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為何發展出「軍工複合體」這樣的奇特組織？尤其，又以美國擁有最龐大完整的軍工複合體，前總統艾森豪甚至稱它為「怪獸」。究竟，從過去到未來，這些組織如何影響我們？
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大肆轟炸烏國境內重要設施，企圖在短時間內，以閃電戰逼屈烏克蘭投降，然事與願違，至本刊截稿前，俄羅斯仍無法順利宣稱勝利，反遭到西方國家、企業諸多制裁，意外曝光的後勤調度，更拙劣到讓外界懷疑俄羅斯是否只是隻紙老虎？
戰事之外，「軍工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成為了另一個討論焦點，外界好奇它們的角色，以及如何影響各國的國防政策，同時，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其他國家存有類似軍工複合體的組織嗎？
所謂「軍工複合體」，指的是國家軍事單位、軍工企業、國會，以及國防研究機構之間共生關係的通稱，這個龐大的利益團體，完全是資本主義與國家力量緊密結合的產物，它們各自透過遊說（lobbying）深入國會、軍方、國防企業等，影響極其深遠。
軍工複合體發展到今，深深影響美國政府決策及社會。一方面，是其已滲透到民眾日常生活，另外，隨其迅速發展，各國國防產業經濟的運行，仍需依附於私人企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時倉促決定參戰的美國境內，只有少數軍種所屬的軍工企業，產能遠不敷戰事所需，美國才開始大舉動員民營產業部門生產軍需產品。從此，軍工生產和民營產業的結構性連結確立，民營產業介入軍需生產和後勤動員，成為「軍工複合體」的雛形。
一戰結束，美國迅速斷定，沒有必要維持大規模常備武力，戰爭期間一度需求暴增的軍工生產也迅速消退，同時，孤立主義主宰了當時美國20、30年代的政治氣氛，一戰中參與軍工的民營企業，成為公眾輿論普遍指責的對象，針對軍火商的陰謀論盛行一時。
軍工複合體被斥責為了利潤，利用手段，將美國推入一場不必要的戰爭，當時的輿論擔憂，有個巨大隱祕的力量，在操弄美國的內外政策。
1934年秋至1936年初，美國國會成立調查軍火工業的專門委員會，結論認為，政府和民營部門之間、軍事部門和民用部門之間的固有界限已被侵蝕，對美國是不祥之兆，更直指把美國推入一戰的，便是軍火商和銀行家牟取利益的動機，而非國家利益和國際道義。
20世紀5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在知名《告別演說》中，諄諄告誡美國民眾必須警惕「軍工複合體」這頭「怪獸」，為美國及世界所帶來的危害。
「旋轉門」出任政府要職
然而，時光荏苒，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不但沒有受到限制，反而操縱美歐國家的政治、外交、軍事和軍事戰略更深。
美國軍工複合體的影響力，主要集中體現於下列方面：首先，各國軍隊提出先進武器的需求時，都必須經過國防部提案購買，再向國會要求撥款，加上許多先進武器，由國防科研機構研發，因此，前述諸多部門，組織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網絡，互相支援。
其次，不管是國防企業，還是科研機構，軍工複合體向國會申請大量撥款時，需要聘雇相關人員，國防單位退休人員，便成為軍工複合體的延攬對象，這些退休人員與國防部的關係特別密切，不少人更是原本國防單位的要員，讓這些卸任的重要官員參與過程，可為企業和研究部門帶來更多方便。
再者，為了從國會得到更多撥款，國防企業和國防研究機構通常要展開遊說，加強對國會議員的影響力，這些國會議員不僅從國防企業及研究機構得到大量好處，有時還必須為軍事基地、國防科研部門、企業，爭取大量就業機會，以獲得選票，所以，國會議員們也願意費心為選區內的國防企業、研究機構向國會爭取預算。
最後，軍工複合體可透過安插人事，達到控制國防政策的目標，諸如，國防企業領導人被安排到國防部重要部門，或是國防部退休人員安排到國防企業擔任要職。
在政府和軍隊與產業界的強化關係中，除了合約，還有複雜的公關活動，和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絡。軍工複合體向五角大廈提交某項新武器計畫之前，會先對關鍵職位的國會議員遊說，產生了受關注的現象：「旋轉門」（Revolving Door）。1969年，美國聯邦參議院的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發現，曾與國防部欽定合約的100家企業，聘雇逾2千名退役上校以上的軍官，進行遊說。
