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一場邀集報紙守門人的座談會中，三十五歲的自立早報總編輯陳國祥有感而發地指出，觀察最近臺灣報界，可以明顯看出，有些記者有社會運動者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主導了他們的報導和評論。
記者發起街頭運動
陳國祥的感言，透露出重要訊息：一些執筆運鏡的新聞工作者，同時也是參與運動、製造新聞的人；因此，一般讀者看見的，已不是記者對原始事件的據實反映，而是他們個人的觀點和意向。這樣的情況仍在持續不斷地發生。
今年二月二十日，三百餘名世居蘭嶼的雅美族人發動了一場街頭運動，抗議台電在蘭嶼設置核子廢料貯存場。三月二十五日，在一百五十名社會人士簽名聲援下，一場抗議森林遭受濫伐的街頭秀在臺北市議會前展開。
兩次街頭活動，看似零星的游擊戰，事實上，在幕後出錢出力的主力是同一批民間環保團體－－「綠色和平工作室」。發起人包括自立晚報記者林美挪及人間雜誌攝影編輯賴春標。這個組織在今年元月成立，強調「運動性」，期望「促進各地區的反公害民眾團結起來，催化成立全島聯盟性的壓力團體」。
觀察力敏銳的人發覺，在生態、核電、勞工、學運、消費者運動……等新興的社會問題上，記者介入的情況最為明顯。以環保為例，台大環工系教授於幼華指出，中國時報的許哲彥、中時晚報的楊憲宏，以及自立晚報的劉克襄，都擔任過「消費者文教基金會」的環境委員。
記者介入報導主題的現象，在新聞界的確歷歷可見，除了環保記者，國會記者是另一個典型的例子。
知情人士指陳，國會記者對國會政治運作向來介入很深，只是介入的方式如「鴨子游水」，外人不容易察覺。
具體的實例在國會記者間流傳甚廣。去年九月八日，十五位跨黨派增額立委要求政府開放三十八種特許營業的許可申請。原本是劉興善立委的私人質詢稿，經由工商時報記者張耿銘的建議及協助後，才擴展成聲勢浩大的「聯合陣線」。
今年一月十八日，以趙少康為首，三十八位國民黨籍增額立委連署，呼籲支持李登輝代理國民黨主席的聯合聲明，在國民黨內部造成一次強烈地震。
知情人士透露，掀起這場政治風波的人，卻是聯合報的一名國會記者。在另一名國會記者的婚宴上，觥籌交錯之際，他向趙少康提出了這個構想。
「三分之二的國會運作，是由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推動。」聯合報政治組組長戎撫天毫不諱言。
新聞工作者角色混淆
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投身新聞界近四十年的民生報總主筆張繼高，針對這種現象批評，無論傳統或是現代新聞學，都不容許採訪記者個人意見摻雜在報導裡，「以記者身分投入反核、生態運動也是不可以的。」他語氣篤定地表示。
關心國內傳播媒體發展的新聞學者強調，客觀、超然向來是新聞工作者應遵守的專業原則，但記者由觀察者變為參與、推動者，顯然已日漸成風。
張繼高以「角色蔓延」來形容這個現象。他指出這是目前台灣社會的通病：學者可以就環保、飆車、大陸問題任意發表意見；採訪記者也可以是專欄作家，評論家，甚至是領導運動的人。許多人對於自己究竟該扮演何種角色，產生混淆。
新聞工作者的角色發生混淆，與客觀環境的變化息息相關。報禁解除、舊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新聞記者有了更大的發揮空間，而記者置身的環境，卻是一個煙硝瀰漫的戰場。政治換季、經濟轉型、公權力不彰、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到處是問題，卻也處處有契機。
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系主任林東泰分析，在這個階段，企圖改造社會的新聞記者，很容易投入運動的洪流中。
畢業於文化大學新聞系，熱心獻身環保運動的林美挪便相信，台灣需要階段性的轉變，而媒體報導者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一股力量。「除了傳統角色之外，記者也許可以多做一點。」她微昂著頭說。
東海大學政治系出身、負責採訪國會新聞的中時晚報記者王銘義也表示，看到事情進展太慢，或是不朝自己期望的方向走，「我忍不住要推一下」。
記者一旦放棄觀察者的身分，便很難擺脫社會氣氛的影響。一位已離職的國會助理認為，眼前的台灣，從政治到社會問題，普遍瀰漫著抗爭色彩，在各個領域內都有意念很強的運動領袖，記者經年累月地與他們接觸，很容易認同他們的理念。
