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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兩個農村兩個世界

李慧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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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菊

1988-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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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長江頭‧君住長江尾-兩個農村兩個世界
 

本文出自 1988 / 7月號雜誌 第025期遠見雜誌

八億農民的夢土

在江蘇省武進縣丫河村不遠的北邊,長江靜靜地流過;放眼望去,村子裡盡是一片片蔥綠,暮春時節,小麥差不多可以收割了。這裡正是江南之地,也是富庶的代名詞。只是富庶的種籽,卻不再根生於豐收的水稻或麥子,現在靠的卻是轟隆隆的工業。

工業是唯一出路

丫河村有一千四百多人,其中就有五六0人散在村子僅有的四個工廠裡。「除了小孩跟老人,全都在這裡工作,」丫河村四個廠(從早期生產褲頭帶發展到小型發電機、燈具、塑膠製品及通訊設備)的總廠長馮漢榮說:「靠農業弗得辦法,工業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早在民國初年,關心中國前途的學者,如晏陽初、梁漱溟,都曾經指出,中國農村要富裕,必須靠副業,依賴農產品是不成事的。

丫河村的村營企業(集體企業)的發展模式,正是鄧小平、陳雲等人經濟改革策略--鄉鎮企業的化身,也是改革過程中聞名的「蘇南模式」。

在小麥田包圍下,四個廠集中在三個長條型的房子裡,看起來一點沒有工廠的味道,屋頂是斜背式、用瓦片,倒像台灣過去的眷村或長輩回憶裡的三重埔黑手工作場。廠房裡也看不出什麼生產線,有的廠東一堆機器,西一堆機器,有的廠看不見人,有的廠還有婦人奶著她的孩子。

他們擁有的「技術」,純然是簡單加工,完全依賴勞力。在有機廠內,工人用剪刀剪塑膠布、用小掃把塗漿糊;能源廠測試發電機的設備,是一塊裝了兩個電燈泡的大木板,魚缸產品則是透明膠盆上加裝一組小電燈。

以台灣的經驗,很難想像這樣的規模,需要五百多個工人一天三班制地生產;一年的產值可以達到三百五十萬左右人民幣的業績(合官價兩千八百萬台幣),利潤有一成之多,而且過去幾年都能以三五%速度成長。

這種「創收」(創造收入)的好處,在有機廠潘偉敏廠長的家裡,具體表現出來。

跟絕大多數農民一樣,潘偉敏五年前只希望能把一層樓的房子改建為二層,這輩子就等於任務完成。但在一年半內,他花了三萬六千人民幣,不但房子蓋了二樓,外加最現代的裝潢--磁磚地面、木質牆、膠皮沙發,他還想在明年初將二樓全部裝上空調。他已經是中共第一波下放企業自主權政策下的受益者。

萬元戶已不稀奇

「萬元戶在這裡早已經不稀奇了,現在隨隨便便蓋一間房子都要一萬元。」潘偉敏說,他一年可以從五畝田賺到一千人民幣;更大的收入來源,當然是工廠,只要達成計畫,年薪一萬。當然,如果達不到利潤目標,也要按相同比例減薪。

不僅是對經營者,即使對工人而言,工廠的收入,更是改善生活的依恃。這裡的工人半年拿一次薪水,一年可以拿到一千五到兩千人民幣。

於是工資和農業收入,就如同秒針跟分針賽跑,對家庭的重要性孰輕孰重,不言可喻。如果一家子有兩個人在工廠,等於他們生活的前進速度,可以比以前快兩倍。「以前是愈窮愈光榮,現在大家都求生活舒暢一點。」潘偉敏說。

事實上,這正是一九七九年大陸經濟改革後,對農村極為重要的政策精神所在 就地發展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剩餘勞力,使他們「離土不離鄉」。一方面促進農村發展經濟,一方面避免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已經過度擁擠的都市。

根據統計,鄉鎮企業對大陸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農業。一九八六年,鄉鎮企業的總產值,已經超過所有農村,而光是江蘇一省,就占整個鄉鎮企業產值的六分之一。這種集千萬富貴於一身的情形,使江蘇省每人所得高人一等。

全國鄉鎮企業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八十人民幣,江蘇卻高達二五0元,而甘肅只有十六元。

