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雖然都是各行各業的翹楚，行腳遍布國內外，但若我出題考各位：台北縣是台灣第一大縣，人口眾多。但是到底是多少？不見得有人能答出來。
台北縣的人口現在已經超過三百六十七萬，占台灣總人口的六分之一，超過新加坡，大過全世界六十八個國家。現在台北縣有些進步可以讓外國朋友參觀，陳總統也常帶貴賓來，上次他帶剛下台的賴比瑞亞總統來，我請問他賴比瑞亞人口多少？他神氣的回答三百一十萬。我告訴陳總統三百一十萬人口的總統放二十一響禮砲，「我這個三百六十七萬人口的縣長就打點折扣，十五、十六響禮砲就行了！」
凡有人處，就有交通、垃圾、治安及教育等問題，所以台北縣其實有相當多的困難。有人問我苦不苦？我不能喊苦，因為是我自願要當縣長，當選時還「放鞭砲」，所以我只有全力以赴。我認為在座各位應當多用點時間來瞭解台北縣，不過大家不瞭解也是有原因的。因為多年來台北縣其實是「消失的」，凡是提到「台北」，指的必然是台北市。我在「漁人碼頭」問遊客打哪兒來，他說：「台北」。我說：「這裡就是『台北』！」多年來「台北」為台北市所專用，台北縣民只能說「我是三重來的」或「我住新莊」等等。
我時常參加台北縣民的喜宴，我發現台上的主婚人也從不說自己是「台北縣」人；自己年輕時就到台北縣，娶妻生子，卻還說自己是雲林人、彰化人，可見他們沒有與台北縣產生一體感。我希望增加縣民的「一體感」及「光榮感」，所以我努力要讓台北縣蛻變，不要讓縣民心中沒有台北縣的存在。但是，這談何容易？
怨歎無路用，打拚自己來
台北縣的土地大台北市八倍，人口多一百零四萬，但預算卻不是以台北市「再加一百零四萬人」的預算，一百零四萬人口比台中市的總人口還多！我們的預算甚至不到台北市的一半，一年相差近1000億。我要用少1000億的錢，照顧大八倍的土地及多一百零四萬的人口，擔子極重。
不但錢少，人也少。公務人員只有台北市的三分之一，台北市一個公務人員要服務九十個市民，台北縣一個公務人員要服務三百三十人，且職等也較低。台北市的一級主管，市長愛用誰就用誰，簡任官三百八十人，台北縣只有三十八人。如果我可以像台北市長般自由用人，我就可以從學界、企業界延攬人才，縣政一定又與今天大不相同。而這也是今天台灣行政組織應變的地方。
台北縣工務局只有五百人，台北市是十倍；台北縣光國中、小學生就有近五十萬人，比宜蘭縣總人口還多，五十萬的學生中若出一個像《湯姆歷險記》的湯姆，我就提心吊膽囉！現在營養好，電視又看得多，一個人學《羅蜜歐與茱麗葉》，我也有麻煩了！
「怨歎無路用，打拚自己來——衝！衝！衝！」我認真用創意及效率做事。方才高教授誇獎我的一個特色就是準時，我覺得「縣長若準時，工廠就不准延期」，準時是最佳的信用，準時也是很多可以控制的資源之一，若連時間都沒有辦法控制，還有什麼效率可以展現？台北縣有很多延滯的案子，現在都「動」起來了。
今天（2003年12月15日）台北醫學大學校長及校友會總會長，偕同萬芳醫院院長及醫院的一級主管到縣政府謝謝我，因為台北縣雙和醫院的BOT案已經承辦。這個案子從1990年到現在土地都無法解決，2004年2月就要動工。我解決它是要為台北縣「開疆闢土」。就像一個國家，衰弱的時候，列強瓜分領土，但是會在復興以後將失土一一收回。
