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億農民的夢土
在江蘇省武進縣丫河村不遠的北邊，長江靜靜地流過；放眼望去，村子裡盡是一片片蔥綠，暮春時節，小麥差不多可以收割了。這裡正是江南之地，也是富庶的代名詞。只是富庶的種籽，卻不再根生於豐收的水稻或麥子，現在靠的卻是轟隆隆的工業。
工業是唯一出路
丫河村有一千四百多人，其中就有五六０人散在村子僅有的四個工廠裡。「除了小孩跟老人，全都在這裡工作，」丫河村四個廠(從早期生產褲頭帶發展到小型發電機、燈具、塑膠製品及通訊設備)的總廠長馮漢榮說：「靠農業弗得辦法，工業是我們唯一的出路。」
早在民國初年，關心中國前途的學者，如晏陽初、梁漱溟，都曾經指出，中國農村要富裕，必須靠副業，依賴農產品是不成事的。
丫河村的村營企業(集體企業)的發展模式，正是鄧小平、陳雲等人經濟改革策略－－鄉鎮企業的化身，也是改革過程中聞名的「蘇南模式」。
在小麥田包圍下，四個廠集中在三個長條型的房子裡，看起來一點沒有工廠的味道，屋頂是斜背式、用瓦片，倒像台灣過去的眷村或長輩回憶裡的三重埔黑手工作場。廠房裡也看不出什麼生產線，有的廠東一堆機器，西一堆機器，有的廠看不見人，有的廠還有婦人奶著她的孩子。
他們擁有的「技術」，純然是簡單加工，完全依賴勞力。在有機廠內，工人用剪刀剪塑膠布、用小掃把塗漿糊；能源廠測試發電機的設備，是一塊裝了兩個電燈泡的大木板，魚缸產品則是透明膠盆上加裝一組小電燈。
以台灣的經驗，很難想像這樣的規模，需要五百多個工人一天三班制地生產；一年的產值可以達到三百五十萬左右人民幣的業績(合官價兩千八百萬台幣)，利潤有一成之多，而且過去幾年都能以三五%速度成長。
這種「創收」(創造收入)的好處，在有機廠潘偉敏廠長的家裡，具體表現出來。
跟絕大多數農民一樣，潘偉敏五年前只希望能把一層樓的房子改建為二層，這輩子就等於任務完成。但在一年半內，他花了三萬六千人民幣，不但房子蓋了二樓，外加最現代的裝潢－－磁磚地面、木質牆、膠皮沙發，他還想在明年初將二樓全部裝上空調。他已經是中共第一波下放企業自主權政策下的受益者。
萬元戶已不稀奇
「萬元戶在這裡早已經不稀奇了，現在隨隨便便蓋一間房子都要一萬元。」潘偉敏說，他一年可以從五畝田賺到一千人民幣；更大的收入來源，當然是工廠，只要達成計畫，年薪一萬。當然，如果達不到利潤目標，也要按相同比例減薪。
不僅是對經營者，即使對工人而言，工廠的收入，更是改善生活的依恃。這裡的工人半年拿一次薪水，一年可以拿到一千五到兩千人民幣。
於是工資和農業收入，就如同秒針跟分針賽跑，對家庭的重要性孰輕孰重，不言可喻。如果一家子有兩個人在工廠，等於他們生活的前進速度，可以比以前快兩倍。「以前是愈窮愈光榮，現在大家都求生活舒暢一點。」潘偉敏說。
事實上，這正是一九七九年大陸經濟改革後，對農村極為重要的政策精神所在 就地發展鄉鎮企業，吸收農村剩餘勞力，使他們「離土不離鄉」。一方面促進農村發展經濟，一方面避免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已經過度擁擠的都市。
根據統計，鄉鎮企業對大陸的重要性，甚至超過農業。一九八六年，鄉鎮企業的總產值，已經超過所有農村，而光是江蘇一省，就占整個鄉鎮企業產值的六分之一。這種集千萬富貴於一身的情形，使江蘇省每人所得高人一等。
全國鄉鎮企業平均每人每月收入八十人民幣，江蘇卻高達二五０元，而甘肅只有十六元。
