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原本手中的筆就是權力，擔任台北市文化局長又是另一種權力，你如何解讀兩種「不一樣的權力」？
A：做為一個評論者，我那支筆的權力是，我可以發起革命，這是有點像裁判；但是當我進入政界，擔任政務官，去實踐自己的理念時，就有點像一個球員，應當接受裁判以及場內觀眾的評判，此時唯一應該呈現的則是自己的表現。
這是一個清楚的分野。當我做政務官時，就像「在球場上馳騁」，一切施政成績，就像一個球員，怎麼可能再寫文章為自己辯護及宣揚？我覺得不能同時擁有這兩種權力。
這個標準要用在當今的台灣政壇，簡直要笑掉人家的大牙。今天法務部長陳定南可以談他要輔選的事，不過我是「龍應台」，我就是要有高標準，向來就是要做典範。
在政務官任內，關於推動業務時，或許我有另外的包袱。但身為知識分子，若不能實際做出高標準及分際，怎麼還有臉再去寫所謂道德文章？
一部一流的、世界級的小說作品，作者本身不需要是「道德家」，人格是可「分離」的，但是像我們這種「寫道德文章的人」，人格及作品不能分開看，否則就是偽君子。
Q：既是小說家，又寫道德文章，雙重身分很辛苦？
A：對。而且還有第三層的枷鎖，就是文化人及知識分子等著看「龍應台是否代表『良心知識分子』從政」，成功或失敗，可能都會有人說：「看吧！知識分子就是這樣一個下場。」所以負擔比較大。
Q：一直活在高標準下，會不會覺得太累了？
A：我覺得這世上真有所謂的「傻人有傻福，吉人有天相」，因為我對自己有這樣的高標準，我也知道自己的成敗會被社會檢驗，「知識分子從政是不是就是『不行』，」是不是傷害了知識分子？正因如此，我也特別得到知識界及文化界的協助與支持。
深刻，就不會孤獨
Q：有人將你比喻為《百年孤寂》一書的主角，暗喻你會孤獨地往前走……？
A：是孤獨的，但是妳說陳映真、高行健、還有那樣一個頑童李敖不孤獨嗎？我以為任何嚴肅的創作及思考，都是孤獨的！可能是「咎由自取」，都是自己的選擇。
其實這是一個「套裝」，若非孤獨，就不會深刻，深刻的話，就不會孤獨。
深刻的意思是，對於生命或社會的現實，有「透視的能力」。當你有這種能力時，一定表示你站在現實的外面，如果身處流動的、滾動的現實中，你不可能站在可以去瞭解的角度。
Q：台灣的政治環境是男性主導，但你這樣的女性卻掀起文化論述的狂濤，有人提到你曾說，「不知道男人在幹什麼？」所以才站出來？
A：不應該這麼說。去年6月我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在紫藤廬和 Starbucks之間」，7月再發表「五十年來家國——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以及「面對大海的時候」，引起很多反應，但前面兩個半月，我是一聲不吭的。那時我當然會有種感覺，就是所有的「箭」都是射向那篇文章，而當我被箭射時，我的同儕在哪裡？
後來我漸漸明白，一部分默默看著我而不出面。因為他們都已經放棄了，覺得沒有用了，或是用盡一切方法都不成功，因而覺得太疲累，不想再玩了，也不想這麼傻了。另外有些同儕是因為還在某些位置，不適宜發言，並且在政治環境下會惹上不願見到的後果。還有一種是不願意讓箭射到自己身上，或者讓髒水潑得自己滿身。
Q：你為什麼還要繼續寫？
A：當我寫《面對大海的時候》，我覺得滿沈重的。尤其是寫到有一段，解釋文化是大江、大河，有很多支流、逆流時，我擲筆長歎：這個句子我寫過，這個觀念我講過，這個議題我辯論過，而為什麼我八年後還在寫文化ABC？
為什麼我還要寫？一方面可能是我的人格特質，另一方面還是因為知道台灣這些年來發展出來的文明太珍貴，要我放棄，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Q：你會不會擔心像你這樣去想的人是愈來愈少？
A：在台灣，政治人物所造成的最大傷害就在這兒。他們將政治玩弄到使人們根本失望，或不相信，或者成為「犬儒論者」，完全的玩世不恭，認為任何事情都是一場騙局。
但我擔心愈接近選舉，那時潑上身的髒水不知道是什麼顏色？會使前功盡棄。所以我還是放不下，也太可惜，因此還是決定做完它。