更甚者，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總經理威爾遜（Charles Erwin Wilson）和福特汽車公司（Ford）總經理麥納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分別在艾森豪時期和甘迺迪時期成為國防部長，是最經典的兩個例子。
美國前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則是自老布希政府卸任國防部長職位後，出馬擔任國防企業哈利伯頓公司（Halliburton）高層職位，此種人事往來的雙向流動，促使國防企業透過各種關係，直接參與美歐主要國家的國防政策制定。
國防企業代表不避諱的直接進入國家權力機關，在國防政策中為集團謀求利益，軍工複合體擅長利用各種途徑，左右美歐國家政府的安全決策不言而喻。
軍工複合體獲近半國防預算
2021年9月13日，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學者哈通（William D. Hartung）發表一份對「911恐攻」後20年來，美國軍費開支的研究報告。
在這份題為《戰爭利潤：五角大廈後911軍費飆升伴隨的企業受益》（Profits of War: Corporate Beneficiaries of the Post-9/11 Pentagon Spending Surge）報告中，哈通發現自2001年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以來，國防預算屢創新高，總計逾14兆美元（約新台幣395兆600億元），其中，近一半預算流向美國軍工企業。
包括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波音公司（The Boeing Company）和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這五大美國軍工巨頭，在過去20年內就獲得美國國防部1／3的軍火合約，從國會拿到的撥款總額超過2兆美元（約新台幣56兆4400億元）。
證諸南韓2020年的GDP為1兆6300億美元（約新台幣46兆元），俄羅斯同年的GDP為1兆5000億美元（約新台幣42兆3300億元），就可知道這些軍工企業取得的國防預算金額多麼可觀。
此外，這份報告還披露美國軍工集團斥巨資遊說美國政要，要求擴大戰爭投資，根據報告中的數據，軍火商過去20年花在遊說的費用就高達25億美元（約新台幣705億4700萬元）。
據美國國會戰時承包委員會（Commission on Wartime Contracting）估算，自2001～2011年，美國軍工企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的虛擲公帑，金額竟高達310億美元（約新台幣8747億8100萬元）至600億美元（約新台幣1兆6931億2500萬元）之譜。
避權力失衡，監督機制不可少
目前的美國軍工複合體透過國會決策與利益輸送的關係運作，耗費美國鉅額財力，已足以左右美國國會，艾森豪60年前的提醒，不幸一語中的。
但難道，輿論對軍工複合體這樣的巨獸，沒有任何意見嗎？
時序倒轉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與經濟體系間，建立了結構性連結及共生關係，憑藉二戰中的巨大軍工需求，美國經濟擺脫大蕭條，重新繁榮起來，美國輿論氛圍也因此轉彎，戰前對軍火商的指責、恐懼，似乎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還使美國民營軍工產業在海內外贏得「民主兵工廠」的美譽，更因冷戰揭開序幕而進一步強化，在與蘇聯進行如火如荼的軍備競賽中，美國民營軍工產業進入史上最長的黃金時期至今。
另外，美國國家實驗室、智庫，也時常參與軍事技術項目的研究，與涉及軍工利益的國會議員、代表軍工產業利益的遊說團體，加上美國大學中各研究機構的學者，組成更龐雜的「軍工學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y Academic Complex）。
總之，不論是二戰後、冷戰、韓戰與越戰，甚或在冷戰後，從總體上看，軍工複合體已深嵌入美國開放的、多元的社會經濟體系當中，美國聯邦國會和其他監察機構進行多次相關調查，同時受美國社會的監督制衡，目前仍不致造成美國社會權力結構嚴重失衡，以及社會經濟的過度軍事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