普遍同情弱者
從事新聞工作逾十年的聯合報記者翁台生根據自己的採訪經驗指出，願意主動報導運動的記者，原本就有同情弱者的傾向。各種運動抗爭的對象往往是政府機構或大資本家，為了獲得支援，抵抗外來壓力，記者有時候必須做更深入的參與，和運動者併肩作戰。
除了同情弱者，報界觀察家發覺參與運動的記者，一般而言，以年輕及非新聞科系畢業的人居多。他們指出，這些記者平均不超過三十歲，國會記者多半出身法、政科系，採訪生態、環境新聞的記者，往往具有理工或生化的教育背景。而記者介入的原因，或評比表面所見更為複雜。
曾在立法院擔任國會助理的李寧剖析，記者為立法委員擬質詢稿，參與政治運動，可以製造新聞或掌握獨家新聞。一些對從政感興趣的記者，更希望「推著別人走，好為自己探路」。
一名資深記者則觀察到，一些年輕記者在言談間常不經意地流露出參與運動，才能把新聞做大、才能成名的心態。
事實上，許多記者都拿看齊的眼光，注視以報導環境問題聞名的中時晚報副總編輯楊憲宏。這位擁有公共衛生碩士學位、曾獲六項新聞報導獎的記者，近年來參與環保運動、新電影運動，為民進黨員助選，而且成為各種訪問、演講、座談會的主角。
李寧相信，「明星記者」對楊憲宏而言，應該是項副產品，但是，這種結果對其他記者卻有示範作用。「人都喜歡掌聲。」她說。
記者不再是單純的觀察者，究竟對社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自立早報總編輯陳國祥認為，就積極面看來，記者介入運動，有時候有助於社會進步觀念的提升。「消費者保護運動能在台灣發展，媒體、記者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舉證。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聯合助理黃宗文指出，記者消息靈通，又有機會穿梭於官員與民意代表之間，適度的介入，可以使政府官員的決策及民意代表的質詢更為周詳完備。
報導無法反映事實
然而，張繼高擔心，任何運動的背後都有複雜的因素，可能是政治資源的競爭，可能是民眾不滿情緒的發洩。記者一旦介入，「理論上可以保持客觀，事實上卻不可能。」他冷靜地說。
記者的報導一旦失去平衡，對讀者、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便既遠且深。
政大新聞系副教授謝瀛春曾撰文指出，台灣新聞界近年對科學新聞的報導，如中油五輕事件、鹿港杜邦事件等，都影響了民眾的選擇。分析這些新聞報導的內容，她發現，「記者寫新聞時，在事實報導中有意無意加入個人的意見，而事件本身常因此而遭掩蓋或忽略……。」
杜邦事件就是一次值得深思的經驗。
目前擔任環保記者聯誼會會長的許哲彥回憶，由於鹿港杜邦事件是民眾反公害的首例，支持環保的記者爭相報導，炒熱了反對聲浪。
學海洋地質的許哲彥指出，等部分記者深入瞭解並赴美國杜邦公司實地參觀後，發覺二氧化鈦的毒性被誇大，杜邦公司防治污染的努力被忽視，但卻沒有記者願意寫出來。「因為反對風潮已經形成，記者也投鼠忌器。」他無奈地說。
推波助瀾，媒體有責
前環保局局長莊進源沈痛地指出，在這股風潮下，地方民眾不讓環保局舉行聽證會，反杜邦最力的民意代表更拒絕親赴杜邦廠參觀，認為杜邦防治污染有成的記者被痛斥收受賄賂，新聞稿被封殺。
這種新聞處理過程，往往使讀者看不見爭議性事件的全貌。相同的模式，還在日後的民眾自力救濟事件中重演。
身為報紙的守門人，看見所有牽涉污染的投資計畫處處被排斥，甚至到達非理性的地步，陳國祥不禁要問：誰要負責任？「政府要負一部分責任，投資者要負部分責任，新聞媒體是不是也該負推波助瀾的責任？」他語重心長地說。
資深新聞從業員張繼高更不諱言地指責，新聞媒體的負責人難辭其咎。他認為，一篇夾敘夾議、客觀事實不足的報導，在多位守門人過濾後仍能刊登，甚至做成醒目的大標題，就不僅是採訪記者的責任了。
面對這些指責，也有部分人士不以為忤。不排斥參與運動的政治記者戎撫天相信，如果記者追求長期的聲望與影響力，就不會為了個人利益或好惡，濫用「媒體」這個社會公器。此外，也有樂觀的新聞學者表示，這只是台灣成長過程中，一個階段性的現象。
六０年代，美國新聞界也曾盛行參與性的報導，一些記者本身就是反越戰的運動者。這種報導方式隨著時間褪色，並未成為新聞報導的主流。
然而大眾傳播教育協會理事長王洪鈞，卻對台灣新聞界未來的趨勢質疑。「在誰也不怕誰的台灣，誰能預言呢？」他的結論是個問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