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雅是個肯亞鄉村幼童，從外表上看，她與非洲那些可憐、飢餓的兒童大不相同，四肢既不枯瘦，腹部也不鼓脹，兩眼更未瘦得只見空洞的眼眶。她每天都有飯吃，還能活潑地遊戲。
她的照片不可能引起世人對非洲飢荒的關切。但以國際標準來看，婉雅卻患有嚴重的營養不良症，發育緩慢。她已一歲半大，體重只有八公斤。在美國或肯亞首都奈洛比，與她同齡的幼童，每一百人中有九十七人比她重。
醫生說，婉雅的情形介於發育不全與適當之間。自從一年前斷奶後，她就不斷生病。腹瀉、雍瘧、眼疾、耳病、十二指腸蟲病耗盡了她的體力，每天只吃兩餐穀類和豆類煮成的粥，根本無法彌補。
如果她的營養不改善，等她入學後，還會有反應遲鈍與精神不集中等其他症狀出現，最後很可能與共他數百萬學童一樣，走上退學一途。
活在恐懼與匱乏的世界
卡洛琳和姬哈住在辛巴威北部一個偏遠角落裏。常地連續三年欠收後，終於下了一場甘霖，農民忙碌地在田裡收割，小城東邊的大馬路上，利用美援興建的許多新穀倉，座座爆滿。
但兩歲的卡洛琳和四歲的姬哈卻躺在附近的醫院裏奄奄一息。她們因為長期缺乏蛋白質及熱量而患重病，腹部膨脹、發育不良。
今年春天，這兩個小女孩死了，死在穀倉視線所及的範圍內。
婉雅、卡洛琳、姬哈的故事並非特例。在黑色非洲，像他們這樣的兒童還不知凡幾。他們的遭遇告訴世人，非洲兒童仍生活在食物匱乏、精神恐懼的世界中。
兒童受害首當其衝
即使並未發生飢荒，情況「正常」的年歲，仍有四百萬五歲以下的兒童夭折。由於外債增加、人口膨脹、農田減少、長期動亂，非洲農村家庭多數都比二十五年前還窮。
第三世界兒童營養學專家吉爾曼博士說：「只要發生變亂，受害最嚴重的通常都是兒童，兒童是非洲大陸經濟和社會情況的測量表。他們最先死亡、最先被忽略，而一旦情勢好轉，也是最先復原的。」
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陸，人口共有三億九千一百萬，其中近半數是十五歲以下的兒童。這些國家的平均人口成長率是千分之三十二。
醫生、營養學家、社會學家都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何以二五～三0%的非洲兒童發育不良，何以在很多人口不斷增加的非洲國家內，就學人數卻不斷下降；也沒有單一理由可以解釋非洲兒童死亡率何以遠比其他開發中國家要高。
不過，這些專家也指出，要想瞭解諸如婉雅這些兒童何以飢餓多病，首先必須瞭解非洲多數地區的糧食和財務問題。
世界銀行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說，黑色非洲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唯一在三十年間經濟負成長的地區，今天的非洲比一九六０年還窮。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份有關非洲兒童的報告也指出，非洲的每人糧食生產毛額，在一九六０年代和七０年代減少了三二%。
外債沈重無力照顧人民
聯合國糧農組織表示，多數非洲國家採取的政策，都未能鼓勵農民增產糧食，反而吸引農民前往城市謀生。這些身為非洲窮國經濟骨幹的農民，到了城市以後，便不再務農，轉而食用進口糧食。使這些年間，進口糧食增加了十倍。
一九七０年代，非洲國家還大舉外債，把這些借來的錢用在規模龐大的建設計畫上。
但是到了一九八０年代，由於石油收入銳減，加以外國銀行醒悟非洲償債能力薄弱，外資幾乎完全停止流入非洲。
現在，一九七０年代所借的外債已到償付日期。西方最近提供的緊急援助，根本不移填補外流的貨金。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說，去年送到非洲的緊急援助有三十億美元，但非洲為償債而流出的資金高達一百二十億美元。