過去偌大的台北縣，土地卻一一被規劃為「都市案」，之後就僵在那兒。我擔任縣長後，都市計畫委員會沒有任何色彩、黨派及酬傭，我邀請政大地政系的教授等一流的地政專家來參與；我雖然是主任委員，但只有在第一天開會時出席，發給他們聘書，其餘的時候我從來沒有主持過一場會。我不曾要求什麼，完全尊重專家，只是聲明「甲案也好，乙案也罷，唯有拖延案不好！」如今，都市計畫案已突破兩百件。只要一解決，一個都市就能夠改變。
比方說2003年7月土城的頂埔科技園區，原本是國防部運輸兵學校，雖非完全閒置，但也不是高度使用。它的前方就是著名的鴻海總部所在的土城工業區。對方想要根留台灣，永續發展，我們以三個月的時間，讓運輸兵學校遷走、都市計畫變更，讓政府的「三免五減半」（指租用公有地前三年免租金，後五年租金減半的優惠措施）適用於此，如此的重大投資案，就這樣在一百零五日內完成。有十一家廠商競標，鴻海、大霸、正崴得標，其他八家有向隅之憾，但是隨後也立即遷走樹林酒廠，將土地變更為高科技園區，讓另外的六家公司標到土地。
軟硬體建設齊頭並進
台北縣很多工廠遷走後，廠房閒置，我們招商除吸引投資、增加工作機會外，回饋金也撥給地方，稅收跟著增加，改變地方的生態。
但是，還不只如此。有些地並非閒置，而是「沒賣出去」，不過我們想盡方法物盡其用。像縣政府旁有塊四千坪、市價70億元的土地，一直賣不出去。當時我向尚未民營化的菸酒公賣局長商量借地，他說又不是「借荊州」，我向他保證只是將土地整理，好讓年輕人能玩直排輪，但他只同意縣府用買的。問題是縣政府哪來的70億元？我告訴局長因為那塊地荒煙蔓草，破壞市容，要「開罰單」，一張30萬。自從那天起，地就「借」了，如今多少孩子在那兒玩直排輪，更有民眾接二連三開起直排輪店，相信當孩子們長大成人後會記得有一個縣長在他們成長的過程中，讓他們有機會免費玩直排輪。
而免費玩直排輪之處何只一處？新店溪、大漢溪、淡水河、二重疏洪道，都已整理起來。過去在淡水河畔，比較漂亮的一邊就是台北市，球場是球場，公園是公園；另一邊又髒又亂的就是台北縣。不過現在已整理近八百甲土地，公園、球場都漂漂亮亮的。土地雖然不用花錢，困難的是整理，不過整理好就是最好的都會公園。
二重疏洪道的四百甲土地，過去充斥廢土、雜草，人煙罕至。現在建了二十公里長的自行車道、五十九個籃球場、十個棒球、壘球場，直排輪場等，甚至還有「遙控汽車場」、五個釣魚池，最大的魚池占地六甲，免費開放釣魚。
我時常在夜間經過二重疏洪道，看到五十九個籃球場燈火通明，滿是玩球的孩子，我有時會在暗處，搖下車窗欣賞。
最近有名的「藍綠拚場」（指朝野兩黨造勢晚會）就是在二重疏洪道，雖然不是為「拚場」而蓋，但是光停車位就有九千個，雙方儘管動員一千多輛遊覽車，但是空位還多得是！另外再開闢一條新運河，2004年5月可以完工，能想像在三重划龍舟嗎？長一．二公里，寬一百二十公尺的河面，是國際划艇友誼賽的標準規格。
雖然經費不足，但是我們變髒亂為美麗、化腐朽為神奇，從招商土地的解套，一直到現有土地的整理，我們一步步地來。像台灣八景之一的淡水，太陽在那兒不是下山而是「下海」，海面一片金黃，有兩首歌叫「金色淡水」及「淡水暮色」，就是形容淡水夕照真的漂亮，可說是海風徐徐、漁船點點、情侶對對。
當然，漁人碼頭過去並非這個樣子，而是經過這幾年的整建，改頭換面。它的對面是「淡水河的左岸」，很多文人雅士都居住於此，包括林懷民、蔣勳等等。以前他們的房子可能很漂亮，但是門口就是垃圾堆及違章建築，在我們的努力下，「八里左岸」現在已變成年輕人約會的流行去處。
