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走自己的路的人
我同蕭乾於一九五四年結縭。婚後三年多，他就惹下滔天大禍：為了民主自由，自一九五七年七月起受到嚴厲批判和鬥爭；一九五八年四月，正式畫為右派。
二十多年來，我同他一道經受了那段苦難的歷程，也看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改正」－－真正摘下了使他低人一等的右派帽子，在老年，重新拿起筆來。
出生蒙族貧民家庭
蕭乾於一九二０年一月二十七日(清宣統元年臘月十七日)出生在北平一個漢化了的蒙族貧民家庭裡，是獨子，原名蕭秉乾。父親守過東直門，在他出世前一個多月逝世。母親吳氏是漢族，為了供他上私墊，曾傭過工，貧病交迫而死。以後由堂姐撫養大。
一九一九年，插班入崇實小學三年級半工半讀。織過五年地氈，還送過羊奶。一九二六年暑假期間在北新書局當過學徒，那是他同新文藝最早的接觸。
北新是五四運動後期帶點同人性質的新型出版社，出過魯迅、周作人、劉半農、江紹原、徐祖正的作品。蕭乾除了擔任過校對外，並被派往紅樓北大圖書館，從報刊上抄錄吳稚暉的論文和徐志摩譯的曼殊斐爾短篇小說，編成單行本出版。
蕭乾從未對我具體談過他曾受那個外國作家的影響。他總說：閱讀古今中外的作品，就像吃飯。吃下去之後，變成營養。你無法說那部分熱量是來自那些食品。但我知道，他從十六歲就愛上了曼殊斐爾這位紐西蘭女作家的小說，並且為之哭濕過書頁。
一九二八年還差半年就高中畢業時，他因參加學運被開除，就隨友人趙澄出走廣東汕頭，在一家中學教國語，推廣普通話。他的長篇小說「夢之谷」寫的就是這個時期在南國的一段初戀。
轉年夏天回到北京，人燕京大學國文專修班。三０年考進輔仁大學英文系。在校期間，幫美國青年威廉．阿蘭編輯了英文「中國簡報」(China in Brief)，這是用英文所做的有關新文藝的最早的介紹。因為寫沈從文訪問記而與這位小說家結識；又因學業優異受系主任(美國聖本篤教會神父)重視，當了他的助理，代改英文卷子。
擅寫旅行通訊
一九三二年八月到福州，在英華中學教國語，在那裡，台灣的葉明勳先生曾經是他最要好的學生。轉年重返北平，為了當新聞記者，轉到燕京大學讀新聞系。他說過，由於他是文學與新聞之間的兩棲動物，所以大學畢業論文的題目是「書評研究」，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從燕京大學畢業後，七月進了天津「大公報」，編副刊兼寫旅行通訊。後來又隨大公報去上海和香港，始終負責副刊及旅行通訊。他曾報導過魯西及蘇北的水災，以及滇緬公路的修建。
一九三九年受倫敦大學東方學院聘請，去英國教書，同時兼大公報記者。五十歲以上在重慶住過的人，大概還記得他寫的關於倫敦大轟炸以及西歐戰場的通訊。
一九四五年，他赴舊金山採訪了聯合國成立大會、波茨坦會議以及其後的紐倫堡審判。可以說，他經歷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並留下至今仍為人廣泛誦讀的通訊。
蕭乾抵英後不久，就結識了英國作家愛．摩．福斯特。在福斯特和唐詩的譯者亞瑟．魏禮的介紹下，他於一九四二年赴劍橋大學皇家學院當研究生，專攻心理派小說。導師是瑞藍茲。他正撰寫碩士論文時，大公報社長胡霖勸他放棄學位，專門從事新聞工作，在第二戰場開闢時當戰地記者。
