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最常出現在腦際的一個念頭是：倘若自五十年代起就一直是這麼搞法，即是說，從實際出發，而不是靠一個人的心血來潮，那麼，今天國家該是個什麼樣子，世界該是個什麼樣子！
我總認為，錯誤路線誤的不僅僅是我們自己，還拖了世界的後腿。在柏各莊國營農場水田裡，在咸寧割小麥時，在我當著自己的娃娃在自家院子裡掛牌跪在八仙桌上時，當我看到彪形大漢的連長左右開弓地打那位弱不禁風的老編輯嘴巴時－－不，還要早，甚至在三反以及反胡風運動時，三個「難道」就總湧上心頭：難道這就是革命？難道革命非這樣不可？難道亞非拉人民也會走上這條路？
五十年代初期，我被分派在對外宣傳崗位上，因而每天都有機會讀到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讀者的信。那時，多少個黑色皮膚的，棕色皮膚的，以及白色皮膚的，對中國革命多麼熱切地嚮往啊！
就中國人民來說，四九年十月一日是站起來了，他們呢？則意味著終於看到了曙光。非洲橡膠園的種植工、拉網打漁、煉鋼的，甚至地中海邊小本經營的商人，都驚喜地看到一種可能：革命照樣可以有點人情味兒，溫飽之外照樣可以有點樂趣，好發議論的知識分子也照樣可以暢所欲言，不至於拉去勞改，更不會鬧得家破人亡。
總之，凡屬資本主義制度下可以合理享受到的，這裡都可以享受到。只是沒有人再在土地上，在機器下面受剝削、被榨取了。
在藥舖招牌上畫骷髏
人類，或者說一切生物，都有一種自然的、本能的趨勢「朝著可以生活得更好些的地方轉動。有兩種使人民留在自己國境裡的路子：一種是築起高牆，通上電網，架起機槍和探照燈，把人硬看起來；另一種則是在界線這邊把生活搞得更燦爛，更幸福，更舒暢。人們不但不想逃出去，已經出去了的還渴望回來呢。
很難以相信，然而竟然就有人迷信前一辦法，並且自認為主義的忠誠。實際上，那恰好是背叛，因為那就像在藥鋪的招牌上給畫了個骷髏，把想要買藥的人都嚇跑了。
三十年代，莫斯科肅反搞擴大化，就曾使西歐一大批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紀德、奧登、依修伍德、奧維爾等)從革命的同路人變為敵對者。到五十年代初期，第三世界的億萬群眾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殷切。的期望。那時，我的工作就是通過宣傳，燃起這種熱望。
五十年夏天我坐在大樓裡挨鬥時，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張牙舞爪，誠實人也睜眼撒起謊來，我絕望了。反右傾以後，這片大地更加沈寂了。革命者變得唯唯諾諾，革命變得陰陰慘慘。
農場孟技術員頭天在隊部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硬上朝我們大聲嚷，檢討著：「我保守，我跟不上時代。聽看，畝產可不是兩千斤，是兩萬斤！聽見了嗎？兩萬！」大家都豁出去了。那本辨證唯物主義顛倒過來唸了。謊言成了真理。
到六六年紅八月，革命就由陰慘慘變為血淋淋的了。
丟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條「屍首」，有人說還沒斷氣呢，就拉到火葬場去了。大孩子告訴我，他們高中那位幹了一輩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師被打死後，造反派非逼著校長在陽台上抱看死屍跳舞－－他乾脆跳了樓。
那陣子，對不少人來說，死比活著美麗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幾乎加入了那個行列。當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爛，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歐洲版畫被扯個粉碎，當我看到「三門幹部」文潔若被戴上高帽，拉到院裡大車上挨鬥的時候，我對身邊這個世界失去了興趣。
只許說謊的年月
七十年代，由於我懂點外文，被編入一個翻譯隊伍－－不是文學翻譯，而都是些「麥克米倫回憶錄」之類的國際政治著作。我吃驚地發現：六十年代當大批第三世界擺脫了殖民主義枷鎖，成為獨立國家時，一些本來會向左轉的國家，朝右邊走去了。
中國的樣板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我不能斷言。但八三年以後，我有機會接連兩次前往東南亞一個角落。那裡，不少人還把「革命」同「文革」畫看等號，因而只要帶點紅色的，統統視為洪水猛獸。
我的「右派」改正之後，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氣對我說：你損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飽滿的一段時光。要是沒戴帽子，該可以寫出多少東西！
感謝之餘，我心裡卻並不以為然。在鼓勵說謊，甚至只許說謊的年月裡，被奪去手中的筆，有什麼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氣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違心地去歌頌大煉鋼鐵。一個用筆桿的人，倘若不能寫出心坎上的話，確實還不如當隻寒蟬好。更何況那年頭，無論寫什麼，到了六六年以後都只能被梁效那位審判官抓作把柄呢！
所以幾年來在紐約、倫敦、慕尼黑或新加坡，每當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語氣問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時，我就回答說，那是塞翁失馬，因禍得福。
這並不是遁辭，而是肺腑之言。我一向不大會約束手中這支筆。在那漫長的歲月－－中間還經過一陣子「神仙會」，倘若不是頭上扣了頂緊箍帽，我是絕不可能隻字不寫的；而不論寫了些什麼，我的命運都不會好過那些可敬的革命秀才。
在國外，還有些人會上會下問我，所謂落實政策，難道就發給你一紙「改正證書」完事嗎？我趕緊解釋說：「不，不，還恢復了級別，薪金和生活待遇。」可對方往往還追問，有沒有道歉。批錯了有沒有糾正，以前的工資補發了沒有。有人還特別問：對錯批錯鬥過你的人，今天你有什麼感覺。
政治效益比經濟效益重要
他們對中國的知識分子實在缺乏認識和瞭解。這些年，我既時刻在省察自己，也在觀察與我同過命運的人，特別是比我更加冤枉或受的罪更大的。大家不約而同地都顧大局，識大體，沒有人計較個人得失。
每當有人悄悄地對我表示「五七年我對你欠了帳」時，我一律回答說：「怪不得你。」除去為了澄清仍有現實意義的一件事而在香港「開卷」上寫了篇「貓案真相」之外，我不但沒去分辨過什麼，心裡對誰也不存芥蒂。
事實上，同某些參加過長征的老師們的遭際相比，那又算得了什麼呢？倘若過去那段日子能成為扭轉乾坤的契機，個人犧牲二十幾年時光也是值得的。
當前，舉世都密切注視著我們正在建設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是讓世界人民稱讚它、羨慕它，被它所吸引呢？還是讓它把世界人民嚇跑？現在經濟建設講求效益，也有個政治效益問題吧，而且比經濟效益更加重要呢，因為它涉及第三世界的走向，人類的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