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十年,台灣經濟快速起飛,當時擔任中央研究院評議員的李國鼎先生卻扎到社會隱然的病脈,提出「第六倫」的概念。
李國鼎認為,傳統的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五倫是規範個人與特定人的行為,已不足以因應工商時代日趨複雜的人際架構。他倡導「群己」倫,期將私領域的權利、義務與期待,推展到「非特定人」的公共領域;鼓勵大家從利己出發,擴大成利他的普世精神。
儘管引起熱烈討論,「第六倫」的活動卻仍停在紙上談兵的階段。二十年後的今日,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及國際扶輪社第三五二○地區等兩大社團,決定要將「尊重生命、服務利他」的薪火傳承下去。
有鑑於社會脫序、人心冷漠,他們在去年底發起「播撒愛心的種子——反冷漠運動」。
《聯合晚報》副董事長張作錦感歎,過去社會改革活動多屬曇花一現,不外乎是因為大眾沒有參與感與不能持久。他回憶,多年前聯合報曾打算登出「第六倫」的專刊,但因一位黨國大老以「違逆倫常」的反對作罷。「但這一次,反冷漠運動還是要做的,」他語氣堅定地指出。
但冷漠的根源在哪裡?要怎樣做才能改變人心,讓社會更溫暖和諧?
前財政部長、愛心第二春文教基金會董事長王建?指出,冷漠的根源在於政治亂象。從政壇鬥爭、政客逐利,到執政政府「旋轉門」式的首長更迭,都加深了民眾對公共事務的無力感。
要消弭冷漠,應從教育選民做起。「選民應把眼睛睜大,把好人選出來,讓好人出頭,讓國家在一夕間改變,」王建?說。
他指出,在資本社會強調財富累積,彰顯個人心態下,人為了物質的滿足可以花大錢,卻吝於做慈善捐獻。但他發現,物質最匱乏的人,如市場撿菜葉的婦人、擺地攤賣成衣者、平日省吃儉用的老榮民,卻願意捐出兩百萬元讓基金會在大陸設立希望小學。「錢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他呼籲人們深思這個問題。
對作家侯文詠來說,冷漠不是一個極點,而是新的認同之前的等待。在資本主義社會,人因追求最大成就與報酬所以競爭。但當這樣的價值核心被過度誇大時,會失去人的認同。「大家都在等待新的價值」,他說。
侯文詠建議,復興文化正是用來彌補資本主義核心的缺失、建構新方向的辦法。如在台北市選戰時間,馬英九面對李前總統的批評,都以「老人家的話、晚輩應該尊重」來回應,用文化語言來回應政治語言。侯文詠認為,「文化可以參與政治,文化不一定會淪落為政治的打手。」
身為「五年級生」,侯文詠難以忘懷幼年時擠在鄰居家中觀看登月轉播時的感動。那個年代,瀰漫著世代交替的焦慮,但更多的是對未來的好奇與希望。現今的「七、八年級生」,面臨的則是截然不同的挑戰:有太多可以選擇反而不知要如何抉擇。
他建議年輕人,人能給予,生命才能得到最大的豐盈。「人要來學習、享受關心和給予的快樂,」侯文詠說。
有效推行反冷漠運動,需要從國民的性格去尋找連結的力量。由於華人社會習慣透過集體行動來建立共識、造成影響,台大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院研究所教授徐木蘭鼓勵民眾從參加優良的義工組織做起,將生活中20%的時間用在慈善活動上。
個人有小愛,社會有溫暖
《遠見》雜誌社長高希均教授建議,每人可視個人情況固定捐獻一部分薪水與安排時間做義工,也可想出有創意的辦法來減少人際間的冷漠。釜底抽薪的辦法,則是人人自許作一個有同理心、敏感心的文化人。
唯有感受他人的苦難,才有動能對「陌生人、大團體、社會與地球村進行互動,」高希均說。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陳長文同意,不冷漠應從個人擴大,其中關鍵在主政者是否能風行草偃、由上而下的推動。他舉例,甫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前總統卡特在卸任後利用他的國際影響力,進行人道關懷工作,這種胸懷很了不起。「如果我們的政治人物,有這樣的期許,會造成很大的激勵,」陳長文說。
陳長文補充,也許大部分人覺得自己的善行微不足道,但是全民如果一齊參與,就能積聚改變的力量。「小愛連在一起就是大愛。每一個人有小愛,社會就有溫暖,」陳長文勉勵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