蕭乾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回國，除繼續做新聞工作外，兼任上海復旦大學教授。一九四八年隨大公報赴香港，一九四九年以後定居北京。他先後任「人民中國」英文版副主編、「文藝報」副總編輯等職。一九五八年四月至一九六一年六月曾去唐山柏格莊國營農場，一九六九年九月至一九七三年三月又去湖北咸寧五七幹校，從事體力勞動。現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蕭乾的作品以短篇小說及旅行通訊為主，而後者在數量上更大一些。他早期的「籬下集」和「栗子」中，不少是描寫孤兒寡母所過的寄人籬下的日子。從中最能看到他童年的身影。
三０年代，沈從文說他的作品「生氣勃勃，勇敢堅實」。李健吾說，蕭乾的小說「用的雖然是簡短的篇幅，表現的卻是複雜的人生」。
作家型的記者
八０年代，評論家毛承志說他「擅長用廣義的「矮簷」這類小題材來寫大題目」，並說他「描寫的真切往往和構思的樸素分不開。他不阿諛，也不誹謗生活；他願意把生活中一切美的、合乎人性的東西顯示出來，同時也不掩飾它的醜陋。」
散文家鮑賽說他在描寫生活時「既不是施捨似地投去若干溫情，更不是從旁冷漠地觀賞。他好像是在現身說法，是在傾訴著自己的哀怨。每一個形象都刻畫得異常生動、充實，不給人以隔靴搔癢之感。」
最近，江蘇人民出版社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分別出了兩本同名的書：「作家型的記者」，其中都分析了蕭乾四十多年前所寫的有關國內外的通訊。一九七九年以來，一再出單行本或被編入選集。
字裡行間閃爍機智幽默
評論家和穆熙說他的報告文學「不僅有顯著的時代標誌，而且同時具有明顯的個人印記。他那以北京話為基礎的洗煉的語之言可以朗朗上口，敘事狀物明快簡潔，可以從中國古典文學中找到它的淵源。這一切又構造了它的民族風格和氣魄，字裡行間不時閃爍著的機智幽默，更加深了他持有的個性色彩。」
此外，他還寫了大量的散文、雜文和文學短論：他把散文分為三部分：一、感覺與印象。二、懷友。三、自剖。他從一九三二年就開始寫自我解剖的文章。懷友部分，可以看到他從三０年代以來同楊振聲、巴金、林徽因等人的文學交往。
四０年代他在英國曾專攻喬伊斯．勞倫斯、維吉尼亞．吳爾夫和福斯特，並成為福斯特的至友。他很喜歡吳爾夫和福斯特的作品，卻認為對中國來說，喬伊斯那種近乎文字遊戲的寫法是條死胡同。
他主張各種流派的作品都應欣賞，但要走自己的路。他堅決反對去壓制或禁止年輕人在創作上的探索，因為五四以來，中國文學界從不是故步自封的，應該允許對現實主義進行挑戰。
對台灣文學極為讚賞
一九七九年以來，他的創作及翻譯大多陸續再版。由於翻譯了易卜生的名劇「培爾，金特」，一九八四年他應邀訪問挪威，受到國王奧拉夫五世的接見。一九八六年在北平接受挪威政府勳章。
這些年，他曾出國七次，在美國耶魯、哈佛、康乃爾、威斯康辛、紐約等大學講過學。他是一九七九年首次在美國愛荷華與台灣作家相見的大陸作家。後來又於八三年和八五年在新加坡國際華文文藝營中與台北來的作家聚會，每次見面都熱烈擁抱，處得親密無間。
七九年訪美歸來後，他是大陸上最早介紹並提倡研究台灣文學的。對台灣的創作，無論是現代派還是鄉土派，他都熱心涉獵，極為讚賞。他特別喜讀張愛玲和白先勇的小說。
蕭乾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也是充滿戲劇性的。從他的創作生涯看，他始終站在弱者與不幸者一邊，反抗強權。他熱愛中華民族，熱愛民主自由。在文學方面，他反對教條八股，認為文學只能是情感與想像的產物，不應成為宣傳工具。
三０年代初期還沒走出校門，他就為自己設計了一條生活道路：通訊記者生涯，累積創作素材。他反對抱著政治手冊來創作。
出國訪問之際，當有人對他二十二年的沉默表示惋惜時，他回答說：「在鼓勵說謊，甚至只允許說謊的年月裡，被奪去手中的筆有什麼不好呢？」他認為一個用筆桿工作的人，倘若不能寫出心坎上的話，還不如當隻寒蟬好。
