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已經很明顯，在經濟飛揚、每人所得節節攀高、企業家意氣風發的強烈對比下，農民與環境品質，已經是目前社會中，最能引起共鳴的弱勢象徵。
弱者有理？
一般人印象中「純樸」、「與世無爭」的農民，自開年以來，紛紛挺身而出，開始與世有爭。
中、南部果農來台北賤賣水果；雞農遊行，在國貿局、美國在台協會前丟雞蛋，抗議美國火雞肉進口；接著菇農也抱怨大陸香菇傾銷；豬農因日本禁止進口豬肉而困擾不已。
一連串的呼聲，使農業委員會、國貿局忙得團團轉；國貿局長蕭萬長被雞農的雞蛋丟得倉皇而逃；就是經濟建設委員會的鐵頭主委趙耀東，也被逼得單腳落地，向雞農保證，絕對保障他們的權益。
即使該不該開放農產品進口的政策，還在爭論之中，但農民至少已經贏得部分立法委員，甚至輿論的聲援。
另一方面，保護環境的呼聲，更是不絕於耳，氣勢之盛，無人能攖其鋒。
多氯聯苯、戴奧辛事件，重重敲醒國人的環境意識；鹿港的反杜邦活動，更將環保運動帶上了高潮。在這波洪潮下，杜邦放棄在台灣設二氧化鈦廠，核電廠可能蓋不成，中油輕油裂解廠計畫受阻，電力廠、焚化爐連帶的也投設無門。
影響所及，即便是在多次民意調查中，一直是青年心目中成功偶像的王永慶，也沒有辦法說服宜蘭人讓他蓋輕油裂解廠。
在這種情況下，全國最高行政首長俞國華也公開宣布，在必要時，寧捨經濟成長，取環境品質；任何產業不得犧牲環境。
進也難，不進也難
矛盾的是，本身財力完全無法與企業匹敵的農民，如果侵害環境，是不是也該依俞院長宣揚的原則，犧牲農民部分利益，而保全環境品質？
在工業公害吸引住絕大多數人注意的同時，某些農業行為，也正危害台灣的土地、水和空氣。
例如：畜牧業製造出來的排泄物不斷污染河川；水庫品質受周遭果樹的威脅；沿海漁塭因為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土質因海水侵入而變鹹、過度使用肥料使土壤酸化(中性土壤酸鹼值是七，台灣大部分的果園因超量使用肥料，土壤的酸鹼值在四到五之間，對農作物反而不利)等。
「在處理農業公害時，我的心情的確不一樣。」宜蘭縣長陳定南曾以地方首長身分，公開反對台塑設廠，表現他對維護環境的強悍作風；但當箭頭轉向農民時(例如宜蘭沿海低地的地層下陷)，他顯然也無法一視同仁。陳定南解釋：「那是因為農業的選擇少，動輒影響生計。」
政府單位在處理這個兩難問題時，同樣地陷身在欲前又止、欲退不能的尷尬處境。去年年底拆除高屏溪非法魚塭事件，是典型的例子。
水資源統一規畫委員會的助理工程師洪銘堅，放一張張幻燈片，敘述高屏溪受難記。幻燈片裡的高屏溪，河岸被養蝦人挖得坑坑疤疤，一點看不出「大河」的影子。洪銘堅指著幻燈片說：「以前河口寬兩百公尺，現在只剩三十公尺了。」
省政府看出這個現象的嚴重，下令拆除侵占公有河床地的魚塭。結果，在數百個漁民「誓死」抵抗下，這一次的取締行動，又成為各界批評政府沒有魄力、自喪公權、公信力的另一個例證。
一開始，漁民不讓孩子上課，聚集在現場與員警叫罵、逼女警喝池裡的水……在強硬的對立下，政府先說要溝通、協調，後來又宣布緩拆三個月，最後還是不了了之。
「連公有地都沒辦法收回，何況私有地。」五年來，眼見魚塭破壞環境，愈來愈嚴重，農委會漁業處的石聖龍說，他實在有點灰心了。
民間也閉一隻眼
土和水不會說話，人卻會抗議(當然也會投票)，政府在魚(農民)與熊掌(環境)之間，似乎有了心照不宣的傾向。而在環保運動中掌大旗的民間團體，雖然在工業造成的環境問題中，處處給政府壓力；但是對於農業部門，卻與政府有相同的選擇：較不強調農業公害問題。
「如果環保團體現在拿農民當對象，一定倒閉。」新環境基金會的董事長柴松林坦白說，他不是不明瞭農業公害所造成的問題，但民間團體在運動初期，不可能和農民抗爭。
柴松林認為，農業公害的問題是面的，不是一個點(像工廠)，目標不顯著；而它造成的影響是「看不見、間接又間接」的，不容易讓社會大眾認知。
在這種情形下，柴松林認為民間環保團體如果選擇農民做對象，很難獲得立即成功、進而建立權威，更何況「傳統上，總認為農民是弱者。」柴松林說。
正因為社會視農民為弱者，農業公害引起的後果比較間接，所以當工業公害常常成為傳播媒體追蹤、挖掘的素材，成為環保團體示威、遊行的對象時，農業公害就不那麼顯眼。但事實上，全國納稅人、消費者，卻默默地為此付出代價。
有時候，農業的公害行為，在一般人甚至立法者眼裡，從來未列入「污染」的項目裡。
燒稻草是中國農村社會常見的現象，少有人覺得這是污染空氣的行為。但根據環保局(現環境保護署前身)在民國七十五年所做的調查中顯示，燃燒稻草所釋放出來的粒狀污染量，跟燒煤、石油一樣多。
更糟的是，工廠燒煤有煙囪，濃煙在一定高度放出；燒稻草卻沒有這種設備，而且農民偶爾還燒濕的稻草，「瞬間煙塵非常大，」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處何舜琴科長說：「取締都沒辦法。」因為在現行管制法令中，稻草根本沒有列為「燃燒項目」中。
