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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有CPEA,台灣有啥?

文 / 王鳳生    
200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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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有CPEA,台灣有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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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A啟動香港第三波經濟轉型

香港經濟發展曾經歷了兩次重大轉型:第一次是在1950年代,從轉口貿易港發展為以輕紡工業為主的出口加工業基地;第二次是在1970年代末期,由於製造業遷移大陸內地,為香港發展以房地產和金融業為主的服務業讓出了空間。目前,香港正處於第三次歷史性轉型的關鍵時刻,CEPA「更」提供香港飛躍的新動力,促使香港成為高增值服務活動的中心,一個「更」富有競爭力的國際大都會。

對於服務業占GDP比例高達86%的香港而言,等於在大陸市場上享有市場先占優勢;無疑地,此舉為低迷的香港經濟注入了一劑強心針,更為因基本法而喪失民心的港府,起了收買民心的作用。此外,澳門亦在2003年10月17日與大陸正式簽署「中澳CEPA」,大陸藉由與港、澳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使得政治布局的「一國兩制」,仍有一個統戰展示平台。

香港做為典型的自由港經濟,轉口貿易在經濟活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香港經濟的外向型特徵非常明顯,當全球景氣波動,常會大受影響;當全球經濟陷入低迷之際,香港經濟勢必得從中國大陸內地的經濟中尋求動力。

香港不僅是中國內地商品進出全球的窗口,包括海峽兩岸雙邊貿易和台商赴大陸投資大都也是通過香港進行中轉;但由於中國大陸已經加入了WTO,今後香港的中轉作用將逐步減弱。從海峽兩岸雙邊貿易發展前景看,入世後,迫於WTO協定的規範要求,在不考慮兩岸政治意識型態的對立下,兩岸三通的進程必然會加快,定點直航的範圍將逐步擴大,並可能由現在的廈門與高雄間的定點直航,擴大到深圳、廣州、上海等與台灣有關港口的定點直航。由於兩岸直接貿易將比通過香港中轉,節省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成本,今後通過香港中轉的兩岸貿易必然將呈現下降趨勢。

長期以來,香港做為外資對大陸投資的跳板,很自然地形成了聞名於世的金融中心。但令港府憂心的是,近年來香港的境外融資能力明顯下降,國際化色彩亦相對減弱,在新加坡的強力競爭下,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勢必要尋求新的發展契機。

香港經濟的第三次轉型,正好與大陸內地加入世貿的契機相輔相成,其中既蘊涵空前的挑戰,也意味著巨大的機會。因為「更緊密經貿關係」架構下所關注和輔助的重點,正是香港第三次經濟轉型中,最希望能獲得的發展空間,「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才凸顯出其對香港經濟轉型的推動力。

CEPA的戰略作用不僅止於經濟層面

事實上,CEPA對中國大陸而言,其政治與經濟戰略的目標不僅只是協助香港的經濟不致衰退而已;東亞各國基本上一直密切注意大陸如何因應全球化及入世後的挑戰,原因在於中國大陸已成為東協各國重要出口市場。2002年,亞洲各國對大陸的出口量,除日本外,共占大陸進口總量的36%,其中台灣占11%、南韓10%、香港4%,整個東協9%,而美國、歐洲分別僅占10%與14%。

無疑地,各國間歷史文化關係、地理條件、政治或經濟上的共同利益,以及區域國家間經貿活動相對分量的共同相關性或價值的一致性,是構成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條件;但真正促進整合的,則是各國對整合所創造的價值與價值分配的認知與期望。CEPA的上路,使未來香港與澳門將一體適用大陸與東協國家共組自由貿易區,所達成的協議內容,這正是大陸對東亞各國的一項宣示。無疑地,大陸此一戰略布局等於占據了亞太地區經貿整合的主導地位,以加速自身的經濟發展,並壓縮台灣經貿活動的空間,取得未來兩岸進行政治談判前經貿談判的發球權,台灣的經濟將由不得台灣做主。

台灣在全球競爭與區域整合的戰略抉擇

當大陸以境內大都市為區塊中心的經濟發展趨勢隱然成形之際,台灣仍是依循著競爭性國家理論的思惟,對整合程度日益加深的全球市場環境進行緩慢反應與逐步調適。台灣的經濟戰略思惟似乎仍冀望藉由全球化的趨勢力量,降低中國大陸的「磁吸效應」;汲汲營營於國際化的競逐,企圖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下,占有一席之地;並以發展知識經濟做為主要的戰術工具,來帶動第二波經濟發展。如此看來,台灣仍陶醉於「世界經濟論壇」(WEF)公布的競爭力排名,以及「招商」有成而沾沾自喜,也就不足為奇了。

務實而論,全球競爭與區域整合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兩大主軸後,主要貿易國家致力於整合區域資源,提高生產效率創造「國富」;反觀台灣面臨緩步衰退之際,在區域整合的路線作為如僅是「參與」區域經濟會議,而不圖在經濟戰略思考採取更積極主動的開放政策,結合區域內的其他經濟體,極可能被此股以大陸為亞洲經貿樞紐的趨勢邊陲化,遭日益強大的區域整合力量所吞噬。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副校長、中華亞太經濟與管理學會理事長;專欄言論不代表本刊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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