喜歡,因為那種已經是重複別人做的,就是蘇聯做了我們跟著再做,沒有多少想像力。後來到科技大學還是有點好處,因為它是學校,比較自由,你願意選擇什麼問題研究都可以。

問:你一九八0年從普林斯頓回來,能不能談談那段時期的感受和經歷,以及對你後來提倡民主自由的影響?

答:當然出國看了以後會有影響。別人問我,你學物理的人為什麼如此關心社會?我說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國封閉了二十多年,真正學西方文化的,我想是物理學,因為我們的作風完全是最早西方的。所以這種精神一直在,是不可避免要滲進來。所以通過這東西,我們對西方的精神,特別是跟科學有關的精神早有所瞭解,當然沒有直接看到、感受到,這是很大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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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以後,我是比較早一批出去的,第一次出國是一九七八年。因為那時我做的學術工作,國際上已經有人注意,得到很多邀請。

義大利的衝擊

出去以後,對我影響當然很大,簡單說是「一拍即合」,就是共振。自己原來就有那些觀念、看法,到了西方以後,特別第一次我是到了歐洲,歐洲那些從文藝復興以來的精神,很快地吸收。有人說我去的時間不算長,我說並不是因為這幾個星期我才懂這些,原來也就知道這些。當然去了之後,感受更真實,而且看到真東西。

我第一次到德國,然後到義大利。我覺得特別是義大利,是最早追求自由、平等精神、文藝復興時代的精神。在科學上,它有伽利略、哥白尼,所以這種精神對我有非常大的衝擊。我最早講所謂政治性,就是因為這些。

而且就是因為我以前有準備,看到的比較多,我也不顧忌什麼,大家也有點興趣,說請方勵之來講講社會的問題。其實並不是我對社會有多少研究,我到現在也沒有想做像物理那樣的研究,只是直接的感受,直接的觀察、比較。

普林斯頓對我也有影響,其實在沒去之前,我當然也很瞭解,因為普林斯頓是我們祖師爺愛因斯坦最後在的地方。當然去了以後,更直接地感受到,和我們去歐洲有類似的效果。

問:你在大陸談民主、自由,真正開始被大家重視,是在什麼時候?

答:這是慢慢累積的,最早一次大家開始注意到是一九七七年。四人幫是一九七六年倒台,一九七七年思想就開始活躍,民主牆就是在一九七八年開始。那時候我沒有介入,知識分子當時很少人介入,工人比較多。

我走到民主、科學這條道路,是跟我的專業非常有關係,因為我們一九七七年時主辦了一個自然辯證法講習會。在那個講習會上,就請大家介紹新的科學,到底對我們的哲學觀念有什麼影響。

馬克思主義過時了

那時候國內有關宇宙學,是我最早開始主張研究的。那個會上我就提出來,恩格斯的一些說法已經過時了,在七七年講這個故事,又是引起騷動。當時我報告一個下午,中間有一段休息時間,很多人就遞上條子給主席,說今天的報告是有反革言論。

這個主席還不錯,說你該怎麼講就怎麼講。現在當然大家是覺得不反了。

恩格斯說的一百年前的物理學早就過時了,他的哲學概括也已經過時了。這是非常簡單的話,但是那時影響很大,有的人很反對。那是第一次大的影響。

七八年我出國到西德,到義大利,七九年又到了英國,在劍橋住了半年,八0年我回國。又一次大的會議,叫做科學學、人才學、未來學。本來我也不想參加,後來他們說請你去講兩天,會議就在科大隔壁開,所以他們順便請我講。

那一年大家都講政治,我也講,我就講馬列主義過時了,馬克思主義過時了。那次說得很厲害,很短的一個發言,但是我就是列舉馬克思主義過時。

我就講,政治經濟學我不十分懂,至少我看到的資本主義,不像馬克思說的那麼……(笑),因為我已經去過資本主義國家,我敢說馬克思過時了,因為我研究物理,有很多東西跟哲學有密切關係,社會主義革命理論過時了,現在已經證明了我們是如此之失敗。 所以這次會議我講了以後,跟那次在北大講了一樣,後面安排的人都不能講了,不知道講什麼好,所以那次會議也是影響很大。那是第二次。

