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千萬不要找念音樂的女生當女朋友，這些女生每天都在練技巧，沒有時間動腦筋。而且個性嬌貴、難養，絕對不是當賢妻良母的料。」當下，我並沒有很在意這種說法。只是直覺地想像，這個男生的戀情或許很曲折。（本文摘自《隱性反骨》一書，作者為李忠憲，以下為摘文。）
科系間的偏見根深蒂固
資訊科技革命之後，許多專業的知識，都在網路上唾手可得，不再是少數人可以獨占某個領域學問的時代。基本上，傳統的專業圈地壟斷的現象，已經被打破了。但是鄙視專業的程度，也變得相當可怕。這種鄙視、偏見，有一部分是來自於許多影集喜劇，刻意放大、諷刺專業理工宅男的刻板形象而來。這些劇情的笑點，大致聚焦於三項主要的批判：理工出身的人，一定缺乏日常生活的知識；只懂得高深的數學或物理理論；對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根本一無所知。
我自己就是理工出身，一開始不知道為什麼要念理工，只因為年少輕狂，違抗體制，不肯從俗學醫，於是就踏上這一條不歸路。如果我沒有去德國留學、念書，一輩子只接觸過台灣的教育體系，那麼對於許多人事物的偏見，真的難以消除。例如，念最頂尖學校的人才最偉大；考最高分的學生才最聰明；男生的數理能力比女生好；數學程度不好的人才會去讀社會組。諸如此類，各式各樣的偏見，深植在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環境和家庭社會當中。尤其在台灣這樣一元化學校教育的環境中，總是認為讀人文的人，數理能力不好；念理工的人，缺乏人文素養。再加上許多政客、官僚，滿嘴都是偏見，不僅有科系、性別，更有種族的歧視。
當年我們一群人，一起從台灣搭飛機到德國求學。記得有一次聊天時，有個男生有感而發、告誡大家：「千萬不要找念音樂的女生當女朋友，這些女生每天都在練技巧，沒有時間動腦筋。而且個性嬌貴、難養，絕對不是當賢妻良母的料。」當下，我並沒有很在意這種說法。只是直覺地想像，這個男生的戀情或許很曲折。他說不定曾被女友拋棄，而其中的一位，應該就是學習音樂的漂亮女生。
最近，突然又想到「不要找念音樂的女生當女友」的這段話。在我長跑活動的過程中，針對這種說法，進行反芻、思考後，覺得它實在沒有什麼道理。音樂的學習，應該包含欣賞、練習、演奏、創作等過程。沉浸於音樂的世界裡，應該不只是像練習演奏樂器般，一種手指和頭腦兩者之間的單純互動而已。
念音樂科系的朋友曾說過，他們經常在鋼琴前面一坐就五、六個小時。練琴所花費的時間和精神，跟跑完一場馬拉松相比，其實相差不多。所以，在那種像跑步一樣的漫長過程中，一定也適合用來進行內心的對話——想像事情、思考各種問題。若依照這同樣的邏輯，學理工的人不管是應用了什麼高等數學推導出理論，或是一天十幾、二十個小時都在設計演算法和寫程式，到底又動了什麼腦筋？思考了什麼？長期下來，或許還真的會喪失掉與人互動、溝通的能力，而變得只能跟自己的電腦溝通。
無論是學理工或是人文，同樣都在探索世界。理工與人文，究竟有什麼不同？理工領域所面對的問題，通常比較具體、簡單，一般不牽涉到十分複雜的人、事、物，需要控制的變數較少。因此，有許多理工的問題，都能搬進實驗室裡掌握並重現；提出的理論，也可以重複驗證。如果不慎犯下錯誤，影響的層面一般不大。後果頂多就是計畫失敗，研究方向沒有前途，或是拿不到未來科研經費的補助，導致整個研究團隊失業，就如此而已，還不至於影響到社會大多數的其他人。所以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人員，對於研究議題所秉持的態度，常常可以「大膽假設」，再慢慢「小心求證」。
人文領域則不然。社會科學的問題，通常較為錯綜、複雜，牽涉的因素環環相扣。在人、事、時、地、物中，只要有一項參數不同，結果往往就迥然不同。大多數的決策，根本無法完整模擬，沒辦法重現整個決策和影響的過程，最終結果更是難以預測。很多決策和執行，只是抉擇和承擔的問題，甚至事後進行省思、檢討，也難以區分何者是導致失敗或促成成功的關鍵決定因素。只能透過學識與經驗主觀地揣測、推斷和分析。因此，相同的一件事情，正面陳述的邏輯有理，負面攻擊的邏輯也同樣沒問題。幾乎無法移到實驗室裡重現，客觀地檢驗假設和理論的正確性。
諾貝爾獎得主，也會替戰爭辯護？
全世界的政治領袖，絕大多數都是人文出身，鮮少來自理工背景。許多人在探討政治領袖的出身背景，到底是理工好，還是人文好呢？我認為純粹由理工教育所培育出來的人才，不見得比人文背景出身的人更適合涉足政治事務。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許多德國學者發表了一份宣言《告文明世界書》，為軍國主義發動的戰爭辯護，包括馬克斯．普朗克（Max K. E. L. Planck）和威廉．倫琴（Wilhelm C. Röntgen）。這些包括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的自然科學家，雖然在自己領域內的貢獻，造福了全世界，但是外溢出的影響力，也危害了全人類。這是德國軍國主義的濫觴，來自於一群理工思維的傑出科學家所共同促成的。
我們這一代所接受的教育訓練方式，因為黨國至上，再加上白色恐怖，大多數書讀得好的人，不是選擇學醫，就是念工。填鴨升學主義至上，造成夜以繼日的苦讀，加上就業後焦頭爛額地工作，導致這群人埋首於自己的專業領域中，而無餘力關心周遭的事情。反正在單一價值觀念下的台灣，只要念的是第一志願，就永遠都是知識分子、社會菁英，就自我感覺良好，甚至目空一切，不可一世。至於自己到底是否與時俱進，有無關心國家社會，或者有沒有被政治霸凌自己的專業，根本都無所謂。
雖然德國也飽受民粹主義的傷害，但是大部分的德國人常常閱讀書刊，關心國家社會事務。在台灣則因工作壓力太沉重，除非自己想得開，否則自然科學的專業人士，大多沒有時間閱讀與自己專業無關的書籍。平日可能連睡覺時間都嫌不夠，能看看報紙就算很不錯了。如果再看點軟性休閒的書刊、雜誌，就覺得過於奢侈，更別提什麼嚴肅、生硬的內容。在這樣的背景下，不少菁英分子就變得很傲慢，又缺乏人文素養和社會關懷，沒有自由、民主、人權的基本常識。
在柏林留學、研究時，身邊不乏理工科背景的同事，除了專業的工作外，也同時擁有許多個人的嗜好。像柏林那樣可以營運許多音樂廳、歌劇院和博物館，就是仰賴如此有內在素養的國民才能支撐。而且他們普遍都關懷或積極參與社會公民運動。想到自己在德國只能算是一個極普通的國民，在台灣竟然屬於少數的異類分子，不免覺得很悲哀。
在現代世界中，社會科學出身的人，需要具備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而念自然科學的人，則必須具有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特別是身為領袖或政治人物，我覺得應當是一位終身學習且具有跨領域知識的通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曾於1919年在慕尼黑大學發表篇名為〈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演講，他提到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是政治家需要滿足的重要特質。這三個要件和從什麼領域出身，根本沒有關係。
我們到底會成為怎樣的人，專業當然有影響，但關鍵的決定因素，還是在於個人，而非自己所學的專業為何。
