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原本手中的筆就是權力，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又是另一種權力，你如何解讀兩種「不一樣的權力」？
A：做為一個評論者，我那支筆的權力是，我可以發起革命，這是有點像裁判；但是當我進入政界，擔任政務官，去實踐自己的理念時，就有點像一個球員，應當接受裁判以及場內觀眾的評判，此時唯一應該呈現的則是自己的表現。
這是一個清楚的分野。當我做政務官時，就像「在球場上馳騁」，一切施政成績，就像一個球員，怎麼可能再寫文章為自己辯護及宣揚？我覺得不能同時擁有這兩種權力。
這個標準要用在當今的台灣政壇，簡直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今天法務部長陳定南可以談他要輔選的事，不過我是「龍應台」，我就是要有高標準，向來就是要做典範。
在政務官任內，關於推動業務時，或許我有另外的包袱。但身為知識分子，若不能實際做出高標準及分際，怎麼還有臉再去寫所謂道德文章？
一部一流的、世界級的小說作品，作者本身不需要是「道德家」，人格是可「分離」的，但是像我們這種「寫道德文章的人」，人格及作品不能分開看，否則就是偽君子。
Q：既是小說家，又寫道德文章，雙重身分很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