當選院士

以致於當時的副總理方毅,負責科技的最高的官員來找我,說你講話太厲害(大笑),因為恰恰當時我也被選上科學院的學部委員,相當於院士,這是老的科學家們選的,他們很多是我的老師,也很擔心說,你這樣一說,是不是把你的院士給取消。當然他們沒有取消,因為後來他們透露,我的票數是最高的。

再大的一次就是八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浙江大學講話「知識是改革的關鍵」(編按:刊登於遠見叢書「我們正在寫歷史」頁四十九-九十八)。這又是另一個階段了,那次其實完全是業餘的講話,因為我是原來講愛因斯坦的,但是學生喜歡聽我對改革的看法,其實裡面的觀念,現在看來也不特別的新鮮。

我講中國的改革可能失敗。當然當時鄧小平他們說一定會成功的。那時候我跟他們說的不一樣,我分析了一些,並且第一次提出教育的問題、知識分子責任的問題、改造的問題、提出一切的問題,這個講話在年輕人裡頭,影響非常大。主要是當時浙江大學的一批研究生錄了音,那時國內傳佈錄音、到處都是,然後一個學生把它整理成文稿印出來,傳得更快。

這個東西,有時候街上個體戶翻印就賣,所以這個影響非常大。八五年,很多很多人看,雖然那時候並沒有太多緊張的事情,反應很大、很多,至少更大範圍知識界的人知道我。

那次講話,後來也是受到當局不滿意,當時還沒有爆發,一直到八五年底才爆發。

八五年的五四學生運動,規模不算很大,就是學生要紀念九一八,當局不讓,這時候九一八學生鬧了,當局非常緊張,學生宣稱一二九還要鬧,所以這段時間非常緊張。就在這中間,十一月的時候(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北大的學生又來請我講話。這次講話就是火上加油了(笑)。

惹火張百發

當時我就是講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我們正在寫歷史一頁二一七-二五四)這個觀點,我想贊成九一八當然是沒話說了。待別是點名批評了北京市長(張百發),張百發非常惱火。學生就在北大的一個屋裡頭,聽眾大概就是二、三百人,擠滿了,但是在北大影響很大,一下就傳出去了。當局當然就對這個非常惱火,就把年初那個(浙大演講)加在一起算總帳。因為張百發跟胡喬木有直接的關係,胡喬木也非常惱火。

所以當時他們已經建議要勸方勵之退黨。所以我原來一九八六年年初就要到普林斯頓去了,他說你暫時不能去,因為你有政治問題。那時候很緊張,我當然還當副校長、但是當局已經到處放出風聲要方勵之退黨。高層的人建議,老的一二九戰士跟年輕學生講的時候,就點名批評方勵之。

後來當局看到形勢可能也不是這麼,這麼處理不一定好,所以後來轉了,胡啟立在一九八五年年底找了我一次。意思是你的觀點沒錯,可是說得太厲害了。而且說我們不會整你,出國也可以。所以那個時候才訂了我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份到普林斯頓,實際上,我應該是一月二號到,因為房子給我訂好了,一月二號開學。

問:普林斯頓回來呢?

答:普林斯頓回來以後就熱鬧了,還沒回來,八六年國內整個已經比較熱鬧,文化熱,討論文化問題,然後就變成政治改革熱。然後最後是遊行熱。其實文化熱我正好在國外,沒有趕上。回國沒有幾天,就請我到青島去講,那時已經是政治改革熱開始了,又講文化又講政治改革。

白天我講文化問題,晚上就講政治改革、體質改革。那些話還沒有引起當局的困擾,後來一直在講,一直有機會,從八月份、九月份在北京講,十月份到安徽講,十一月份到上海講,十二月份又是到科大講,愈講愈多。

有坐牢的準備

問:那時候你已經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答:(笑)主要這種情況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問:照過去,那是要坐監牢的。

答:當然,完全可能。

問:你的心理上也有準備?

答:完全有。我已經說到這樣,我現在不可能改變。所以當然有的朋友很擔心。我說我已經無所謂擔心(笑)。

問:八七年你被開除黨籍,撤銷科大副校長職務而調任北京天文台工作,可不可以簡單說一下天文台?

答:天文台我覺得還是很對口的。我對天文台的研究員也很熟悉,因為是同行。

問:你調過來,同事會不會用奇怪的眼光看你?

答:都是歡迎啊!(笑)當時天文台最典型的一種說法就是說,北京天文台混水摸魚,摸了一條大魚回來。

(曹郁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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