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博士（Dr. Leroy Hood）是推動人類基因定序計畫的先驅之一，活躍於生物科技界，由他的經歷可看出他對生技傳承的重視。1992年，他創立了華盛頓大學分子生物科技系，並於1992至1999年期間擔任該校William Gates III基金會生物醫療科學教授及主席。1999年，胡德博士又創辦了系統生物學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Systems Biology），專司生技學術研究。
胡德博士表示，在經費有限的狀況下，台灣想要發展生技產業，必須注意三件事：第一，必須在教育方面深耕；其次，提供充足的資源給學界進行研究或分析；最後，必須成立具有統籌能力的生物學組織，以彙整各領域的技術與人才。
除了胡德博士，《遠見》雜誌社社長高希均、陽明醫學院教授周成功以及台灣基因科技公司總經理郭東源亦參與此次會談。以下為對談內容：
（周成功教授簡稱周，胡德博士簡稱胡，高希均教授簡稱高，郭東源先生簡稱郭）
周：人類基因定序的知識會帶給我們很大的衝擊，一方面人類可能會有量身訂做的健康計畫及疾病的治療方法；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個人基因的差異而受到歧視，因此，教育就變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在西雅圖有一套專門設計的教育課程，可否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課程？
胡：我們在西雅圖學區進行三項課程，分別適用於小學、中學、及高中。目的是教導孩子們理性思考，因為將來的世界將會比現在充斥更多資訊，具分析能力的思考模式對他們非常重要。由於多數的美國老師對這些課程並不熟稔，所以我們便先設計了一系列的暑期課程，先培訓師資。
這三套課程在西雅圖相當成功，不過我們卻面臨了課程能否延續的問題。因為有很大一部分的課程經費來自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這些課程均為期五年，五年之後，我們必須說服學校自己開課培訓老師，而美國老師流動率相當高，每年都須重新訓練一批新老師。現在已是第五年了，課程能否延續遂成為目前最迫切的課題。
周：由什麼樣的組織，或由誰參與課程的設計？
胡：我們先為每項課程物色一位優秀的老師，這些老師們通常會花兩年的時間走訪全美各州，與各地其他的老師互動，並在網路上找尋教學大綱與內容。之後，我們（系統生物學組織）再擬出一個提案給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通常這計畫大部分由我們負責，但我們也和學校合作，由各級學校教師負責設計不同課程。
周：除了強調教師訓練及蒐集教學題材，在教學上有沒有一些實務內容？你們有鼓勵學生走進實驗室嗎？
胡：有的，所有課程都是實務性的科學訓練。以小學課程為例，因為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已把一系列的科學相關學科如生物學、生命科學、地球科學等都納入教材，我們再從中選一些比較實用的課程加入，或是根據學生的程度與需求重新設計一套新的課程。
高：哈佛大學也有得到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資助，他們也有設計一些有關DNA的實驗，你有比較過你們和他們的計畫嗎？
胡：他們的計畫和我們的不同，我們的計畫涵蓋範圍較廣。舉例來說，西雅圖學區總共有七十二家小學，一千四百位小學老師，和兩萬三千名小學生，我們的課程可以照顧到每一個人，它們是為大家而設計的，而不只是為少數秀異分子量身訂做。
生物學是必修課
周：我想基因科學的發展可能對在學的學生影響甚大，對那些已經畢業了的人，你會給他們什麼建議？
胡：我認為所有大學生都該好好學習生物學這門課，但目前這門課教得並不好。如果換我來教的話，我會從最基本的知識切入，也就是先從資訊科學著手。生物學教學應該給學生概念性的東西，而不是一堆繁瑣的定義，這樣學生才能瞭解生物學的奧妙。