不過跟五0年代台灣的做法不同的是,這裡鼓勵的鄉鎮企業,是集體擁有的,而非私營;丫河村的四個廠都是村辦企業,是以村的名義向銀行借貸,廠的所有權歸村民委員會所有。「農忙時節還要放幾天假,讓工人回去種田。」總廠長本人也經常下田耕作。

另外一個不同是,當年在台灣,為了發展輕工業,無論在資金、技術、物料來源都可在市場取得。但在大陸,一切都要靠村辦企業自己想辦法,所以當廠長的人,就必須「很有辦法」才行。

處處講「關係」

在處處講「關係」的地方,潘偉敏自認他可以做到今天的地步,是在軍中當過採購,人緣好、關係廣、又勤快,因此獲得別人的信任。

鄉鎮企業不但要包辦一切輸入(如買原料)、輸出(打市場),還要負責村裡八成的財政支出。丫河村的四個廠,每年盈餘的四成,要拿來造橋鋪路、改善校舍、蓋房子;其餘六成則用來再投資。如果有承包計畫外的超額盈餘,工人和廠長都有額外獎金。

「以前這裡很封閉,沒有寬的路,汽車進不來;現在好多了。」總廠長說,丫河村有小路通往連接縣府的大馬路,就是用賺來的錢修的。

反過來說,一個條件不好的鄉鎮,如果沒有能力辦企業,它的公共建設就得永遠落後。這正是大陸位居內陸地區,聲浪漸大的不平之鳴,他們覺得集中力量先發展東部,是不公平的。

揚棄平頭主義

然而沿海地區,擁有天時地利的人,可不這麼想。

武進在全大陸二千多個縣份中,生產水平排行第六。武進自古為江南要衝,北通南京,南達上海;又有長江、大運河,跟交錯的鐵公路,交通方便;太湖在南,土地肥沃,幅地廣大。發展潛力是誰也看得出來的。對於沿海、內地差距愈來愈大的趨勢,沿海「既得好處」者,在追求幸福的基本人性下,自然而然揚棄了平頭主義,追求對他們有利的競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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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總廠長的一席話,是這種心情最佳寫照。他說:「我們必須承認,如果要搞齊頭式平等,大家只有永遠窮下去,弗得辦法。內地就算等他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都還差得遠;兩邊的差距永遠不可能消失,現在不可能,將來也不可能。」

天府之國的例外

由成都往西北方向走三百華里,就可以到這個丘陵起伏的村子;雖然這裡還沾得上川西平原的邊,可是已經全然沒有天府之國富庶豐饒的影子了。

跟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四十年的時間,在這裡好像只少了一些,而不是多了什麼。

樹全部砍光了,投入大躍進煉鋼的火爐裡,原來道路兩旁的柏樹、桐樹一棵不剩,使村子的景象顯得殘敗。

蔬菜種類也少了。這個季節應該是四季豆、白蘿蔔的盛產季,但平地田裡只有稻,原來種麥子的梯田,也只剩下紅薯等雜糧。村子裡的人,似乎已經忘記過去吃泡菜、醃蘿蔔的日子,大部分人三餐都只用一種鹹菜下飯。

「種菜做啥?種稻實在點!」一個六十幾歲的農人說。

維持原狀四十年

追根究柢,是因為這裡的經濟活動,仍然停留在四十年前的狀況,沿海地區搞得熱鬧哄哄的鄉鎮企業、商品經濟,對這裡剛好吃得飽,沒有閒錢的人來說,是太遙遠了。

全大陸的物價都往上漲,只有這種發達不起來的村子,農產品的價格比那裡都低。米一斤只值八分錢(官價一毛二)、上等豬肉一斤一塊八人民幣(在廣東起碼五塊);蔬菜根本自給自足,沒有人買,自然沒有人賣。

由於糧價過於便宜,農人的收入自然也低。一畝田,一期收一千兩百斤,加上麥子的收入,一年也不過兩百元人民幣。

但在這個村子,有些人寧願把稻子留在自己的倉庫裡,一年交五、六十元人民幣的糧稅給官家,也不願把糧食讓公家收購,拿了錢出去做生意賺錢。這樣算起來,一年等於沒多少收入。

每天來電兩次

「我存了三倉子的糧,天乾地旱的時候吃。」一位姓蔡的農人說他實在餓怕了,儘管真的天乾地旱時,這些糧他是不是吃得到,會不會充公,他也沒把握。每天只要看到這些米,他就會情不自禁地微笑,覺得安慰。

