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對中國人而言，不僅是政治上的分水嶺，也是文化上的三岔口。從那一年起，中國文化在海峽兩岸進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龐大實驗。
在台灣，中國文化在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的基礎上，敞開大門，接受了共產主義以外的各種西方思潮洗禮，形成一種混合的文化。
一片文化反思熱
在大陸，共產黨藉「反帝」為名，清除了所有的外來影響，並且關緊大門，單單留下馬克思主義，與固有文化翻騰攪和，形成另外一種混合的文化。
經過四十年的實驗，大陸的知識分子對這樣的文化產生了極大的懷疑。近兩年，他們從上到下，一片「文化反思熱」，企圖從文化中，找出貧窮、落後與長期動亂的根源。
這股熱潮，在相當程度上讓人有「回到從前」之感。他們重提「五四」時代「民主、科學」的口號，再度就全盤西化(他們稱之為「全方位開放」)或發揚國粹、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些老問題，展開熱烈辯論。
他們自己也覺得像是「走來走去，走回了六十九年前的起點」。詩人兼評論家邵燕祥發現：「現在回過頭來看一九一九年魯迅寫的「阿Q正傳」和其他一些小說，那些大半個世紀以前的情節，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
這一個大圈子是怎麼兜的？大陸上的高級知識分子有相當一致的說法。歸納起來可以這麼開始：「「五四」既為新文化運動，本來應該是一種啟蒙運動，要喚醒民眾認識科學與民主的重要。」
但是「五四」時代，國家正面臨存亡關頭。本來應該繼續做啟蒙工作的知識分子，很多卻去做救亡工作了，啟蒙運動因此沒有認真開展。而救亡運動又引發長期戰爭，「一直打到一九四九年，現在也還沒完。」
知識分子有負罪感
四九年以後，大陸的文化發展歷經長期曲折。傳統思想繼續存在，但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來了。這種外來思想強加在中國人頭上，「它如果是活的東西，或許對我們有益。但不然，它成了僵死的教條，使得社會進步非常緩慢。」
馬克思主義是怎樣讓中國知識分子接納的？北大哲學系教授湯一介的看法是：兩者的連接點在於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知識分子都以「改造世界」為己任。中國的知識分子素來使命感強，從孔子開始，就是周遊列國，要把理想付諸實現。
而在中國備受列強欺凌的當時，共產黨的「反帝」也確實讓不少知識分子感到「痛快」。「似乎他們一直想做而沒有做到的，共產黨做到了。」湯一介描述他們那時的心情：「知識分子因此有種負罪感，共產黨要他們幹什麼就幹什麼，要他們批判誰就批判誰。」
中共用馬克思主義批判中國舊文化，但那種批判過於簡單，因此只能破壞一些表面的東西，深層結構全未觸及。反而是在一九四九年到五七年間，實施「全盤蘇化」的結果，蘇聯的極權專制制度，更加深了原有的封建專制觀念，科學、民主的思想始終沒有發展起來。
到了文革時期，說是破「舊」，其實是拿舊文化中壞的一面，破壞了其中好的一面。那十年間，是「封建主義的全面復辟」，個人崇拜達到極點，天安門廣場上每天有群眾朝拜，「與兩、三千年前封建社會中百獸率舞、山呼萬歲的情形殊無二致。」
在思想文化領域上，「四人幫」大興文字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也與封建時代全無法治的文化專制一般無二。反民主、反人道成了常態。
痛定思痛、開始反省
最可怕的是當時很少人覺悟到這種種現象的不合理，整個社會陷入一種瘋狂的狀態，「只有今天伊朗人對何梅尼的瘋狂稍可比擬。」連知識界、領導層，甚至已經受到迫害的人也不可自拔。作家巴金後來回憶：「文革時我相信自己有罪。」
隨著文革的結束，林彪、周恩來、毛澤東的相繼死亡，以及「四人幫」的倒台，人們才逐漸掙脫思想上的符咒，察覺一九五七年以來，歷次政治運動對民族與文化的研傷。痛定思痛，他們開始反省：「我們怎麼會容許這麼大的一場災難發生？」 有人主張作「全民族的纖悔」。因為有的人是根本沒意識到毛澤東及共產黨的種種作為是錯誤的、會造成災難的；有的人雖然逐漸、模糊地意識到，但是沒有採取有效的抵制行動。「封建思想毒素真是深入人心哪！」他們說。
他們仍然不敢非議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只能從中國文化中去找答案。
「傳統中國文化最缺少的就是「五四」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學精神。」湯一介說：「不僅缺少，而且妨礙其發展。」因為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是混沌的、整體觀的，不能用分析、解剖的科學方法來認清、論證問題。這種說法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圈中，似乎已經取得相當的認同。
檢討文化的深層結構
一九七八年開始的有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辯論，在思想文化上也很有意義，「從領導層到企業工作人員，從此都回到比較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上來。」
其實這種轉變也是與「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相呼應的。中共的領導人終於發現大陸不僅生產落後，其他方面也同樣落後，知道不能再閉關自守，開始努力「現代化」。這一來，中共反了幾十年的「帝國主義」西方文化，便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而衝進來了。
