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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養成的怪獸,影響力擴大到國防之外!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大到不能倒?

文 / 簡嘉宏    
2022-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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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養成的怪獸,影響力擴大到國防之外!美國的軍工複合體大到不能倒?
圖/美國的軍工複合體除了影響國防,並已成為社會中必要的存在。達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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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為何發展出「軍工複合體」這樣的奇特組織?尤其,又以美國擁有最龐大完整的軍工複合體,前總統艾森豪甚至稱它為「怪獸」。究竟,從過去到未來,這些組織如何影響我們?

2月24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大肆轟炸烏國境內重要設施,企圖在短時間內,以閃電戰逼屈烏克蘭投降,然事與願違,至本刊截稿前,俄羅斯仍無法順利宣稱勝利,反遭到西方國家、企業諸多制裁,意外曝光的後勤調度,更拙劣到讓外界懷疑俄羅斯是否只是隻紙老虎?

戰事之外,「軍工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ial Complex)成為了另一個討論焦點,外界好奇它們的角色,以及如何影響各國的國防政策,同時,除了美國之外,還有其他國家存有類似軍工複合體的組織嗎?

所謂「軍工複合體」,指的是國家軍事單位、軍工企業、國會,以及國防研究機構之間共生關係的通稱,這個龐大的利益團體,完全是資本主義與國家力量緊密結合的產物,它們各自透過遊說(lobbying)深入國會、軍方、國防企業等,影響極其深遠。

軍工複合體發展到今,深深影響美國政府決策及社會。一方面,是其已滲透到民眾日常生活,另外,隨其迅速發展,各國國防產業經濟的運行,仍需依附於私人企業。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時倉促決定參戰的美國境內,只有少數軍種所屬的軍工企業,產能遠不敷戰事所需,美國才開始大舉動員民營產業部門生產軍需產品。從此,軍工生產和民營產業的結構性連結確立,民營產業介入軍需生產和後勤動員,成為「軍工複合體」的雛形。

一戰結束,美國迅速斷定,沒有必要維持大規模常備武力,戰爭期間一度需求暴增的軍工生產也迅速消退,同時,孤立主義主宰了當時美國20、30年代的政治氣氛,一戰中參與軍工的民營企業,成為公眾輿論普遍指責的對象,針對軍火商的陰謀論盛行一時。

軍工複合體被斥責為了利潤,利用手段,將美國推入一場不必要的戰爭,當時的輿論擔憂,有個巨大隱祕的力量,在操弄美國的內外政策。

1934年秋至1936年初,美國國會成立調查軍火工業的專門委員會,結論認為,政府和民營部門之間、軍事部門和民用部門之間的固有界限已被侵蝕,對美國是不祥之兆,更直指把美國推入一戰的,便是軍火商和銀行家牟取利益的動機,而非國家利益和國際道義。

20世紀50年代,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在知名《告別演說》中,諄諄告誡美國民眾必須警惕「軍工複合體」這頭「怪獸」,為美國及世界所帶來的危害。

「旋轉門」出任政府要職

然而,時光荏苒,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不但沒有受到限制,反而操縱美歐國家的政治、外交、軍事和軍事戰略更深。

美國軍工複合體的影響力,主要集中體現於下列方面:首先,各國軍隊提出先進武器的需求時,都必須經過國防部提案購買,再向國會要求撥款,加上許多先進武器,由國防科研機構研發,因此,前述諸多部門,組織成一個密不可分的網絡,互相支援。

其次,不管是國防企業,還是科研機構,軍工複合體向國會申請大量撥款時,需要聘雇相關人員,國防單位退休人員,便成為軍工複合體的延攬對象,這些退休人員與國防部的關係特別密切,不少人更是原本國防單位的要員,讓這些卸任的重要官員參與過程,可為企業和研究部門帶來更多方便。

再者,為了從國會得到更多撥款,國防企業和國防研究機構通常要展開遊說,加強對國會議員的影響力,這些國會議員不僅從國防企業及研究機構得到大量好處,有時還必須為軍事基地、國防科研部門、企業,爭取大量就業機會,以獲得選票,所以,國會議員們也願意費心為選區內的國防企業、研究機構向國會爭取預算。