五０年代以來，一場運動接一場運動，每場都有一批指定批判的活靶子。蕭乾最感到欣慰的是，包括胡風在內，他沒違心地寫過批判誰的文章。
他從不宣布創作計畫，總是寫成並認為可以了，才算數。我知道他還有不少要寫的東西，我只希望過兩年就滿八旬的他，能多寫幾年。我自己也正為了做到這一點，在盡力照顧著他。他的回憶錄快要脫稿了，從「未帶地圖的旅人」這個題目，可以看到他對生活和創作的態度。
我和蕭乾的文學姻緣
一九三五至三六年間，我大姐文馥若(又名文桂新)以修微的筆名寫了三篇小說和隨筆，從東京寄給「國聞週報」。不但都發表了，還收到編輯寫來的熱情洋溢的鼓勵信，這件事無疑對我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後來聽姐姐說，「大公報．文藝．」是年輕的作家兼記者蕭乾主持的，「國聞週報」也由他兼管，說不定那封信也是他寫的。唸高中時，又讀蕭乾的長篇小說「夢之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再一次聽到蕭乾的名字是一九五三年初，我已經由大學外文系畢業，在出版社工作了兩年半了。一天，編輯部主任突然跑進我們的辦公室來說：「蕭乾調到文學出版社來了，但他正在修改一部電影劇本，暫時不來上班。如果有什麼稿子想請他加工，可以通過秘書送到他家裡。」
因譯作與蕭乾結緣
我提請蕭乾加工蘇聯小說「百萬富翁」的中譯文。此書當時社會上已有了三個譯本，這是第四個了。譯文生硬，在校對過程中，不斷發現不通順的句子，校樣改到第五次還不能付梓。雖不是我發的稿，我卻主動承擔了在校樣上逐字校訂的任務。
五０年代初，很多蘇聯作品都是像這樣根據英譯本轉譯的。改完後，仍不滿意，因為原來是直譯的，詰屈聱牙，儘管下了不少功夫，我只做到了使譯文「信達」，以我那時的文字功底，「雅」就做不到了。
十天後，校樣改回來了，我琢磨了許久都未能改好的句子，經蕭乾校訂後，做到了融會貫通，甩掉了翻譯腔，頗像創作了。這麼一來，這最後一個譯本，才真正做到了後來居上，超過了前三個譯本。
按照制度，校樣得退給校對科，我便把原文和原譯文以及蕭乾的改動都抄下來，研究該怎樣校訂和潤色稿件。後來聽說蕭乾終於上班了，就在我們的樓下辦公。
一天，我捧著蔣天佐譯的美國作家傑克．倫敦的「荒野的呼喚」，並帶上原書，去向蕭乾請教一個句子。那是再版書，譯者不肯照我的意思改。我不認識蕭乾，所以是請和他同一個辦公室的郭姓華僑介紹的。
蕭乾的答覆是，這個句子原意含糊，我提出的修改意見有道理，假若是我自己翻譯，完全可以這麼翻。但譯者願意那麼譯，也不能說他譯錯了。這不是黑白錯，屬於可改可不改的問題，既然是別人譯的，以不改為宜。
在認識蕭乾以前，我常常以自已十九歲時能考上競爭性很強的清華大學，在校期間成績名列前茅，走上工作崗位後，對編輯工作也能勝任愉快而沾沾自喜。但我瞭解到他的生涯後，常常以他在我這個年齡已做出多少成績來鞭策自己。
編輯工作的質量和數量，很大程度上要靠本人的自覺。一個織布女工在機器前偷懶，馬上會出廢品，一個編輯加工稿件時馬虎一點，毛病就不容易看出來。
陣地式譯法
倘若說，和蕭乾結婚以前，我已經以工作認真努力獲得好評的話，在他的影響下，文字也逐漸變得灑脫一些了，好幾位有名望的譯者都對我加工過的稿子表示滿意。
蕭乾說，倘若他有心搞翻譯，四九年至五四年之間，有的是機會，但白天累了一天，晚上想聽聽音樂，休息休息，不願意再熬夜搞翻譯了。
我們結婚後，他在我的帶動下接連譯了三本書：「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和「好兵帥克」。