很多非洲國家以削減開支、緊縮經濟、降低社會福利來應急，用以促進兒童及母親健康、教育的經費銳減。
尚比亞、坦尚尼亞、迦納、烏干達等很多非洲國家的兒童預防接種率都下降。世界衛生組織說，非洲兒童只有三五%接受麻疹疫苗接種，而即使足營養略微不良的兒童，都難以抵抗麻疹，何況非洲兒童多半嚴重營養不良。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營養專家安維克說：「問題不在於農村幼童吃錯了食物，養份的平衡大體沒有問題，他們只是吃得不移多而已；因為這些食品都是低熱量的，要吃很多才夠，而幼童一次吃不下很多。如果作母親的能夠每天餵食幼童五頓，問題就解決了。但作母親的如果這樣做，就得放棄一些其他工作，這又可能危害到她供養家人的能力。」
婉雅的父母是典型的東非農民，在田裏有做不完的活。父親專心照顧高價值的菸草和咖啡，母親除了照料自家糧田裏的播種、除革、收割等工作，還要抽暇煮飯，實在沒有時間每天餵食孩子五次。
忙於生計忽視子女
算起來婉雅還算幸運，因為她父親住在家裏。在別人家，由於父親到城裏謀生，母親在家的工作量加重，兒童得到的照顧就更少了。
辛巴威由黑人主政六年來，在改善兒童健康和生活情況方面，有很大進步。接受預防注射的兒童比例倍增，五歲以下兒童夭折的數日明顯減少。更令人欣慰的是，乾旱三年之後，今年穀物豐收，人口即使再多兩、三倍，糧食綽綽有餘。
但是養營不良和因此而引起的疾病，每年仍奪走將近三萬六千名稚嫩的生命；另外還有五十萬人身體或心智發育不全。卡洛琳和姬哈就是這些不幸的兒童之一。
饑餓與疾病奪走小生命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最近的報告，辛巴威五歲以下兒童，有三０%到四八%營養不良。向以物產豐饒著稱的辛巴威，因此認為這是國之恥。
為什麼商業性農產品產量龐大的辛巴威，竟有這麼多兒童營養不良，而且為什麼患營養不良最嚴重的，很多都是農場工作人員子女？
這是貧窮和政治所造成的產物。辛巴威與肯亞、尚比亞、坦尚尼亞、馬拉威一樣，政府通常把能移出口的菸草、咖啡和玉米等作物價格抬高，卻把農民一向賴以攝取均衡營養的傳統作物價格壓低，因此農民只專心種植經濟價值高的作物，對家裏要吃的作物就馬馬虎虎。
同時，政府雖有心在各地農村興建診所，有關衛生方面的人力物力仍多數流入都市的醫院。而且辛巴威的出生率依然是全球最高的地區之一。
辛巴威的兒童並非死於熱帶疾病，而是死於營養不良、痢疾、麻疹、肺炎、白喉、破傷風等，於十九世紀末葉盛行於英格蘭、威爾斯兒童之間的疾病。不管死亡證明書上所說的死因是上述那一種病，主要都是飢餓及病毒感染的結果。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說，飲水不潔、衛生太差、住屋擁擠等環境因素，常會增加致病機會。兒童若營養不良和病體未癒，抵抗力也會降低。營養充足的兒童患了感冒或下痢，頂多只是幾天不舒服，營養不良的兒童可能因此送命。
辛巴威由於貧窮，要提供清潔的飲水系統、較佳的居住環境、和營養均衡的食物都很難辦到。辛巴威大學醫學院講師桑德斯博士說得好：「農村保健工作已大幅改善，但光用醫藥只能達到目前這個程度，在社會經濟情況改善前，對兒童的照顧不可能有太大改變。」
黑人農民收入微薄
辛巴威可耕地一半左右掌握在大約六千名白人農民手裏，另一半較貧瘠的土地，由一百萬黑人農民瓜分。黑人農民由於自有耕地太少、肥料不足，多數只能維持基本生活，因此很多都在白人農場或礦場做工。
白人農場生產的糧食佔全國一半以上，他們的茶、咖啡、花生、黃豆、棉花也是辛巴威外匯的最主要來源，所以辛巴威雖從一九八０年起由黑人多數統治，白人農民在某種種度內仍不受黑人執政的影響，例如有關職業衛生及安全的法律，可以規範到工廠、礦場，卻無法適用於農場。