畜牧業的排泄物處理，是另外一個例子。
也許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一隻豬一天的排泄量，相當於六個人的總合。環保署水質保護處的巫健次科長算一算，台灣現有七百多萬頭豬，牠們製造出來的糞、尿污染源，是台灣近二千萬人的兩倍。
「這些東西一進入水體，水質馬上就完了。」巫健次解釋，排泄物是有機物，一遇水，立刻分解、腐化，水體會產生缺氧現象；污濁、惡臭更是免不了。「這種有機物的污染，是丟再多的錢、力氣，也沒法解決的」。所以環保署目前正積極進行管制，要求大養豬戶(五千頭以上)，先投資做改善工作。
社會成本高
做生意的人，都懂得對各種成本精打細算，環境意識甦醒後，環保運動者另外提出逆企業家之耳的社會成本觀念。意思是，企業為了追求利潤，往往犧牲環境品質，這是社會為他們付出的代價，如今他們應該把這個成本列入「營運成本」項目中。
農業公害自然也不例外，但跟工業污染不太一樣的是，它的確比較難以估計。因為有時農業公害的直接受害者還是農民(像肥料使土變酸)，公害的現象沒有固定地點(像燒稻草)。
不過一旦用經濟學的方法，推算一些農業公害的社會成本後，結果可能也相當驚人。
清華大學經濟系的副教授黃宗煌，在屏東土生土長，對屏東沿海地層下陷的情形，比平常人敏感。黃宗煌去年受農委會委託，針對台灣地層下陷的社會成本，做研究調查。
黃宗煌利用一套經濟模型，估算養殖業帶來的社會成本(包括地層下陷後，農民維護房舍的支出、海水倒灌引來的損失、排水不易的成本、消毒費用，及政府年年撥款築堤的開支等)。
這份調查的結論是，養殖業的收入再高(養蝦人家一公頃一期收益百萬元以上；而種稻的人不過六萬元)，一旦地層下陷超過０．九四公尺，養殖業對社會整體的效益，就開始由正轉負；如果再下陷０．五六公尺，養殖業者本身也將得不償失。
地不斷下陷
全省從雲林、嘉義、彰化、屏東，及北部的宜蘭，沿海一帶都被魚塭侵占，地層下陷的程度不一，但以黃宗煌的家鄉屏東最嚴重，有的村子(像塭豐)地層嚴重下沈，已高達兩公尺多。
「土地一且下陷，根本不能拿來做別的明途。」黃宗煌說，水資會的洪銘堅補充，除了下陷以外，魚塭引進海水，導致土壤鹹化，要想恢復原來土質的酸鹼度，「起碼要好幾十年，甚至上百年。」
農委會石聖龍感慨地說，養殖業造成的問題實在太棘手，「許多官員看過以後，都不想再看第二次啦！」因為問題已經嚴重得不能不解決，卻又不知用什麼方法，能夠讓養殖業者有好的生活，又能挽回環境。
當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像地層下陷那麼嚴重，政府有關部門，還是在推動某些農業公害的改善工作，至少希望緩和惡化的局面。
為了改善土壤酸化問題，從去年開始，農委會選定嘉南平原的玉米作物區、中部果園，做示範栽培，「他們不相信肥料用多了對作物不好，我們只好做給他們看。」農委會農糧處的技正蘇楠榮說。
問題留給下一代？
而宜蘭也由政府投資，興建海水引入排出系統，以解決海水侵蝕土地問題。但是漁民抽地下水的問題，仍然沒有一勞永逸的對策。
但總體而言，農業公害不像工業污染，政府可以有系統、有章有法地要求農民限期改善，只能像農糧處這樣「示範、誘導」。即使真的要求改善，能不能真的執行，往往又是另外一回事；比起對付工業污染，動輒連續罰款等措施，不可同日而語，拖，往往是處理農業公害的常用方法。
水，是人類文明的依恃，尤其對台灣來說，水資源更是寶貴。但目前台灣幾個水庫，都受到藻類異常繁殖的威脅，而造成這個現象的主因，正是山坡地超限使用(種果樹)，且過度使用肥料造成。
以供應大台中地區用水的德基水庫為例，政府早已察覺這個趨勢的嚴重(藻類大量繁殖象徵水質有惡化傾向，且某些藻類變種後，具有毒性)，在民國六十八年，就頒布一份處理要點，對不宜農作的陡坡地要「立即收回」，不利水土保持的要「年內收回」，未申報(即栽種作物)者要「限期收回」。
結果到目前為止，該在六十八年立即收回、年內收回的土地，都還沒收齊；在輿情、果農不斷反對下，更將部分土地回收的期限延到十年後，也就是民國七十八年。
「看到政府要收地、砍果樹，山胞還會在對面的原始森林放火抗議。」水資會的洪銘堅舉證。一觸及「弱者」的生計問題，他們的反應，往往是非常激烈的。
在兩難之下，水資會的總工程師伍健民表示，主管單位也只能密切注意、觀察各種環境的訊號，「也許這些問題只好留給下一代了。」
但在反污染、保護環境的呼聲，已經變成不能挑戰的「真理」時，除了「拖」以外，負責策畫、執行的政府、推動思潮的民間團體，是不是可以提前為下一代思考一下這個雞蛋碰雞蛋的問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