「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印了八十萬部，還由商務印書館(大陸)出版了英漢對照本，其他兩本也都曾再版。不少人稱讚「好兵帥克」的譯筆，說文字幽默俏皮，表達了原著的風韻。
蕭乾告訴我，自己是游擊式的。就是說，並不抱住一位作家的作品譯。但他更尊重陣地式的譯法，比如譯契訶夫的汝龍和譯巴爾扎克的傅雷。這麼搞翻譯，對作者理解更深，譯時也更貼近原作。
反對死譯和硬譯
他反對死譯或硬譯，認為譯文學作品，首先要抓住原作的精神。如果原文是悲愴的，譯出後引不出同樣感情，再忠實也是不忠實。
一九五七年七月他開始受批判，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他的右派問題得到改正，這漫長的二十二年，對國家和個人來說，都是困難重重，談不上什麼成績。五八年四月他到唐山柏各莊農場勞動去了，前途渺茫，但幸而我能繼續留在出版社工作，儘管多次搬家，總比流浪到外地要強多了。
蕭乾的最大志願還是搞創作，沒有條件從事創作時才搞翻譯。六一年春天，我聽到一個可靠消息，說要把他從農場調回來翻譯菲爾丁的「棄兒湯姆．瓊斯的歷史」，便作為一條特大喜訊，寫信告訴他。他的反應之冷淡，使我大吃一驚。他在回信中寫道：「我對翻譯這部小說，興趣不大。」
他是最早調回來的一個，後來從其他人的工作安排中，他才知道能夠搞翻譯，算是最可羨慕的了。
嚴守文學工作
八０年在香港回顧這段生活時，他是這麼說的：「我從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以後，……以為自己從此不能再搞文藝了，……沒想到還會有今天！當時要不靠那點外文，也許早就賣醬油去了。真的啊，五七年以後，重新分配工作時，不少人改了行。我始終沒離開文學工作，只是從創作退到翻譯，靠的還是懂得點蝌蚪文吧！」
六六年以前，向我約稿的還真不少，蕭乾常勸我少攬一些，我說我是「有求必應」，練練筆也是好的。熟能生巧，五０年代初期我譯「日本勞動者」時，曾五易其稿；十年後，蕭乾在農場期間，我為「世界文學」雜誌突擊翻譯的「心河」(宮本百合子著)、「架著雙拐的人」(遠藤周作著)，都是一遍定稿，連底稿都未來得及打。
最有成果的時期
當然，蕭乾回到北京後，我又產生了依賴心理，總想請他潤色一遍再送出去。他也常說：「我這輩子就準備給你當ghost了。」指的就是做些沒沒無聞的工作。
一九七九年二月，情況變了。對我們二人來說，這段歲月是最有成果的時期。儘管這期間我們各出了七次國(六次是一起去的，另外，他單獨去了一次美國，我單獨去了一年日本)，他還動了大大小小五次手術，他卻把舊作全部整理出來，由幾家出版社分別出版。另外新寫了幾十萬字，大部分是由我謄清的。
其實，外面不難找到抄稿者，費用也不高，但是如果讓別人抄，就得注意把字寫得工整，免得人家認不得。這樣，思維就受到限制，效率也會降低。不論他寫得多麼潦草，我都能辨認，而且總能找出一些問題，他說我有看家本領。
他常念叨要跑好人生這最後一圈，我也感到驚訝，想不到他還真有後勁。在美國的小兒子多次勸他把自己看作一個提鳥籠逛公園的老人，做工作是饒的，不做工作是應該的。但我不能想像一個頭腦完全靜止下來的蕭乾。他固然也去公園散步，打打太極拳，那都是為了更好地寫作。
近幾年我才譯了幾部真正有藝術價值的日本作品，如泉鏡花的「高野聖僧」，幸田露伴的「五重塔」等，但不再給他看了。我寫的隨筆、評論、序言等，則仍請他寓目。
三十幾年來，我不斷地向他學習寫作方法。我沒當過記者，但我知道他最反感那些對他一無所知的採訪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至一九八六年六月，我隻身重返日本東京，研究日本文學。
