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讓世界按下了暫停鍵，法院審理也同步暫停。司法院定調：若非緊急情況，全台灣法院暫緩開庭至三級警戒結束，一年握有國家200多億元預算、收案335萬件的司法機器，大部分的對外服務竟戛然而止。
我必須坦承，過去一年真的太安逸了，疫情爆發時，完全措手不及！」司法院資訊處長賴武志才放下電話，懊惱說著時，鈴聲又響起，全是各地民眾與基層法官來詢問，要如何遠距開庭？
一般人一輩子都沒想要走進法院，但其實，舉凡買房契約公證、車禍調解，甚至夫婦想裁判離婚……，如今，恐得再等等。
偏偏現在有許多關係人眾多的重大案件也在排隊。例如已進入審理階段的太魯閣事故案，一開審，動輒百名的關係人及家屬，怎能不「群聚」？
「我手機拿起來按一下，就開始視訊，這聽起來很棒，是不是？」雲林地方法院法官王子榮坦言，利用視訊開庭的雲端法院，被視為疫情下的解決之道，但仍難題不少。
難題1〉場所安全不能犧牲
以深陷疫情的美國為例。去年開始大量使用視訊開庭，在一場家暴的聽證會上，助理檢察官戴維斯（Deborah Davis）發現鏡頭的另一端，被害人面有難色，同時，被告的眼神不斷向畫面外飄去，原來，他們根本就在同一個空間裡。
也因此，遠距開庭，確保關係人不相互干擾、不受到壓力脅迫的「場所安排」，成為一大難題。
對此，台灣法院的作法則是，為降低審理時的干擾，讓證人進行視訊開庭時，得以就近前往當地的法院開訊，例如台東開庭，住在台北的證人可以在台北的法院以視訊「出庭」。
不過，在審案時，原本對於面對面感受得到的，當事人肢體語言、口吻、情緒波動、眼神閃爍……，透過鏡頭，能否還能精準判斷？亦是一道課題。
難題2〉數位工具仍有限制
在匿名的法官論壇上，就有人質疑，由於民眾家中的鏡頭設備與網路頻寬未必穩定，一旦審理中，畫面延遲、中斷，都是問題。
王子榮就以自己的經驗為例，視訊審理時，往往在進行證物、法條、文字記錄描述時，會出現乍聽下有點滑稽的對話：「法官，你說的是哪裡？」「可以再拿近一點嗎？」這些實際存在的荒謬現象，不但折損了開庭的流暢度，也可能進而影響審理的信度和效度。
賴武志解釋，有別於一般企業的數位轉型是由上而下（top-down），司法場域講求法官獨立性，資訊部門只能從旁協助，提供工具，無法要求法官要數位升級。
另外，在考量隱私、資安下，司法院只開放特定裝置，如公發的平板電腦，讓法官可以透過VPN（虛擬私人網路），連上法院的資料庫後台。偏偏現階段3C產品大缺貨，司法院也只能先搶到200台，分送到台北地方法院、台灣高等法院。
難題3〉城鄉差距不可忽視
走出雙北，問題更嚴重。例如雲林地方法院有約30位法官，但視訊設備只有三套，其中兩套還是向外商借而來的，王子榮苦笑說：「現在我要手刀搶名額，也不一定搶得到！宛如搶演唱會門票。」
在視訊平台的選擇上，司法院資訊處從去年開始嘗試一系列平台，但一波三折，多數系統都因各種考量而被三振出局。
像是Zoom，就因為擔心資安外洩到對岸而放棄；微軟的Teams，因為民眾覺得操作複雜，這對於常上法院的70、80歲銀髮族，更是一大阻礙，因而也宣告終止；至於Google Meets，因為得有註冊帳號才能使用的，也不予考慮。
後來，直到找到了無需註冊、網頁就能開啟，由台廠訊連科技開發的「U會議」，搭配同步錄影軟體，解決方案才塵埃落定。
在硬體部分，司法院民事廳廳長李國增表示，司法院已陸續趕工安裝，8月底前，全台灣每間法庭，都將有一套視訊系統。
「我們的目標是九成以上法官，在疫情結束前，都會至少開過一次視訊法庭，」已經從事法官工作將近20年的賴武志形容，這對他們這輩結訓時拿著公發的行李箱，常常裝滿一車子卷證回家讀的法官而言，數位化、視訊開庭，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洗禮」。
一場疫情迫使世界變革，雖然6月18日立法院通過了特別條例，為視訊開庭亮了綠燈，司法系統仍有許多制度與人性的考量，不過法院的數位轉型，終究勢不可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