周：所以你認為每個大學生，無論主修是什麼，都應修生物學？
胡：是的。
周：那我們是不是應該準備兩套生物學課程，一套給主修生物學的學生，一套給別的學生？
胡：一些基本內容應該是共通的，唯一的不同的是「深度」。主修生物學的學生必須知道更多細節，更深入瞭解生物學的精奧。
周：像台灣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該如何準備後基因學時代的來臨？在經費短缺的情況下，你覺得哪些是當務之急？
胡：我覺得台灣有三件事是該馬上做的。第一，你們該調整教育的方法，讓學生物的學生對數學、物理學，及基礎科學有廣泛的認識。第二，各大學必須讓教師能習得基因學的最新技術，同時也須提供足夠的電腦資源來分析生物基因學的資料。困難的是，不易找到發明及管理這些資訊設備的人才。第三，成立具統籌能力的組織。組織的精髓在於統籌與整合，除了統籌不同的技術與設備，也把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如電腦科學家、工程科學家、生物科學家、及物理科學家整合在一起，增加我們在不同領域探索生物學資訊的能力。
周：要成立一個中心匯集不同領域的人不難，難是難在如何成功地執行一個研究計畫。
胡：還有一個必備條件——那就是一個有眼光、有能力，能夠把上述這些事情都管理妥當的領導人，他將成為組織做決策時的重要協調角色。不管你要達成什麼樣的生物計畫，你只要選最有趣的就行了，因為組織會整合不同技術，達成不同的計畫。
周：學者在籌畫合作計畫時應注意些什麼﹖學界強調的是自由交換意見；可是業界講求的是如何保護智慧財產權。一個學者在這兩難的困境上應持什麼態度？
胡：學界跟業界立場不同，學界的責任是求得知識；而業界則希望獲利。在一個理想的合作關係中，最重要的是能馬上把研究資料公布給整個科學界。可是業界關切的層面較多，有些公司會力爭智慧財產權或保密。但也有少數公司會公布自己的智慧財產，這樣才能創造更先進的科技。
我們的學術機構跟業界有兩種合作方式。其中一種是告訴一些跟我們有往來的公司，我們正在著手研究一件他們長久以來都無法解決的難題，希望他們提供研究經費，好讓我們順利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另外一種合作方式的規模比較小，但成效卻很好。我們建議一些擁有最新科技的公司，把這項科技放到我們的平台，我們可以協助他們把新科技標準化，還可以幫他們進行整合。我們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創造雙贏的局面，我們為企業帶來了賺錢的機會；而我們也獲得了資金贊助與尖端科技。不過若想要真正合作成功的話，學界必須要懂得爭取智慧財產權。美國有很多學術機構，往往受制於冗長的行政程序，缺乏爭取智慧財產權的能力。
另外，在合作中絕不能妥協的就是出版權。如果企業有異議，你可以延後出版的時間，但絕不能在出版權上讓步。此外，也要特別注意別讓學生過份深陷在跟產業合作的工作中，學生應該做有創意的事，而不該被迫完成任務。
周：可是你也同意讓學生參與業界的合作計畫？
胡：我們原則上不讓他們參加這些計畫，但並不代表絕對禁止。我的意思是你必須很小心，不要讓他們在壓力下急就章。
郭：IC產業在很多層面都已具經濟規模了，但在生技領域裡，很少有像Amgen及Applied Biosystems這麼大的公司。你覺得生技產業有一天會不會像IC產業一樣，有那麼多大公司存在﹖如果會的話，那會是什麼樣的經營模式？
胡：現在多數科學家都沒有把基因與蛋白質放在一起來研究，可是將來我們必須把這兩樣東西當成一個系統來看待，這種系統生物的研究是層次豐富，耐人尋味的。我認為做基因定序工作的公司，以後可以把更多這類的工作外包給具經濟規模的公司。既然有專門做定序的公司幫你完成這項工作，那你何必自己買設備來做呢﹖定序不是最困難的事情，如何分析、解釋、與整合定序的資料才是問題所在。即使是一家小公司，如果獨具慧眼，也能創出非凡的成就。（楊臻榮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