夫妻合作無間
一次，香港「文藝」雜誌約我寫一篇遠藤周作訪問記。我事先把幾家圖書館所藏的二十幾本遠藤的作品全看了，想好了問題，按照電話裡約定的那樣只採訪了一小時，便寫出一篇三千字的訪問記「早春東瀛訪遠藤」，編輯部一字未改地予以發表了。
我們二人最喜歡用的字是「team work」(合作)，每逢我們一方有了緊急任務，就共同協助完成它。老三桐兒還沒正式學英文就聽懂了這個字。他小時看見我成天伏案工作，就說：「我長大了，當什麼也不當編輯，太苦啦！」他確實沒有當編輯，然而如今在美國費城，還是經常作畫到深夜。
我有時想，倘若孩子不是生長在這麼個環境下，而耳聞目染的是賭博、吸毒，他會成長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呢？我有時兩三點鐘才睡，蕭乾則習慣早睡早起，我幾乎剛躺下，他已起床到書房去寫作了。
大象與大綱
一九三四年，蕭乾在「我與文學」一文中說：「寫文藝思潮，得請文學博士。然而寫人生的，卻什麼也不需要。」說明他老早就有意識地不想去鑽文藝理論。
然而在談書評寫作時，他首先強調書評家必須是「一個好人，正直、有心肝的人」，認為「一個生性刻薄奸詐的人為商必賣日貨，從軍必開小差，寫書評也無法不冤枉作家、委曲作品。一個自信良心未喪的人，若還貪愛智慧、擁護真理，就可以走向世界各角。書評自然也需要他。」
他認識一些熱愛文藝的青年記者，他們多為個人愛好與職業的矛盾而苦惱著。他認為關鍵在於擺對主從關係。「一個新聞記者的首要職責，當然是報導。他不能為了個人愛好而犧牲本職工作。」
他很重視散文，把散文比做繪畫中的速寫。散文底子厚了，寫小說時質量就會高些。他在欣賞大幅繪畫時，常去琢磨一些細部。
一九八七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講「現代主義與中國」時，他說：「我自己是個保守派，但不是個頑固派。在寫作技巧上，我既保守，又有好奇心。保守：我從三三年開始發表作品，我在寫作內容方面，基本上還停留在「文學研究會」的階段，即從有益於人生出發，旨在反映社會現象。儘管我在開始寫作時，認識許多京派大師，我不認為自己有過唯美主義傾向。」
一九五六年春天，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聲中，他寫了一篇文學寓言，題名「大象與大綱」，描寫一批勞動模範到北平來開會。一個工人去逛動物園，迷上了那裡的大象。回到大連原單位後，黨委佈置一次報告會，並事先把他們召集起來，要每個人都說一遍乾巴巴的政治八股。這個工人自然也照辦，講得自己憋氣，別人聽了也不痛快。
忽然他扯到了大象。「從那以後，他的眼睛睜大了、亮了，臉上的筋肉也活動起來。他揮動起胳膊，比這比那的，他那些熟稔的驚嘆詞兒也回來了。用書籍來打比方，剛才他說那些大道理就好像是書前的 「出版例言」，現在正文才真正開始。」
在寓言末尾作者寫道：「大綱正如寫作上的主題思想，就像種籽。我們不能端著一盤種籽對客人說：「看哪，請賞花吧！」要是客人掉過腦袋去，那也怪不得他們；不論盤子裡的種籽多麼地道，它總歸沒有香味，也沒有色澤。
「大象當然是十分不夠全面的，用肉眼看到的東西，時常就不很全面。大象只是一個花蕾，或是一片花瓣。然而它畢竟經過了感覺的滋潤，給想像的陽光照耀過。在情感的土壤上扎下了根。它能叫大綱閃出光彩，正如花朵能叫種籽放出光彩。而大綱呢，它卻不能代替大象，正如種籽不能代替花朵一樣。
「如果已經成長了花蕾，再去縮成種籽，那就更痛苦，更傻，更冤了。」
蕭乾就是這樣同文藝上的教條主義進行辯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