因此，中國文化在大陸上，正面臨雙重的挑戰：一方面是長期否定傳統文化之後，產生的質疑和再省察；一方面是共產主義以外，西方文化的衝擊。這種情況確實類似七十年前舊中國的處境。
「五四」的精神是反傳統，目標是民主、科學。今天大陸的「文化反思熱」也是在反傳統(「傳統文化中有許多糟粕！」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目標也是民主、科學，外加「商品經濟」。所不同的是：「胡適反傳統只反掉了小腳、辮子、八股文等。現在反傳統，是要反到深層結構去。」
什麼是深層結構？最主要是指中國人的政治權威主義、順民心態和缺乏法治觀念。從前毛澤東隨便說一句話就是「聖旨」，今天鄧小平的意見也仍然是「最高指示」。每一個單位主管，似乎都比屬下來得聰明睿智，「一個人說了算」。
比台灣思潮晚二十年
電視新聞裡，充滿了「首長視察訓話，群眾列隊鼓掌」的鏡頭。火車站內，年輕的武裝警察一邊呵斥、一邊踢打蹲在牆邊的旅客。音樂會上，第一排的座位全部空下來，保留給從頭到尾沒有出現的「領導同志」坐。
每一個稍有權力的人都神氣活現，而其他的人視為理所當然。「事實上，他們只要能夠掌握一點點權力，自己也同樣會這麼做。」一位學者很輕易地從古書上找到根據：「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黎民蒼生何須以禮待之？法律規範又豈是為幹部所設？
他也承認這是「整個社會文化素質、道德素質的下降」。那樣的中國，讓台灣去的中國人感到既熟悉，又陌生。
「政治的權威主義在兩岸相似，」今年五月從台灣回大陸探親的思想史學者韋政通看到：「雙方制度雖不同，由傳統轉變到現代的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卻非常相似。」官僚習氣、特權橫行，到處要走後門、攀關係，「這是中國官場的老毛病，台灣也有，大陸更嚴重就是了。」
不同的是台灣也許因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響，比較上做事講效率、待人有分際。而在大陸，「效率」與「禮貌」都是最難見到的。
大陸上的年輕一代流行看存在主義、佛洛依德、尼采、叔本華的書。不必驚訝他們比台灣的思潮晚了二十年，那是因為他們近年才有讀到這些書的機會。越年輕的人越傾向於主張「全盤西化」，而且對傳統文化知道的越少。
有人形容他們是「開始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一代。今年初，上海發行的「世界經濟導報」公布一些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大陸的國民經濟指數與社會發展指數，都是與非洲的索馬利亞、坦尚尼亞等國並肩落後的。這事在知識分子當中造成震撼 他們以前都不知道！
僵化的標準答案
所謂文化界、思想界的菁英，多數仍然是在一個極其封閉而難以突破的繭內論道。他們讀同樣的幾種內容單薄的報紙和雜誌，看有限的書，難得與外界接觸。從南到北，他們對當前問題的見解幾乎是一致的。
天津的一位大學講師想要瞭解中國大陸為什麼至今不能實現民主，他去找了一些政治學、社會學的書來看，得到的答案是：「小農經濟體系造成的順民心態」。他覺得豁然貫通，從此不再煩惱。
他可能不知道，這是一個「標準答案」，就像認定文革大災難的形成，是中國文化的弱點所致一樣，已經成為「統一說法」了。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結合，有功，是共產主義的；有過，則推給中國文化。這一點，是大陸知識分子無法批判的。
不過，中國文化容忍了共產主義這麼多年，而且有素質日益低落的現象，確實是到了需要檢討和創新的時候了。困難在於大陸上僵化的文化教育模式行之多年，一時不易改變，而若想適應今後世界的競爭局面，年輕一代的知識結構與心理狀態都必須大幅調整。
前途多艱，啟蒙的任務尤其重要。湯一介主持的「中國文化書院」和金觀濤主編的「走向未來」叢書，都是在鼓吹現代化的觀念卻也都廣受歡迎。金觀濤認為，這說明「對文化的關切是全民族的事」。
「文化的改革需要我們的性，要能承受可能的干擾和折磨。」邵燕祥含蓄地說：「我們至少要從「五四」前進，絕不能從「五四」後退。」
探訪病中的梁漱溟
當代著名學者、思想家梁漱淚已經高齡九十五，本來身體尚稱健朗。今年四月二十五日，他因腎功能不好，赴醫作例行檢查，醫生卻要求他住院療養，他就此入院。五月十七日，我在北平協和醫院外賓病房三樓見到了他。
他躺在病床上，看來清瞿而疲乏，右眼緊閉，左眼微睜。他的兒子梁培寬在他耳邊大聲告訴他，我是從台灣來的，他的左眼一睜又閉，雙手在被單覆蓋下，有些顫抖。過了一會兒，他轉過臉來，示意梁培寬附耳過去，斷續說出：
「台灣，鄭彥棻與我相熟……還有張群……李濮生……他在美國……胡秋原……」
我告訴他，台灣有許多人讀過他的書，問他願不願意對台灣青年說幾句話。他遲疑片刻，困難地說：
「要注意中國傳統文化……要讀我的「中國文化要義」。」
我再問他，對中國的未來有什麼期望。這次他回答得比較快：
「要適應世界潮流。」
其他的，他就閉目不語了。
梁大師一八九三年生，一九一八到一九三四年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要義」是他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著作。
四十年來，他對中國文化的信心始終不移。政治上，他曾經對中共抱著極大的熱望，但是在一九五三年九月的一次「政協常會」中，因對毛澤東的若干政策提出不同意見，當眾與毛衝突，弄得很不愉快。此後他便「閉門思過」，不再參與任何活動，倒也因而避過了「反右」、「文革」的鋒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