最後,軍工複合體可透過安插人事,達到控制國防政策的目標,諸如,國防企業領導人被安排到國防部重要部門,或是國防部退休人員安排到國防企業擔任要職。

在政府和軍隊與產業界的強化關係中,除了合約,還有複雜的公關活動,和非正式的人際關係網絡。軍工複合體向五角大廈提交某項新武器計畫之前,會先對關鍵職位的國會議員遊說,產生了受關注的現象:「旋轉門」(Revolving Door)。1969年,美國聯邦參議院的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發現,曾與國防部欽定合約的100家企業,聘雇逾2千名退役上校以上的軍官,進行遊說。

更甚者,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總經理威爾遜(Charles Erwin Wilson)和福特汽車公司(Ford)總經理麥納馬拉(Robert Strange McNamara),分別在艾森豪時期和甘迺迪時期成為國防部長,是最經典的兩個例子。

美國前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則是自老布希政府卸任國防部長職位後,出馬擔任國防企業哈利伯頓公司(Halliburton)高層職位,此種人事往來的雙向流動,促使國防企業透過各種關係,直接參與美歐主要國家的國防政策制定。

美國前副總統錢尼,是卸任官員利用旋轉門再度發揮影響力的知名案例。達志圖/美國前副總統錢尼,是卸任官員利用旋轉門再度發揮影響力的知名案例。達志

國防企業代表不避諱的直接進入國家權力機關,在國防政策中為集團謀求利益,軍工複合體擅長利用各種途徑,左右美歐國家政府的安全決策不言而喻。

軍工複合體獲近半國防預算

2021年9月13日,美國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學者哈通(William D. Hartung)發表一份對「911恐攻」後20年來,美國軍費開支的研究報告。

在這份題為《戰爭利潤:五角大廈後911軍費飆升伴隨的企業受益》(Profits of War: Corporate Beneficiaries of the Post-9/11 Pentagon Spending Surge)報告中,哈通發現自2001年美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以來,國防預算屢創新高,總計逾14兆美元(約新台幣395兆600億元),其中,近一半預算流向美國軍工企業。

包括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雷神公司(Raytheon Company)、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波音公司(The Boeing Company)和諾斯洛普.格魯曼公司(Northrop Grumman)這五大美國軍工巨頭,在過去20年內就獲得美國國防部1/3的軍火合約,從國會拿到的撥款總額超過2兆美元(約新台幣56兆4400億元)。

證諸南韓2020年的GDP為1兆6300億美元(約新台幣46兆元),俄羅斯同年的GDP為1兆5000億美元(約新台幣42兆3300億元),就可知道這些軍工企業取得的國防預算金額多麼可觀。

此外,這份報告還披露美國軍工集團斥巨資遊說美國政要,要求擴大戰爭投資,根據報告中的數據,軍火商過去20年花在遊說的費用就高達25億美元(約新台幣705億4700萬元)。

據美國國會戰時承包委員會(Commission on Wartime Contracting)估算,自2001~2011年,美國軍工企業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的虛擲公帑,金額竟高達310億美元(約新台幣8747億8100萬元)至600億美元(約新台幣1兆6931億2500萬元)之譜。

避權力失衡,監督機制不可少

目前的美國軍工複合體透過國會決策與利益輸送的關係運作,耗費美國鉅額財力,已足以左右美國國會,艾森豪60年前的提醒,不幸一語中的。

但難道,輿論對軍工複合體這樣的巨獸,沒有任何意見嗎?

時序倒轉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美國龐大的戰爭機器與經濟體系間,建立了結構性連結及共生關係,憑藉二戰中的巨大軍工需求,美國經濟擺脫大蕭條,重新繁榮起來,美國輿論氛圍也因此轉彎,戰前對軍火商的指責、恐懼,似乎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還使美國民營軍工產業在海內外贏得「民主兵工廠」的美譽,更因冷戰揭開序幕而進一步強化,在與蘇聯進行如火如荼的軍備競賽中,美國民營軍工產業進入史上最長的黃金時期至今。

另外,美國國家實驗室、智庫,也時常參與軍事技術項目的研究,與涉及軍工利益的國會議員、代表軍工產業利益的遊說團體,加上美國大學中各研究機構的學者,組成更龐雜的「軍工學複合體」(Military Industry Academic Complex)。

總之,不論是二戰後、冷戰、韓戰與越戰,甚或在冷戰後,從總體上看,軍工複合體已深嵌入美國開放的、多元的社會經濟體系當中,美國聯邦國會和其他監察機構進行多次相關調查,同時受美國社會的監督制衡,目前仍不致造成美國社會權力結構嚴重失衡,以及社會經濟的過度軍事化。

二戰美國美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