不過跟五０年代台灣的做法不同的是，這裡鼓勵的鄉鎮企業，是集體擁有的，而非私營；丫河村的四個廠都是村辦企業，是以村的名義向銀行借貸，廠的所有權歸村民委員會所有。「農忙時節還要放幾天假，讓工人回去種田。」總廠長本人也經常下田耕作。
另外一個不同是，當年在台灣，為了發展輕工業，無論在資金、技術、物料來源都可在市場取得。但在大陸，一切都要靠村辦企業自己想辦法，所以當廠長的人，就必須「很有辦法」才行。
處處講「關係」
在處處講「關係」的地方，潘偉敏自認他可以做到今天的地步，是在軍中當過採購，人緣好、關係廣、又勤快，因此獲得別人的信任。
鄉鎮企業不但要包辦一切輸入(如買原料)、輸出(打市場)，還要負責村裡八成的財政支出。丫河村的四個廠，每年盈餘的四成，要拿來造橋鋪路、改善校舍、蓋房子；其餘六成則用來再投資。如果有承包計畫外的超額盈餘，工人和廠長都有額外獎金。
「以前這裡很封閉，沒有寬的路，汽車進不來；現在好多了。」總廠長說，丫河村有小路通往連接縣府的大馬路，就是用賺來的錢修的。
反過來說，一個條件不好的鄉鎮，如果沒有能力辦企業，它的公共建設就得永遠落後。這正是大陸位居內陸地區，聲浪漸大的不平之鳴，他們覺得集中力量先發展東部，是不公平的。
揚棄平頭主義
然而沿海地區，擁有天時地利的人，可不這麼想。
武進在全大陸二千多個縣份中，生產水平排行第六。武進自古為江南要衝，北通南京，南達上海；又有長江、大運河，跟交錯的鐵公路，交通方便；太湖在南，土地肥沃，幅地廣大。發展潛力是誰也看得出來的。對於沿海、內地差距愈來愈大的趨勢，沿海「既得好處」者，在追求幸福的基本人性下，自然而然揚棄了平頭主義，追求對他們有利的競爭發展。
這位總廠長的一席話，是這種心情最佳寫照。他說：「我們必須承認，如果要搞齊頭式平等，大家只有永遠窮下去，弗得辦法。內地就算等他們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都還差得遠；兩邊的差距永遠不可能消失，現在不可能，將來也不可能。」
天府之國的例外
由成都往西北方向走三百華里，就可以到這個丘陵起伏的村子；雖然這裡還沾得上川西平原的邊，可是已經全然沒有天府之國富庶豐饒的影子了。
跟一九四九年以前相比，四十年的時間，在這裡好像只少了一些，而不是多了什麼。
樹全部砍光了，投入大躍進煉鋼的火爐裡，原來道路兩旁的柏樹、桐樹一棵不剩，使村子的景象顯得殘敗。
蔬菜種類也少了。這個季節應該是四季豆、白蘿蔔的盛產季，但平地田裡只有稻，原來種麥子的梯田，也只剩下紅薯等雜糧。村子裡的人，似乎已經忘記過去吃泡菜、醃蘿蔔的日子，大部分人三餐都只用一種鹹菜下飯。
「種菜做啥？種稻實在點！」一個六十幾歲的農人說。
維持原狀四十年
追根究柢，是因為這裡的經濟活動，仍然停留在四十年前的狀況，沿海地區搞得熱鬧哄哄的鄉鎮企業、商品經濟，對這裡剛好吃得飽，沒有閒錢的人來說，是太遙遠了。
全大陸的物價都往上漲，只有這種發達不起來的村子，農產品的價格比那裡都低。米一斤只值八分錢(官價一毛二)、上等豬肉一斤一塊八人民幣(在廣東起碼五塊)；蔬菜根本自給自足，沒有人買，自然沒有人賣。
由於糧價過於便宜，農人的收入自然也低。一畝田，一期收一千兩百斤，加上麥子的收入，一年也不過兩百元人民幣。
但在這個村子，有些人寧願把稻子留在自己的倉庫裡，一年交五、六十元人民幣的糧稅給官家，也不願把糧食讓公家收購，拿了錢出去做生意賺錢。這樣算起來，一年等於沒多少收入。
每天來電兩次
「我存了三倉子的糧，天乾地旱的時候吃。」一位姓蔡的農人說他實在餓怕了，儘管真的天乾地旱時，這些糧他是不是吃得到，會不會充公，他也沒把握。每天只要看到這些米，他就會情不自禁地微笑，覺得安慰。