《面對大海的時候》一書完成，意思是說，我的話說完了，接下來你們就看著辦吧！
打破「草莓族」標籤
Q：接下來你還會寫嗎？
A：這幾年的台灣政治人物沒有思想，只有口舌的辯論，只有政治的手段與技巧，而沒有政治的理想；一切徒有表面的泡沫，而沒有實質的內涵，可說整個的「空洞化」。
責任感驅使我不能不做出來。我雖有遭「萬箭穿心」的準備，還是希望透過辯論，也許經過比我更有智慧、頭腦比我更清楚、學問比我更高的人，能將我拋出的議題，經過抽絲剝繭，更加提高層次，使這個社會的迷惘與價值混亂，得到更進一步的釐清，當時是這麼希望的。
Q：你接觸的六、七年級生，是對你回應的主要讀者群？
A：對，整個事件唯一使我受到鼓舞及希望的其實還是擁有自己夢想的年輕一代。他們這麼多年來不知道被誰，蓋棺論定掛上「草莓族」，這種標籤我覺得是很可笑的！
所謂的「草莓族」是為自己生活，不為利他而思考的族群，在任何社會、國家、時代都存在，而且大量存在；為利他、為大我設想的人們，在任何社會、時代、世代也都存在。所以，根本不可能以橫的切割。這次寫信給我或發表感想的年輕人的數量如此之多，參與的年齡層很低，至少表示他們願意「為這種議題」花腦筋，我覺得錯誤的標籤，是能夠完全徹底地被打破。我們這個社會三、四、五年級的人，要重新平等地對待二、三十歲的人，若不把他們看「小」，他們就不小，他們「小」，是被看小了。
Q：以後國與國的界線愈來愈小，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認同如何自處？
A：國與國早已沒有界線了，尤其在香港更加明顯。其實這幾篇文章之所以會有這麼大的反應，就是因為關係著不論是台灣或大陸人民，很顯然都感受到全球化席捲而來，而且往往以「外表進步」形象來改變人的生活。但是因為速度太快，我們根本還沒有時間先思考，自身的傳統與全球化的銜接處在哪，全球化就已經發生了。傳統急速消失，因而造成迷惘及痛苦。
我發現台灣讀者的反應大都是因為我談全球化、國際化、本土化之間銜接的問題時，觸碰到了台灣的敏感「神經」——文化的認同，「我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是中國人就不能是台灣人」「是台灣人就不能是中國人」「要如何面對國際」？碰到了當前台灣政治現實面臨的痛苦。
大陸與台灣不同的是，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之外，還包括許多像蘇州的中型城市，都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崇高羽翼下，整個都市的風貌，一夕之間就改變了。都市內的居民一方面被教導、灌輸「應該以高樓大廈為榮」，這是未來，代表進步；另一方面，自己熟悉的老巷、舊街、四合院、石庫門（上海建築）也一夜間灰飛煙滅，於是迷惘，像找不到家，感到痛苦。應該驕傲卻感到失落，這是文章碰觸到的另一種痛苦。
基本上，我不會「為台灣而台灣」，現在我全心全意的維護台灣，是因為我看到我所追求的核心價值：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政治的寬容、思想自由，這些可以在台灣存在，我反對中共，是因為在共產黨的統治下，這些價值不能存在。
大家現在辯證的都是「名稱」及「圖騰」，若是台灣文化沒能緊緊地抓住核心價值對於人的尊重、寬容，當這東西消失時，別跟我談任何的主權、體系，一切都是假的！
Q：主導一切政治資源的都是男人，華人世界有可能出現像希拉蕊般的女性政治人物嗎？
A：女政治人物不光是生理結構異於男性政治人物。我們期待的是她們是否有不同於男性的特質？而特質是要真正帶進權力磁場，實踐男性特質做不到的事。
女性政治人物是否能把溫柔帶進充滿野獸的競技場；或因為身為女性，瞭解弱勢，或者是否較男性政治人物更誠實，又能將誠實帶入政治鬥爭場，發揮感染作用，這樣談女性政治人物才有意義。確實有女性政治人物，但重點是她們是否發揮女性特質，並透過實踐影響國家大事？若沒有，就不必討論，純粹是生殖器不同的問題而已。（裴凡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