台北縣不光是整理好山好水，物盡其用而已，而是將台北縣整個串連起來，從年頭到年尾辦地方文化活動。像野柳的一項特殊風俗，是當日清晨必定在保安宮拜過神明後，再由漁民抬著神轎跳入海中，接著再過火，我們透過這項特色的分享，帶動地方觀光，讓野柳的豐富內涵更廣為人知。
元宵節晚上，一個是熱鬧的鹽水蜂炮，而平溪放天燈是寧靜安祥的。在我擔任立法委員時，想去看放天燈，但是鄉間小路滿是車潮，請鄉長的弟弟騎機車載我，只能遠遠看到天燈昇空而已。我擔任縣長後，管制交通，以接駁公車搭載遊客，一批批去參觀。第一批讓友邦使節兩百人參觀；其次開放孤兒院的小朋友；第三批是殘胞，第四批是情侶；第五批是一般家庭民眾，兩百人一批，循序漸進地觀賞千燈並起的景致。
在台北縣不是光做硬體建設，也做軟體文化的串聯。平溪鄉人口只有六千人，且因為缺乏就業機會，青壯年人口幾乎外流殆盡。目前全台灣老年人口占8.4％，台北縣只有6.2％，平溪鄉則高達21％！而打從平溪天燈被成功的推廣後，放一晚的天燈已經不夠了，2003年從「天公生」正月初9放到正月15元宵節，九日內賣了三十萬個天燈。現在平溪鄉的老人幾乎天天在糊天燈，本省諺語「糊一冬，賣八天；賣八天，吃一冬」。
我是教師之子，我深深認為社會對孩子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當年我高中畢業要考大學，屏東沒有考場，高雄也沒有，我得到台南市應考；前一晚就得住在旅館，那就像古代進京趕考。三十年後，我擔任屏東縣長，居然還是沒有考場！我積極為屏東爭取到大學考場。後來我發現台北這個人口、考生都最多的大縣，竟然也沒有考場！考生大清早要過橋到台北市應考，而台北市考生可能還在夢鄉。
讀書讀得好壞是一回事，考區如此安排我就覺得不應該。於是我向教育部、大考中心爭取，他們說，「爭取這個又沒選票，」我告訴他們，「我是身受其害的人。」結果爭取到新莊國中、海山高中試辦。現在已經有九個考場了，可見過去多麼不公平。
過去台北縣民要消費，一定要過橋到台北市，台北如此大縣，為什麼不能在本地消費？徐旭東先生的遠東百貨公司在板橋停工多年，我讓他復工，現在已是顧客最多的百貨公司。2003年4月，他又興建了一棟地下四層，地上十三層的大賣場；第二期則是地下六層，地上三十三層。
徐董事長說，「遠東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投資，為什麼願意在2003年4月，如此不景氣的時候動工，是因為對台北縣府團隊有信心。」而今天，台北縣已經不只有一個遠東百貨。這不過是一個開始，未來還有無限可能。政府其實就是應該做讓所有百姓感受到、用得到、看得到的事，也是我多年來努力的地方。
我法律系的同學笑我得了「大頭病」，當時若非得「病」，轉向政界，早就有大房子、大車子，不用擔心選舉差一票就會落選，有人捐個5萬、10萬還要磕頭。我告訴他，人生的價值，要看從哪一方面切入。錢，對我來說，是要用的時候拿出來，小心鈔票別多付一張，這樣才叫「錢」。若只是一個數字，那就不過是銀行戶頭內，多一個零或少一個零，還需會計師來計算，那就不是錢而是數字了。