蔡家人過的日子，也是這裡大部分人的生活。他們不穿鞋子，住的房子還是老祖宗在清朝時候蓋的，用石材做牆、做柱(這裡盛產青石)，家裡不但沒有彩電、冰箱，連腳踏車也買不起。
一家人的穿著，還是文革時期的裝扮，男男女女都是深藍色、鬆垮垮的「毛裝」。每天電只來兩次：第一次是晚上六點(也只供電一、兩分鐘，馬上關掉)，第二次是晚上十點(這時候其實已經沒什麼人需要電了)。
不只是缺電，公共設施的缺乏，不足，是財力薄弱的直接反映，甚至到了無法想像的程度。附近幾個村子(大約半個台北大)，只有一所小學；沒有自來水，供應本村飲水的井，起碼已經用了一百年，水質污濁不堪。
跟蔡老先生一樣，這裡大部分的老人家並不以此為忤，反而都因為吃得飽，不再餓飯，而非常感謝「鄧小平同志」；但年輕人卻不見得願意就這樣過一輩子。
除非到成都、重慶等大都市，這裡附近沒有一家工廠，吸收農村勞力。根據研究農業經濟的學者估算，大陸農村的剩餘勞力，在千萬到一億人之間，這個毫無工業發展的小村子，是其中之一。
像蔡家，一家之主生了七個孩子，才分到三畝地，一天只要幹活兩、三個鐘點，就都沒有事做了。老大還做點副業，學會打鐵，打點菜刀、鋤頭，到集子裡去賣。但為了打鐵，這個三十一歲的年輕人，光是挑煤、挑炭，就要走好幾十里路，打成的菜刀，一把才賣一塊多，賺不到幾毛錢。
想到外地謀發展，是少數敢冒險的年輕人的想法。如今全大陸的農村人口，通常是「一江春水向東流」似的，流到江蘇、廣東、上海、北平。女的大半做女傭，在北平就有三十萬人(安徽、四川去的多)、上海也有二十萬人。男的就做都市本地人不願做的勞力工，像挖魚塘、造橋建碼頭等。
不嫌窮，不說苦
為了推銷農村剩餘勞力，大陸有些落後省分的「勞工處」、甚至書記、省長，都會親自出馬，到人力需求強旺的新興都市、省分(特別是廣東)去遊說，希望跟這些地方簽合同，包下他們所需的勞力。
但四川省卻較少主動出擊，完全靠個人單打獨鬥。
隔蔡家不遠的楊家有位十六歲的大姑娘，吵嚷著要到重慶去，不願死守這塊地方。她託了親戚，在重慶找人介紹到工作，得先繳兩千塊錢。她的叔叔硬不讓她去，怕遇上壞人，「這種事現在多啦，太危險，她堂姐就告訴我，那個介紹人根本是壞蛋。」
跟台灣農民木訥、樸實的性格一樣，這裡人不會說什麼苦，不會抱怨公共廁所髒得沒有一塊地方可以不踩在糞便上，不會嫌自己窮，不會抱怨沒出路。但是無聊、窒悶的氣氛卻在一些小動作上不自主的表露出來。
村裡的人沒有娛樂，常常往縣城跑，也沒事，也沒錢，就是沿著馬路走，瞧點新鮮；抽菸抽得非常兇，習慣是一枝沒抽完，下一枝已經放在耳朵上了。「十二歲以上的人都抽，」一個返鄉探親的老兵說，他買了一條洋菸回去，他那個十四歲的小姪子，當晚就偷了兩包去抽。
由於揹著天府之國的招牌，中共在考慮扶貧計畫時，總不會想到這個地方；交通不方便，資本匱乏，這裡先天發展輕工業的底子就薄；再加上五、六０年代，在全面備戰的氣氛下，四川成了重點發展的「內三線」，把重工業、國防工業從東都往這裡集中。
這個現象造成兩個對四川極大的傷害，一個是文革後期，這裡是全中國大陸武鬥最厲害的省，除了飛機、坦克車沒搬出來之外，工廠裡的槍械、大炮全動用上了，死傷無數；第二，就是重工業吸收了資源，無法運用發展民生工業，改善人民的生活。
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大陸果真在公元二千年翻兩翻，這個村子能有什麼改善，真是不容易想像得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