蔡家人過的日子,也是這裡大部分人的生活。他們不穿鞋子,住的房子還是老祖宗在清朝時候蓋的,用石材做牆、做柱(這裡盛產青石),家裡不但沒有彩電、冰箱,連腳踏車也買不起。

一家人的穿著,還是文革時期的裝扮,男男女女都是深藍色、鬆垮垮的「毛裝」。每天電只來兩次:第一次是晚上六點(也只供電一、兩分鐘,馬上關掉),第二次是晚上十點(這時候其實已經沒什麼人需要電了)。

不只是缺電,公共設施的缺乏,不足,是財力薄弱的直接反映,甚至到了無法想像的程度。附近幾個村子(大約半個台北大),只有一所小學;沒有自來水,供應本村飲水的井,起碼已經用了一百年,水質污濁不堪。

跟蔡老先生一樣,這裡大部分的老人家並不以此為忤,反而都因為吃得飽,不再餓飯,而非常感謝「鄧小平同志」;但年輕人卻不見得願意就這樣過一輩子。

除非到成都、重慶等大都市,這裡附近沒有一家工廠,吸收農村勞力。根據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估算,大陸農村的剩餘勞力,在千萬到一億人之間,這個毫無工業發展的小村子,是其中之一。

像蔡家,一家之主生了七個孩子,才分到三畝地,一天只要幹活兩、三個鐘點,就都沒有事做了。老大還做點副業,學會打鐵,打點菜刀、鋤頭,到集子裡去賣。但為了打鐵,這個三十一歲的年輕人,光是挑煤、挑炭,就要走好幾十里路,打成的菜刀,一把才賣一塊多,賺不到幾毛錢。

想到外地謀發展,是少數敢冒險的年輕人的想法。如今全大陸的農村人口,通常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似的,流到江蘇、廣東、上海、北平。女的大半做女傭,在北平就有三十萬人(安徽、四川去的多)、上海也有二十萬人。男的就做都市本地人不願做的勞力工,像挖魚塘、造橋建碼頭等。

不嫌窮,不說苦

為了推銷農村剩餘勞力,大陸有些落後省分的「勞工處」、甚至書記、省長,都會親自出馬,到人力需求強旺的新興都市、省分(特別是廣東)去遊說,希望跟這些地方簽合同,包下他們所需的勞力。

但四川省卻較少主動出擊,完全靠個人單打獨鬥。

隔蔡家不遠的楊家有位十六歲的大姑娘,吵嚷著要到重慶去,不願死守這塊地方。她託了親戚,在重慶找人介紹到工作,得先繳兩千塊錢。她的叔叔硬不讓她去,怕遇上壞人,「這種事現在多啦,太危險,她堂姐就告訴我,那個介紹人根本是壞蛋。」

跟台灣農民木訥、樸實的性格一樣,這裡人不會說什麼苦,不會抱怨公共廁所髒得沒有一塊地方可以不踩在糞便上,不會嫌自己窮,不會抱怨沒出路。但是無聊、窒悶的氣氛卻在一些小動作上不自主的表露出來。

村裡的人沒有娛樂,常常往縣城跑,也沒事,也沒錢,就是沿著馬路走,瞧點新鮮;抽菸抽得非常兇,習慣是一枝沒抽完,下一枝已經放在耳朵上了。「十二歲以上的人都抽,」一個返鄉探親的老兵說,他買了一條洋菸回去,他那個十四歲的小姪子,當晚就偷了兩包去抽。

由於揹著天府之國的招牌,中共在考慮扶貧計畫時,總不會想到這個地方;交通不方便,資本匱乏,這裡先天發展輕工業的底子就薄;再加上五、六0年代,在全面備戰的氣氛下,四川成了重點發展的「內三線」,把重工業、國防工業從東都往這裡集中。

這個現象造成兩個對四川極大的傷害,一個是文革後期,這裡是全中國大陸武鬥最厲害的省,除了飛機、坦克車沒搬出來之外,工廠裡的槍械、大炮全動用上了,死傷無數;第二,就是重工業吸收了資源,無法運用發展民生工業,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大陸果真在公元二千年翻兩翻,這個村子能有什麼改善,真是不容易想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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