我雖然沒有他這樣的豪宅，但是我發覺他連巷口的垃圾都無法處理，我卻能為一個城市，建很多公園，讓大家享受；我雖然沒有加長型房車，但二重疏洪道一完工，立時增加九千個停車位。我理直氣壯，那同學也不禁佩服，我卻想，是否只是聊以自慰罷了？
爭公道、爭安全、爭將來
到今天我還記得，在屏東沿海的小漁村的堤防上，那是一個颱風剛走又回頭的清晨，全村的婦女與我一同在堤防邊，遠眺從海中逃回的小船。其中一艘又小又簡陋的船上，兩、三個男人，衣衫襤褸，老的老、小的小。因為破舊，又沒有先進的設備，不知道剛走的颱風會「回頭」；因為窮困，所以颱風剛過，就得要出海，只為一家老小的溫飽。
堤防是我任內爭取經費加長的，船只要進了堤防，命就撿回來了。而與我一道站在那兒的婦女，每當一艘船駛回來，一定有婦女嚎啕大哭，因為船上的人，可能是她的父親，也許是她的孩子，或者是她的丈夫，像逃出了鬼門關了……。直到現在，每當我閉上眼睛，腦海經常會浮現當時的畫面。
我只是覺得那天的清晨，在加長的防波堤上，我做對了事情。因為我爭取到了加長防波堤的經費，那天清晨挽救了不知多少家庭、人命。
雖然，他們是社會的最低層，他們不可能在選舉時捐錢給我，他們沒有影響力為我拉票，甚至投票日當天，他們也得出海掙錢，可我從不後悔，只要我有機會，在這個位置上，我依然會為他們爭公道、爭安全、爭將來。
現場提問
Q：淡水的夕陽真的很美，但淡水的廣告招牌令我難以忍受，這不光是台北縣的問題，廣告招牌若能拿掉，會更凸顯台灣美麗的自然風景，你是否想過解決？
A：我的白日夢是有朝一日將包括拆招牌的夢想，都一一實現。若有看過「大宅門」，就可以知道拆別人招牌有多難。但在台北縣已修好一百零七條路，招牌是標準化了。只要一過華江橋，看看文化路就可以知道。過去無法可管，但是現在已是於法有據，要再動它，可沒那麼簡單，但是要讓大家能進入規範，必須一步步來。
Q：你如此忙碌，人手又少，如何管理團隊使其發生如此大的效能？
A：讀報章雜誌，每有心得我一定筆記下來。我一張紙條記下交代的一件事，事辦完前，紙條不會丟掉，這是我自己的關卡。我說到做到，絕不會信口開河，所以我不會三令五申，永遠只有「一申」。我也一再要求同仁要「為成功找方法」，不可以「為失敗找理由」。台北縣政府是一體的，辦全運會時，有些縣市一定是只有教育局在辦，甚至只有體建課在辦。而我們是警察局指揮交通、交通局負責交通管理、工務局負責馬路、環保局負責垃圾清理等等，中間任何一點出差錯，就全盤搞砸，我們以團隊來挺住。把握好這幾個原則，就會有效率。有效率之後就要賞罰分明，「賞由下起，罰自上來」。
Q：在台北縣長任內施政上較大的挑戰為何？又是如何克服？縣長這一回與副總統寶座擦肩而過，未來生涯規劃又是如何？
A：其實當縣長遇到的問題，可以說是層出不窮。最大的問題其實是個「窮」。若是我有充裕的經費推動縣政，我不知道能多做多少事！
是否與副總統「擦肩而過」，是看的角度問題。關於副總統的候選人，我早說過「心知肚明」，但是大家半信半疑，反正是「政客的話」。現在應該知道蘇貞昌的話可信度很高。對於生涯規劃，我一向認為是「人在做，天在看」，生涯是難以規劃的。主觀是一回事，客觀又是一回事，主客觀之間千變萬化，也因為如此，我覺得人生有趣就是在此，就是一路「衝衝衝」，偶爾回頭就寫本書，前方的路如何？不知道！人生的劇本早已寫好，只是不能偷看。（裴凡強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