政府和許多白人農民確有心進行改善，然而許多農場的情況仍日益惡化。農場工人的法定最低月薪只有五十美元，遠低於政府的貧戶收入標準；但這已使農場主人難以負擔，而有改雇外國移民的傾向，辛巴威黑人農民的境況就更艱苦了。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一九八四年的一項調查報告說，某一地區農場工人子女營養不良的比例，一歲為二一%，到四歲卻激增為六六%。桑德斯博士說：「嬰兒在六個月以前都胖嘟嘟、圓滾滾的，然後就每下愈況了。」
季節因素也影響兒童營養。在農村地區，收穫前數月－－十月到次年一月－－是最糟的日子，因為家中儲糧已不多；但對農村兒童而言，危險一直延續到六月收割以後，因為工人工資是以收割數量計量。工作越勤奮，工資越高，所以工人整天工作，把孩子單獨丟在家裏，沒有人為兒童煮飯，兒童挨餓、營養不良就無可避免了。
恐懼的夢魘
在烏干達，又是另一種故事。這裏的兒童沒有餓死之虞，卻有被槍殺之危，寶琳娜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
十四歲的寶琳娜有一雙大眼睛和細瘦的手臂，一九八三年以前，她和父母、哥哥住在距離首都康帕拉兩小時車程的一個農村裏。
他們是巴干達族人。當時烏干達政府軍主要由北部的阿克里族和藍哥族人組成，最恨巴干達族人，經常凌虐、殺害涉嫌支持「民族抵抗軍」叛亂組織的巴干達人。
有一天，政府軍來到他們的村莊，他們聽到槍聲，立刻棄家逃亡，一直跑了十哩才停下來，以後就靠乞討、偷竊度日。
寶琳娜的母親在叢林中因得了痢疾而死亡，不久，政府軍發現他們，便跟他們說，回去沒關係，不會有危險。於是他們同家了；但政府軍卻又到他們家來把她父親抓走槍斃。寶琳娜兄妹兩人因為害怕，又逃回叢林躲了一陣子。
去年，她的，村莊終於不再有戰鬥，她才投靠叔父，以十四歲的年齡開始唸小學一年級。
兒童為戰場上的祭品
當一些非洲國家兒童遭受飢餓之苦時，烏干達兒童面對的是恐懼與死亡。由於內戰頻仍，烽火不斷，他們從襁褓時就隨著父母逃避戰亂，很多人親眼看到父母、手足遭殺害，更多的兒童自己成為戰場上的祭品。
二十年前，烏干達提供給兒童的衛生服務和教育，可能是非洲黑人國家中最好的。以後內戰此起彼落持續了十五年多，估計有五十萬以上的百姓死在政府的行刑隊槍下，其中很多都是婦孺。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烏干達代表杜吉說：「由於政府太壞，烏干達從黑色非洲的文明樂土淪落為全球三十一個最落後的國家之一。」
聯合國的一份報告說，非洲會有一千八百萬人瀕臨飢餓邊緣，主要是因內戰所造成，而非旱災。戰火不但毀了收成，也妨礙救濟物瓷的發放。
戰亂時期，烏干達的醫生四０%逃亡國外，藥劑師出去的更高達九六%。阿敏執政期間，幾乎把亞洲人全部驅逐出境，但佔烏干達人口九０%的農村居民，主要卻是靠亞洲人提供醫療服務。於是農村醫療條件大大降低。
目前烏干達人口將近半數是在一九七一年阿敏的部隊開始以恐怖手段控制全國以後出生，這些兒童大都是在槍砲、暴力、逃亡的世界中成長，從不知有所謂的和平。
挪威柏根大學兩位心理學家去年訪問了七十九位與寶琳娜遭遇相同的兒童，發現他們多數都有情感的障礙，在描述可怖的經歷時，竟然一無感情，他們多數都已把自己與強烈的情感區隔開來，似乎談的不是自己的事。
戰亂除了廣泛戕害兒童的情感之外，也削弱了家庭結構。
自一九八０年即住在烏干達的小兒科醫師伊麗莎白．席爾曼博士，在談到她治療、觀察的烏干達兒童時說：「我想他們長大後都會是很壞的父母，因為他們不知道關懷，也不知道被關懷。」
在穆斯維尼總統統治下，烏干達的暴力文化已大幅改變，但要重新改造烏干達兒童的價值觀念，恐怕並非易事，而兒童卻佔了鳥千達人口的一半，日後還要接過軍人手中的機關槍。
(取材自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